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大时代（下）（2004020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10:11:47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五、世界之中国 欧文·佩基写道：“相对而言，物质的进步在历史舞台上只是新近的角色。……从罗马帝国创建到18世纪将近2000年的时间里，人类生活的条件很少得到过改善。拿破仑时代的人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水平与凯撒时代的人没有什么两样。”37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情况也类似，一直处于农业社会中的中国人，康乾盛世的人均粮食生产和消费并没有超过2000年前文景之治时的水平，在经济的商品化和货币化方面同样如此。现代化及其所带来的物质进步，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枢轴时代”再一次实现突破的结果。欧文·佩基把现代化的起点放在拿破仑时代之后，显然他关注的是“工业革命”；其他一些现代化研究者则更加关注发生在较早时代的“科学革命”，而把工业革命看成是科学革命的产儿。38现在回过头去看，工业革命已经被信息革命所取代，科学革命却方兴未艾，仍然处于上升阶段。如果说第一“枢轴时代”的“哲学的突破”是在几个文明中同时实现的，而且各具特色；第二“枢轴时代”的“科学的突破”则仅仅出现在欧洲文明中，并以单一的样式传播至其他文明。 科学突破的果实被欧洲文明摘到了，但它的根却扎在希腊文明的深厚土壤中，并接受过伊斯兰文明的精心培育和浇灌。金克木援引辛格《费马大定理》中的观点，提醒人们注意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与西方数学、科学的重大转折点二者之间的关系。原先东罗马帝国继承了希腊文化（它吸收了埃及、巴比伦、迈锡尼、腓尼基等多种地中海沿岸文化，本身就是人类文化第一次大汇合的产物），后来西罗马帝国是拉丁语文化，现在希腊语文化回来了，还加上阿拉伯语（渗透土耳其语和波斯语）文化和希伯来语（犹太语）文化，形成了多种文化大汇合，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排斥、吸收、转换、变化的情景。西欧的多种高级文化汇合产生新文化，构成所谓文艺复兴，即现代化的开端。“现在的高等数学公式里的的希腊字母、拉丁字母、阿拉伯数字合用正好鲜明显现出这种文化汇合。回顾中国的明末清初有这样的景象吗？秦汉时期奠基的汉语文化一直以独尊的姿态迈着四方步向前走，外来文化大都是‘入境随俗’。从秦到清，没有全面的、只有部分的，类似欧洲的文艺复兴现象。显然，在十五世纪后的这段时期里，在文化方面，中国对欧洲处于一对多的弱势。”39 弗兰克在其新著《白银资本：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中指出，1400—1800年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是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这种核心地位主要依赖它们在制造业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无与伦比的生产力。贵金属从美洲流向欧洲再流向亚洲（一部分直接从美洲流向亚洲），亚洲则向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出口商品。“如果说在1800年以前有些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那么这些地区都在亚洲。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中国。”亚当·斯密曾于1776年写道：“中国比欧洲任何地方都富有。”40但是，为什么19世纪的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却发生在位于全球经济体系边缘的欧洲呢？弗兰克在书中并没有从经济角度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显然，此处需要引入一个外生变量——科学对经济的影响。罗斯托就是用欧洲特有的科学革命来解释“现代经济的起源”。41这样一来，就必须面对所谓的“李约瑟问题”。在“亚洲之中国”时代，中国一直是世界技术的创新和传播中心，但在科学上最终却没有超越古希腊科学及其继承者阿拉伯科学和欧洲科学的水平。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文化最重视“天命”，皇帝以“天子”自居，并以向属国颁“正朔”作为宗主国的象征。然而，本土天文学在整个中世史中缺乏进展，不得不先后引进了天竺历、回回历和西洋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化于华夏文化的满清皇帝也讲什么“夷夏之防”，然而，为了保证历法与授时的准确性，却不得不让“非我族类”的天主教传教士掌管钦天监。 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比陈独秀更早指出了“大洋文明时代”的两大特征：“轮船铁路电线瞬千里，缩地疑有鸿秘方。四大自由塞宙合，奴性销为日月光。”也就是科学、工业与民主、自由，两大特征均是欧洲文明的产物。由于现代化的主导权不在中国的手中，从“亚洲之中国”向“世界之中国”转型，在其最初的阶段即意味着从世界中心向边陲的演变，这无疑是一个充满痛苦与迷茫的时期。 “世界之中国”有两层含义：世界体系中的中国国家与世界文明中的中国文化。19世纪70年代，中国人接受了“万国公法”的概念，以起源于近代欧洲的主权国家体系取代了传统的华夷世界秩序。这意味着中国从“普天之下”的“中央之国”转变为世界体系中的一个普通国家，而且是一个远离世界中心的“远东”国家。经过半个世纪的碰撞和磨擦，到五四运动时中国人完全明白了什么叫做主权国家，即梁启超所说：“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这两种精神，从前并不是没有，但那意识常在睡眠状态之中，朦朦胧胧的。到近五十年──实则是近三十年──却很鲜明的表现出来了。”42然而，到20世纪末，中国人对于世界体系与主权国家的认识又变得模糊起来了。原因在于，过去西洋人发明的这套概念和规则，现在又由西洋人自己加以破坏，并赋予新的定义和规范，处于世界文化边陲的中国，只能被动地去适应新的国际游戏规则。如此看来，揭示“世界文明中的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比仅仅理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国家”要更加重要。 1 《斯大林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199页。 2 参见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290-297页。 3 吴泽：《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494-496页。 4 在1999年11月《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历史系联合召开的“中国社会形态及其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上，何兆武指出“五阶段论”已走向“僵化的教条主义”，向“经学（即神学）转化”；田昌五说“用五种生产方式斧削中国历史，是不适宜的”，“我们必须放弃用五种生产方式套改中国历史的做法，另行考虑解决中国历史发展体系的途径和方法”；朱凤瀚认为，“战国以后社会形态应当从‘封建社会’这一概念中脱离开，综合考虑经济基础、国家形态等特征，给予适当的定名”；晁福林指出，“由斯大林所提出的‘五种生产方式说’是长期困扰中国古史研究和社会形态研究的框子”，“从发表的研究成果看，大多数专家认为在中国古史上并不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奴隶制时代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的许多专家都觉得有必要将‘五种生产方式说’请下至尊的地位，给予古代社会形态问题以科学的说明”。