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大一统专制集权国家形态的完美标本（下）（2003101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10:11:18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 罗马国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农业国家。在罗马立国的早期，还是自由的自耕农占大多数。但随着罗马国家机器的逐渐壮大，随着那个官僚军事集团的势力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罗马的土地兼并日益严重；逐渐地，罗马小农们感到生活越来越窘迫，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一部分土地抵押给地主，以换取一些收入；最后就把自己的土地都抵押给地主了。现在，他们成了为地主工作的佃户，成了地主的长工。有很多隶农乃至小农，在走头无路的时候，常逃到日耳曼人或匈奴人那里。448年，罗马帝国一位被派到阿提那的外交人员，在多瑙河边曾碰到一位逃亡者。既然已在罗马帝国之外，就可以实话实说了。那个逃亡者说：我在匈奴人中间的新生活，比我在罗马人中间的旧生活还要好。罗马臣民在和平时期的境遇，比受战祸还要痛苦，因为勒索赋税凶狠得很，又因为法律实际上不是对所有的阶级都生效的，所以，不法之徒胡作非为。富人犯罪不受惩罚，而穷人犯罪则蒙受刑法制裁。 罗马在各个行业都广泛地使用奴隶进行劳动。主人与奴隶，是那个崇尚军事的野蛮时代所到处流行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最极端地反映了压迫压榨的关系。 地中海地区从来就是商业发达的地方，罗马帝国的商业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对于这些商业和手工业，罗马帝国的统治性官僚贵族集团当然不会放任自流，对于它们的成果必须加以搜刮，对于它们的发展必须加以控制。一切手艺和行业被强制地合并起来，放在国家的控制下。这些行业包括有裁缝、纺织工、金属匠、毛皮工、皮革匠、马鞍匠、制陶工、面包工、挑夫、码头工人、船货装卸工、木匠、石匠、小贩、商人、旅馆管理员，甚至还有妓女。到了罗马帝国的后期，皇帝奥雷利安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控制，他把每个人固定在其本行职业和居住地点，对于十分重要的与粮食买卖和粮食运输有关的协会组织，干脆把他们变成了行政部门，将他们的会员固定地依附于这些组织。 “奥雷利安以一个彻底军事化的官僚机构的首脑的姿态出现，这个官僚机构是在强迫帝国国民所有的团体参加行政工作，以供应帝国生活资料和劳动力。”17 国家对工商业进行广泛而严格的管理和组织，并不是罗马帝国独有的，它是近代以前的欧洲一贯的现象。 罗马帝国没有留下足够的原始材料，说明罗马国家对商业和手工业的监管、组织和控制的详细情况。但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利奥（886～912）亲自编著了一本《总监便览》，这是一本东罗马帝国对其国内的工业组织进行监督、管理的手册，汤普逊根据这本手册描述了具体的细节： “君士坦丁堡的工人组织有城市总监作为它们的首脑。凡关于新会员的加入、职员的推荐、各行会团体间的关系、团体的整个有机生活，事实上，都是掌握在他手里，由他决定。他处在行会和政府之间，在大多场合下还站在行会和外侨之间。••••••君士坦丁堡乃是垄断、特权和家长主义的乐园。不仅不同行业间的通路为法律严密地封闭着，而且任何一个团体的活动都需受千百条款的限制。国家干涉一切；控制一切；随意进入什么地方，店铺和货栈，并审核帐目。它规定工人的工资、每一种货品出售的日子、地点和价格；制造者不得直接采购，甚至选择他所需要的原料；对于存货的质量、甚至数量，也从来不能有所烦言。雇主无权支配他和工人所签订的契约，甚至也无权支配它们认为必要的学徒人数。••••••一般人只准经营一种行业，不得兼做其他行业。••••••以上诏令所规定的紧密侦查方法，需要大批官员在总督指挥之下进行工作。总监的代表、他的官员、他的稽查员、他的下属，不停止地往来查察，而所有行会的会长，必须尽力予以援助。”18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出现的是封建主义，那时当权的是遍布欧洲大地的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国王只是一个空架子。欧洲再一次出现大范围的统一的政治体，是在14、15世纪了，当时出现了一批“民族国家”，英、法、意大利、荷兰、西班牙之类，国王在这些国家的范围内，又有了真正的权利。这时，国家对工商业的控制和管理，在这些国家中再一次出现，那就是“重商主义”。这又是一个很容易让人误解的词，它决不是要采取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它的含义，按伯恩斯的解释，是：“重商主义可以说是政府所采取的干涉制度，目的在于促进国家繁荣和增强国家力量。”19也就是说，重商主义是用国家对工商业进行管理、控制的方法，来提高本国工商业生产的水平。 重商主义实行得最彻底的，是17世纪后期路易十四统治期间的法国。“他资助新的企业，创办了一些国家的工业，甚至让政府向那些摇摇欲坠的公司购买并不真正需要的货物。他决心置制造工业于严格控制之下，••••••只生产促进国家兴旺所需要的商品。结果是他对工业强制实行一套十分详细的规则，几乎对制造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都作出了规定。”20这也就是鼓吹市场经济的亚当•斯密，为什么在《国富论》的前半部分一直要反对重商主义。 