柏拉图与孔子所论“政治家技艺”之比较（下）（2005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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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方面政治家的技艺是演讲术，包括修辞的技艺以及驾驭演讲和说服的技艺。“极富感染力的的演讲术，它能说服人们公正行事，并且能帮助国王真正正确地掌握国家的航向”。（《政治家篇》第107页）政治家作为人治典范，演讲术是其个人素质和个人魅力展现，而且，也是在最优的政体形式下，推行行政命令和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以演讲的形式表达政治家和统治者的政治思想，也是对“王政”政治下民众自愿服从的回应。 第五方面政治家的技艺则是军事才能。政治家和统治者应有指挥才能和懂得军事策略，“能够和知道如何促使我们做出进行战争或创造和平决策的技艺”。（《政治家篇》第110页）在希腊城邦政治中，国与国的关系也是政治的重要内容，现实利益和政治理念不同，以及外族对希腊民族的威胁，使得单个的城邦并不安全，政治家仍有一个职责，那就是“决定将军去作战还是尽可能去议和”，军事技艺，对于政治家来说，并不可少。 第六方面的也是最难做到、最为重要的，则是“将美德的不同方面和对立部分统一起来的联结的技艺”（《政治家篇》第122页）。正因为其难而重要，所以《政治家篇》视其为“神赐”的，是极为完美的，政治家对其下属“永远不要使节制的品质与勇敢的品质相分离，要通过共同的情感、荣誉、名望以及相互间作出的誓言把他们编织在一起”，“然后把国家的事务交付给他们去共同管理”（《政治家篇》第124页），如果政治家拥有了这样的政治技艺，一个理想的社会也就形成了，正如《政治家篇》终篇所言，“把具备勇敢品质和节制品质的人网罗到一起，用相互的和谐与友爱把他们团结起来，一件政治生活公认的尽美尽美的织品就完美地织成了。在每个国家中，所有的居民无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都有会被子编织在其中，连接成一个整体的结构，由政治家统治他们并主持大局，以保证每个国家的居民都能在没有任何失误的情况下享受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政治家篇》第125页） 如前所述，《政治家篇》所论政治家的技艺大致有六个方面的内容，之所以细分成六个部分，是为了分析的方便，实际上，柏拉图也许并不认为政治家的技艺是如此分割的支离破碎，这对话录是以两人的论辩展开，逐步深入的，所以越到最后，越能显示出政治家技艺的整体性，“对国家而言，所有提供工具的手工艺，不分大小，我们都应当视为是辅助性的技艺，缺少了它们，国家和政治家的才能都将不复存在。”（《政治家篇》第73页）。好在在对话中，论辩曾经把政治家的技艺分成了主要的技艺和辅助的技艺两部分，我们不妨以此入手，把上述技艺视为辅肋技艺，正如论辩提到的，“国王的技艺是一种特殊的技艺，是我们从所有的技艺中甄选出来的一种具有判断和权威性质的技艺”，而且“这是一种超越了无生命之物和有生命之物的权威的技艺，于是我们就接部就班的一直划分下来，从未脱离技艺的观念”。（《政治家篇》第84页）但是，最终的，我们仍必须回到柏拉图《政治家篇》的本意上去，来说明政治家的技艺到底为何，柏拉图在行文过程中，已点明了主题，即“真正的国王的技艺不应当是行动本身，而应当是统治那些能够行动的技艺。国王应当知道什么时候是和什么时候不是该把决定国家命运的最重要的措施付诸于实践的适当时候，其他的技艺将只是执行他的命令而已”。（《政治家篇》第111页）因此，政治家的技艺，是一种综合的、支配的技艺，与其说是内容，不如说其只不过是一种寻求政治技艺的方法和思路而已。 三、《政治家篇》与《论语》所论政治家政治技艺之比较 如前文所述，柏拉图与孔子在诸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在论述政治的技艺方面，他们同样也有着共同的考虑。关于知识、法律、中道之类，都成为他们共同关心的议题，进入他们思考的视野。 关于知识与政治家的关系，柏拉图提出，“真正的政治科学不应该受到任何习俗或者法律的限制而应该完全以理性为准则，真正的政治家则应该贤明、博学、公正、和聪慧，以他的学识进行统治。”（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与柏拉图相比，孔子同样是极其重视知识的。孔子尊学重教，是其重视知识的重要方面，因为在孔子看来，人的知识是从学习中而来，尽管他说过人有“生而知之者，有学而知之者”，但是，他自己也承认，“生而知之”是普通人做不到的，只有古圣王才有如此的资质，包括孔子在内的大多数人仍有待遇于学，才能获得知识，所以，《论语》首篇即为《学而篇》，以尊崇学习的作用和意义。他认为，知识与智慧，与修养的关系极其密切。《子张篇》里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季氏篇》里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 这都强调学习知识在实现“仁”、“智”过程中的重要性。在《论语》中，孔子极言“君子”，仁、孝、礼、智、信，都是君子所应具备的品格，也是从政者必备的道德素质。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仕”，在儒家而言，由知识到修养的训练应该是从政者一以贯之的习惯作法。由知识阶层垄断政治权力，无论是柏拉图，还是孔子，在这一点上，都是他们共同的愿望。由德治而至于人治的孔子政治哲学，引导政治走向专制主义是必然的，而对于柏拉图来说，其政治哲学并不由于他的法治萌芽而先进很多。因为在柏拉图的眼中，关于政治治理，“在统治者是一位直正起作用的艺术家的情况下，主张实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盛葵阳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1页） 知识无疑对人类自身的思想解放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在柏拉图和孔子那里，他们与神的关系仍然是模糊莫明的，在科学和迷信之间并没有明晰的界限。柏拉图固然主张理性，但，他仍然以为在人类自身统治以前，存在一个“克雷洛斯时代”，在这个时代，是神主导着世界。