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十年来的史学理论研究（上）（2003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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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应包括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前者指对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考察,后者指对历史学自身的反思性理论研究。近五十年来国内史学界对历史理论:诸如社会形态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理论、历史上民族关系问题、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历史创造者问题、农民战争史理论、历史人物评价理论等,曾经展开过相当热烈的讨论。如果全面介绍近五十年来史学领域理论研究,应当包括上述诸问题。本文限于篇幅,将不涉及上述问题,而主要介绍历史学自身理论研究的有关问题。 一、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时期的史学理论 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时期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文革结束。根据这一时期有关史学理论问题研究的实际情况,主要介绍前17年,文革时期略有涉及。 这一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情况是,由于当时人们认为唯物史观就是指导史学研究的最好理论,历史学自身当然就无须再建设自己的理论,所以史学理论学科的整体建设没有提上日程。尽管当时史学界没有自觉意识到史学理论自身建设的必要,但以唯物史观指导的历史学只要实际地开展历史研究,也就必然地会遇到一些与历史学自身有关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历史、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史与论的关系问题,以唯物史观中的什么具体理论来指导历史研究亦即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等问题。 (一) 唯物史观理论指导地位的确立 唯物史观是对人类历史作宏观总体考察的一种学说,严格说来,它不属于本文所指的史学理论。但这里说的史学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史学便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学,故介绍和讨论这一时期的史学理论,便不能不从唯物史观理论说起。 解放初,已经有一批从旧社会奋斗过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思想上确立起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他们是史学的中坚力量,但人数太少。而大量从旧社会过来的历史教师、史学工作者,以往接受的都是资产阶级教育。为了确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体地位,便需要改变他们的人生观历史观。办法是首先将他们吸收进各个固定的工作单位,便于组织领导。接着是进行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而包括史学工作者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出于对新中国的热爱,也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思想改造运动中。毛泽东在1949年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亲自审定了一套干部必读书目,共计12本。其中马、恩论著各一篇,主要是列宁、斯大林著作,尤其是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当时人们的思想影响最深。当然还有毛泽东本人的著作。思想改造中的学习内容,除政治、形势教育,主要理论内容便是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通过这些学习和大量的宣传工作,在当时人们思想中的历史唯物论即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大体由以下一些原理构成:劳动创造人类自身,劳动创造历史,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决定社会历史面貌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由于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随之改变。由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经济基础改变,政治制度、理论观点也随之改变。人类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的生产关系,整个人类历史便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合乎规律地向前发展。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人类历史成为阶级斗争历史。历史发展的动力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①。人类历史是辩证发展的,因此应当用历史主义观点来看待。在上述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承认人类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和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当时则被认为是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要点。 将上述唯物史观理论贯彻到历史学中来,要求历史学家必须解决立场、观点、方法问题。立场问题是关键。“一个史家站在什么立场来处理历史问题,这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②。历史学家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因为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大公无私最有前途的阶级,科学家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就愈加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观点方法就是上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历史学的宗旨被规定为为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历史学家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研究历史,就能达到科学性和革命性的一致。解放以后的历史学家,正是从这里起步来研究历史,并思考研究历史时遇到的一些理论问题。 (二) 论与史的关系 解放初,从旧社会过来的不少史学家,受胡适考据学和前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观点的影响甚深,治史时以史料考据为唯一方法,对史料旁征博引,而轻视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反对将历史学归结为史料学,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研究历史,揭示历史现象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因此开展了对重史料轻理论倾向的批评。