参见《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和《中国社会形态及其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述评》，载北京：《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3-35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195页。 6 何顺果：《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论考释》，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北大史学》，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84-96页。 7 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三联书店，1950年版，37页。 8 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40页；转引自《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9-10页。 9 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29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9卷，451页。 11 同注4。 12 转引自M·拉德尔：《马克思的历史观》，参见注6。 13 温儒敏等编：《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108-109、140、154页。 14 曾昭璇等：《人类地理学概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198-203页。 15 参见陈东有：《走向海洋贸易带——近代世界市场互动中心的中国东南商人行为》，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转引自倪乐雄：《从本土走向世界》，载香港：《二十一世纪》，2000年4月号（第58期）。 16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三卷，170-171页；转引自汪澍白：《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12-13页。 17 爱德华·W.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308页。 18 转引自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50页。 1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1,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之六，11-12页。 20 《饮冰室合集》，4,文集之二十八，40页；《饮冰室合集》，7,专集之二十三，20页。 21 《饮冰室合集》，5,文集之四十五（下），17-18页 22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1）》，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18页。 23 于省吾：《释中国》，载胡晓明等主编：《释中国》，第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1515-1524页。 24 参见于省吾：《释中国》。 25 陆思贤：《神话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149-176页。 26 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3-4页。 27 参见于省吾：《释中国》。 28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华世出版社，1977年版，442-443页；转引自姜义华：《论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意识与中外关系意识》，载张明策划：《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450-471页。 29 陈方正：《全球未来文明展望：憧憬与疑惑》，载香港：《二十一世纪》，2000年4月号（第58期）。 30 张灏：《从世界文化史看枢轴时代》，载香港：《二十一世纪》，2000年4月号（第58期）。 31 转引自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39-48页。 3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221-222页。 33 转引自萧君和：《中华学初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219页。 34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年版，371页。 35 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6页。 36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30-40；另参见孙歌：《亚洲论述与我们的两难之境》，载北京：《读书》，2000年第2期，52-59页。 37 欧文·佩基：《进步的演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6-7页。 38 科学革命以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和地理大发现为标志。孔德最早提出人类宗教时代与科学时代的划分。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974年）中将1450年视为现代世界的起点；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1971、1982年）中以1500年为全球史的纪元；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社会主义》（1979年）中则以这四个世纪为创造更高级社会的过渡时期；类似的观点还有许多，不能一一列举。 39 金克木：《数学花木兰·李约瑟难题》，载北京：《读书》，2000年第3期，92-97页。 40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27、38页。 41 同上，47页。 42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论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46-4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