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欧洲的罗马时代以及中世纪，只要国王有了统一的权利，他就会对商业和手工业进行管理、组织和干涉，而决不会采取放任自流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成为经济生活的主体，成为从平民到国王的共识，是欧洲近代以后的事了。 而中国的历代王朝的皇帝们和那时欧洲的国王和皇帝们，从来都是志同道合的，所以他们一直把盐、铁、粮食运输等重要的工商业紧紧控制在国家手里。 三、衰亡是罗马帝国的必然归宿 罗马帝国在4世纪和5世纪衰亡了。关于其原因，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内忧外患。但对于“外患”，我们要考虑到：罗马从来就是军力强大，对外几乎是战无不胜的，为什么到了4、5世纪就抵挡不住“野蛮人”的进犯呢？所以，关键还是“内忧”，是罗马帝国内部的国力虚弱，导致了它对外不能抵御入侵，对内不能维持秩序。 米歇尔在《世界文明史中的争论》中指出：“我不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源自野蛮人的入侵。罗马帝国在5世纪以前，成功地抵御了野蛮人的多次进攻。因此，关键是罗马帝国的内部因素导致了罗马的国力和抵抗力的衰落，这就是：皇帝和贵族对帝国的控制，膨胀的官僚集团，压迫性的法律规范，对中产阶层和自由民的过分的税收，用大部分的国力去支撑漫长国境线的防御，中央权威的不断削弱，贫富差距的扩大。”21 罗马的官僚们、贵族们、地主们，他们要过奢侈的生活；更关键的是，因为他们和广大罗马劳动者之间，是通过暴力建立起来的压迫关系，所以，他们对奢侈生活的欲望难以得到遏制，没有一个力量能遏制他们获得更多剩余产品的冲动及行为。巴林顿•摩尔说：“社会系统中缺少有效率的机构来制止官员的压榨行为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结构性弱点之一。••••••受贿的诱惑使得每一个官员都尽其所能地中饱私囊。”22他的这番话放在罗马帝国同样适用。罗斯托夫采夫论述罗马帝国说：“官僚体制权利至高至大，不受国家基本成员所施行的任何监督，从而变得十分腐化，不诚实。••••••贿赂公行，非法鱼夺习以为常；企图采取一大套暗中侦察和官员彼此互相监督的制度来制止这些现象均属徒劳无益。每一次增加官吏的名额，每一次扩大监督人员的队伍，其结果都只是增添了靠贿赂贪污为生的人数。••••••凡是一种官僚体制，如果不受人民所掌握的充分权利的制裁，它都注定了会腐化无能。”23 对于广大的罗马农民和隶农，罗马国家用赋税，罗马官吏用贪污，罗马地主用地租；而且赋税越来越重，贪污越来越凶，地租越来越多。对于城市里的手工业主和商人，罗马国家和官吏同样不会放过，极力敲诈勒索。罗氏论述道： “（罗马国家）从社会观点来看，既无平等，亦不平均。••••••人人都不许有政治上的自由，不允许任何人有言论、思想或良心的自由，自从基督教得胜以后尤其如此。••••••大地主是皇帝的奴隶，但却是靠他的田庄为生的佃户和农奴的主子。••••••城市里的劳动阶级对于店主、船东和工厂主所处的关系也是这样。而店主、船东和工厂主等人与其说是业主，远不如说更像是为国家利益而对自己的企业进行监督的低级职员；他们本身受着各部门的官吏和各个军事单位的长官的奴役驱使。最后，我们来看各级官吏和军人，他们尽管操纵着千百万人生杀予夺之权，但却要服从于一种奴隶性的铁的纪律。大家都受奴役是这个时代显著的特征。”24 汤普逊则认为：“罗马帝国生活力的逐渐衰败，可从••••••国家利益高于人民利益的情况得到说明。••••••一旦国家最高地位成为决定性的，而又能使个人利益及社会集团利益屈从的时候，它必然对民众起着一种压制的影响，并使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失掉一切兴趣。但是，国家加在人民头上的压力，从没有像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那样使人觉得沉重。••••••罗马帝国成为压迫的象征，它在破坏它的臣民的时候，也破坏了它自己。”25 由于压榨的逐步加重，使得社会文明的基础——物质文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统一的社会秩序也出现了日益丧失的趋势。罗马各地的农民起事日见普遍，海盗的活动也越来越多。当时的一位演说家大声疾呼：“该死的富人们！如果穷人真觉得不值得活下去的话，注意他们会使你们同归于尽的。”因此，后期罗马帝国所展现的图景是：行政腐败、赋税过重、地主贵族日益发财、奢侈成风；农业衰落、民众日益贫困；公德丧失、风化败坏。不论是总体的生产力，还是社会的组织化程度，都降到了很低的水平。这时，一旦遇到日耳曼人的侵入，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还手之力了。昔日强大无比的罗马帝国，到了4、5世纪已经风化了，只要外界推一推，它就裂成了碎片。在这碎片之上，出现了分离割据的封建的社会状况。 罗马帝国末期的这种状况，和中国历代王朝末期的状况是十分相似的。这是因为罗马国家和中国历代王朝的建立途径是一样的。在中国的历代王朝中，拥有强大组织性力量的官僚贵族地主集团，在王朝建立之初，还能记住孟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教导，压迫压榨还有所节制；到了后来就越来越无所顾忌，最后终于官逼民反，王朝也就覆灭了。 费正清是这样总结中国历代王朝由盛到衰的一般规律的： “尽管中国人强调的是个人道德与人格，但朝代循环往复的原因主要还是和赋税、管理效率及军事力量有关。各主要朝代开国初期往往出现盛世局面，国家在新获得的和平中得到了发展，于是人口迅速增加，国库钱粮充足。 但是••••••朝廷钱粮既丰就开始大兴宫室、驿道、水渠和城墙。为了维护军事上的胜利成果，往往将防御体系铺得太广而难以为继。皇亲国戚、高官大员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无不沉湎于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之中。