一些老史学家也对轻视理论作了自我批评。其后,又产生了重理论轻史料的偏向。尤其经过1954年对胡适考据学的批判,人们更加轻视史料。写出来的文章洋洋万言,却空洞无物。1957年5月,尚钺尖锐地批评了这种重论轻史的“概念游戏”,指出“没有史料就不能写出历史来,更不用说正确的历史了”③。通过对重史轻论和重论轻史两种倾向的批评,说明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说,理论和史料都是重要的。那么,两者间是什么关系呢?这一时期产生了三种主张。 第一,以论带史。1957年反右派时,陈梦家、荣孟源因为强调史料重要和要求编辑史料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人们批判他们是借着强调史料重要而反对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研究。但这毕竟只是消极地批判,而没有正确地提出主张。1958年“史学革命”时,在相当多的史学工作者中间产生了以论带史的主张,当时叫做“以虚带实”。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我们以虚带实突击编写乡土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的做法和体会》。这里的“虚”便是“论”,“实”便是“史”,“以虚带实”便是以论带史。后来明确提出“以论带史”而成为这种主张代表人物的尹达1964年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们提倡‘以论带史’。……这一方针本来是十分明确的。但是,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却把‘以论带史’歪曲为‘以论代史’,并且大加攻击”。“他们这样做的目的,难道不是要取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历史科学的指导吗?”④ 第二,论从史出。吴晗认为,“以论带史”先讲理论,后讲史实,结果是论多史少,甚至有论无史,变成“以论代史”。他提出史与论的关系是“论从史出”。应当运用正确的方法“通过对史实的掌握,把观点体现出来”。“只要把真正的史实摆清楚了,观点自然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说‘论从史出’。”⑤当时便有些学者批评吴晗的这种提法无法体现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翦伯赞是主张史论结合的,然论述时也有论从史出的意思。翦、吴二位学者都是赞同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的。但到文化革命时,这种主张则被作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理论主张”而遭到恶意攻击。 第三,史论统一,史论结合。1959年孙国权的《正确处理史料与观点的关系》一文,首先明确表述了史料与观点统一的主张。稍后,彭明、吕振羽、白寿彝、孙思白等学者都撰文持这种主张。翦伯赞文章的题目就叫《关于史与论的结合》,他明确提出“以论带史”的提法必须废除,正确的提法应是“观点和史料的统一”。 以上三种提法,实际上都还没有合理正确地解决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史论关系。 (三) 历史、史学与现实的关系 1.关于“厚今薄古”。 陈伯达1958年3月10日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哲学社会科学跃进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什么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什么是“厚今薄古”?据郭沫若当时给北大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中说,毛泽东在回答一位朋友的批评时提出,我们“正是‘轻视过去,迷信将来’。”郭沫若解释说:“这‘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就是所谓‘厚今薄古’。”⑥“迷信将来”自然包括重视现在,“轻视过去”便是轻视历史。本来,解放前毛泽东是极为重视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到1958年,头脑过热而又严重滋长骄傲情绪的毛泽东拒绝别人批评,“轻视过去”即轻视历史,显然是不正确的。一位政治家一时这样说一说,尽管不妥,本也无关紧要。陈伯达却要把这个“厚今薄古”引进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在史学界引发一场“史学革命”并且作为“史学革命”的“纲”,则对史学影响就非同小可了。传达到史学领域已经变得语义含混的这个“厚今薄古”口号,在1958年所谓“史学革命”中给史学发展带来了很坏的消极影响。在史学领域导致了轻古以至废古的倾向,有人主张以编四史(厂史、村史、矿史、社史)代替历史学;有些人主张历史教学中大砍古代史的比重和课时;有些人主张讲历史要从现代、近代再到古代这样倒着讲;还有些人别出心裁地把“厚今薄古”说成是“薄统治阶级历史,厚人民群众历史”,甚至将“厚古薄今”说成是“厚剥削阶级,薄劳动人民”。为了贯彻“厚今薄古”这个“纲”,他们要“写劳动人民的历史”,将历史上统治阶级的活动、典章制度、政治沿革等概行删去。并且要打破王朝体系,用农民战争作为时代起点和划分时代标准,“建立一个新的人民史体系”。这一切可以说给历史学带来了灾难性影响。 这个“厚今薄古”,显然给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带来很大的困惑。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只能对来自党的指示表示拥护,有些人并且跟着讲了一些那个时代难以避免的错话。作为历史学家,他们不可能“轻视过去”,于是便给“厚今薄古”作了尽可能有利于史学发展的解释。综合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刘大年以及陈垣等老一辈史学家的解释,大体有:其一,按范文澜、吕振羽的解释,所谓“厚今薄古”是要历史学家关注现实,为今天的现实服务,这是一个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按:这样的理解只能说是“厚今”,并无“薄古”之意);其二,按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等的理解,所谓“厚今薄古”是要历史研究的重心和力量配置上更加重视近现代史研究(按:当时有些学者确实存在过重古代史偏向,纠正这种偏向是必要的。但这种理解也只能说是“厚近薄古”,与“厚今薄古”原意显不相同);其三,包括郭沫若、刘大年、陈垣在内的许多史学家的另一种解释是,所谓“厚今薄古”是说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史,并不是只要今不要古。陈垣说:“只要是立场正确,则不论是研究古史今史,都不致走入歧途”⑦。翦伯赞甚至说:“自殷周以后至鸦片战争以前这两千多年的历史,还需要大大地努力进行深入的专门的研究”⑧(按:这些话都是对的,但这并非“厚今薄古”,甚至有点“厚古”,至少是不“薄古”)。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对史学领域因贯彻“厚今薄古”口号而造成的“轻古”以至“废古”等各种错误倾向提出过尖锐批评。他们以自己的善意解释以及他们在史学界的声望,对于防止和纠正因贯彻“厚今薄古”而给史学界带来的消极影响,已经尽到了他们作为史学家的努力。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厚今薄古”的提法是要不得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