在神放手世界以后，人类则模仿着神的经验来学习统治，“不仅所有的人都在和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个人竞争人类真正的牧主，而且只有他才配得上人类的牧主这个称号，我们必须对他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因为只有他会按照我们塑造的形象照看和放牧人类，关心和管理人类”。（《政治家篇》第48页）在模仿和学习神的统治经验过程中，人类自身才开始觉醒，“首先要把神性的牧主从人类的保护者和管理者中分离出去”，“其次把由人掌控的管理的技艺再进行细分”，“依据的原则就是：是自愿的服从还是还是强迫的服从”。“将残酷统治的管理方式称为暴政，自发的二足动物牧群自愿服从管理的方式称为政治”（《政治家篇》第51-52页）。这样，人类自身的政治治理的模式开始创建并发展。孔子在对待鬼神的态度上稍先进于柏拉图。孔子虽屡言天命，他更多地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在人类政治发展的初端，他同样强调对理想制度的模仿。不过，柏拉图在构建出一个“理想国”，这是从神对人类的统治的模仿，而孔子重视人类自身的经验，认为先王制度是最佳的，而且也是曾经确定存在过的，上古三代的制度是完美的，周代的礼乐制度就是具体的体现。所以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在现实的制度构想中，孔子不同于柏拉图，他完全摒弃了神，主张以“礼”的框架下行政。他也是强调社会各阶层的自发的自愿的结合，即各个阶层遵循“礼”的规范，以中、和的原则组织政治结构，维护政治的稳定与发展。 关于中道精神，体现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则表现为“中庸”思想。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 （《论语·雍也篇》）把中庸之道作为一种至高的境界，来指导处理人际关系、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原则和方法。在《论语》中，“和而不同”、“过犹不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都是与中庸精神相配合的立场和思想；而且，儒家的重要制度——礼乐制度，也是体现中道精神的制度创设，礼是维系社会各阶层制度安排，而乐则体现了一种和谐精神，能感动人心，移化人的性情，进而移风易俗。因此，中道精神是柏拉图和孔子共同处理人际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原则和方法，所不同的是，中道精神更为孔子所提倡，并有孔子后学主要是思孟学派光大，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思维方式。 关于法治与德治方面，孔子则比柏拉图更相信德治的力量。柏拉图认为，“法的统治仅次于活生生的智力统治，因为法律由于其一般性而不可能明智地在所有无限复杂的具体情况下确定何者是正当的：只有在现场的明智者才能正确地决定在当下的具体情况中何者是正当的。”（列奥·斯特劳斯等：《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所以，柏拉图至少在缺少有技艺的政治家的情况下，还相信可以依赖法律，而孔子却始终把法律的作用置之其次。《论语·为政篇》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弄，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一传统一直为后世儒学所继承，造成中国丰厚的德治和人治的传统。然而，柏拉图的思想则有所转变，到《法律篇》，他则以法治为主要议题来讨论治理问题了。这也就造成了中西两种不同的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 关于演讲术。孔子虽然不喜欢论辩，将其放入诡辩的范畴，但是他仍认为好的口才是君子和从政者的素质之一，他自己在朝堂议政时，也是“便便言也”。因此，他非常重视言谈的修辞和技巧，这在其对弟子的“因材施教”中可以看出来。另外，对于文艺的修养的训练，也是为孔子所重视的，比如他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篇》），原因就是，《诗》可以“兴、观、群、怨”，可以丰富人的情感，可以加强言谈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其实，到现在，演讲术仍是政治家所必须具有的基本素质之一，这一点中西的政治传统则是完全一致的。 关于军事技艺。柏拉图提出政治家应具有军事的技艺，就当然是与古希腊的现实政治分不开的。孔子则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是主张和解，反对冲突的，主要以礼和德来解决政治和人际冲突，这也正是其强调中庸精神的十分着力的原因之一。然而，即使如此，孔子也并没有放弃从政者的军事技艺的训练，那怕是形式上的或象征意义上的。孔子认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是君子必备的素质，是从政者须细加训练的基本技艺，这其中，射和御就是关于军事技术的训练，射指射箭，御指驾车，这都是当时中国战争环境中最基本的战斗技术。由此看出，在政治家的军事技艺上，孔子不如柏拉图强调的深入，而且，柏拉图强调的是战略问题，他要求政治家要有决定作战或议和的能力；孔子则不同，在他有限的军事技艺的提倡中，也多流于象征意义，而且是具体的作战技术而非军事战略。两者的不同主要是由他们的政治思想的不同所造成的。 固然，柏拉图与孔子在其他方面存在着分歧，但是，为了更使两位中西文化早期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具有可比性，我们分析了柏拉图和孔子关于共同政治议题的观念，并对这些共同的观念进行了初步的简要地比较，目的是通过政治家的技艺这样一个小视角小领域的考察，透视出柏拉图与孔子政治思想的异同，并进而接橥中西政治文化的分野。当然，对于中国政治文化比较这样一个大的课题，当然为笔者智力所不逮，而且，也非本文所能承担。但是，倘能为此研究领域提供些微资料，亦为笔者所安。 参考文献： 柏拉图：《政治家篇》，原江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孔子：《论语》，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 张金鑑：《西洋政治思想史》，台湾三民书局1975年版； 列奥·斯特劳斯：《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