他们对供养者的需求越来越大，••••••支出不断增大而收入却相对减少，这样各朝各代大凡在开国100年内就会遇上棘手的财政困难。国库收入减少了，朝廷制度亦开始随之败坏。 这时就会出现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变革，有时暂时起些作用。（但）百官贪污腐化的现象日益严重，这就导致行政效率下降，而党争亦越发激烈起来。对朝廷心怀二志者在政治、经济上更趋独立并且日益恣行无忌。政府为了弥合财政逆差，只好增收赋税，结果往往使百姓们不堪重负。由于国库空虚，导致水渠、河堤年久失修，粮食歉收时节政府无力赈济灾民，结果饥馑横行，于是各地盗匪蜂起并最终爆发农民起义。由于无力发放军饷，边境防守亦开始崩溃。各地军政大员纷纷拥兵自立，于是朝廷垮台了事。之后各方混战一场，吐旧纳新，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朝代循环。”26 1500年后的今天，古罗马早成历史陈迹。但它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竞技场、雕像、古城墙这些旅游景观。它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一种社会形态的完美标本，古埃及的各法老王国、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各个王国、中国的历代王朝、马其顿帝国、波斯帝国、印度莫卧尔王朝、莫斯科大公国等等，虽然规模和持续时间各不相同，但都属于这种社会形态。当人类处于农业文明阶段时，这种国家形态的出现就像雨后的树林里会到处长出蘑菇一样，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 费正清在论述4世纪的世界历史时指出：“中华帝国最终得到了重建，••••••并最终在7世纪建立起更为强大的大唐帝国。这与罗马帝国渐渐消亡的的命运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时也成为亚欧两大民族发展史上的分水岭。”27。可以说，罗马帝国和秦汉时代是这两大文明体最相似的时代，随后，它们就走上了越来越不相同的历史道路。 注 释 1．E.M.Burns，《Westen Civilizations》，W.W.Norton&Company,INC，1973，181页。 2．Kent Foster，《Man and Civilization》，Lyons and Carnahan,Inc， 1965， 137页。 3．John P.Mckay,《A History of Western Society》，Third Edition,Houghton.Company，1987，175页。 4．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6，196～201页。 5．Kent Foster，《Man and Civilization》，Lyons and Carnahan,Inc.1965,148～149页。 6．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67页 7．Huge Thomas，《A History of the World》，Harper & Row Publishers，1979，159页 8～10．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6，34页，721～722页，37页，639～640页 11～12．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34页，131～132页。 13～14．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119页，220页。 15～16．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67～68页。 17．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639～640页 18．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23页。 19．伯恩斯，《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33页。 20．伯恩斯，《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37页。 21．Joseph R.Mitchell，《Taking Sides Clashing Views on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World Civilizations》，Volume 1，Dushkin /McGraw-Hill A Division of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1998，101页。 22．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135页。 23～24．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6，698～699页，266～267页，714～715。 25．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67～68页。 26～27．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84～85页，10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