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融通”与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20030927）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8:11:10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 在我国史学界，世界史学科起步较晚。建国初期，一些史学前辈筚路蓝缕，前驱先路，为这一新兴学科的形成初步奠基。改革开放后，随着理论的拨乱反正与对外交流日益扩大，这一学科进入成长期，但基础仍十分薄弱，可以说还不足以望欧美史学界之项背，与国际接轨的道路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但目前加强该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却是不言而喻的。当前，在人类社会“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联系与交流空前扩大，需要从各国、各地区的的现实与历史中更多地总结与借鉴有关的教训与经验，由此就将这一学科的价值日益凸显出来，这也就提出了如何解决该学科发展的重大课题。这一重任当然不是几个人、几套方案所能解决的，需要学界同人集思广益，多方探讨，笔者仅从“中外融通”的层面略抒管见。 世界史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大跨度、长时段的历史空间与时间，众多的不同生活生产样式与文化背景的民族，使世界史的研究对象“恒河沙数”，难以穷尽，且又“气象万千”，深奥复杂，对语言训练、理论功底与学术素养的要求极其苛刻，没有毕生精力的投入与钻研，是难以有所建树的。也正因为如此，世界史学科门类众多，专门化色彩极浓。从断代史来划分，有上古史、中世纪史、近代史、现代史与当代史；从地区上划分，有东北亚史、东南亚史、南亚史、西亚史、拉丁美洲史、北美史、西欧史、东欧史、北非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史等；从国别上划分的有埃及史、希腊史、意大利史、美国史、英国史、法国史、德国史、俄国史、印度史、日本史、、、、、、、、；至于一些专门史如古希腊罗马史、古代东方史、西方文明史、文艺复兴史、宗教改革史、阿拉伯史、伊斯兰教史、佛教史、印第安人史乃至各种经济史、制度史、文化史、交通史等更是举不胜举。尽管上述门类中多有内容与线索上的交叉与纠葛，但这样的划分大体上已众所认同。限于学力与精力，我国的世界史学讲究专门化研究。毕竟这是世界史学科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只有厘清各个时代、各个地区与国家的历史、各种特定领域的历史，世界史才会以丰富多彩的面貌而具体、完整地展示出来。但必须看到，单纯、片面地强调专门化，常常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不利于对各国、各地区之间历史的横向联系与发展趋向作一宏观审视与整体把握，这对学科发展自有其严重弊端。显然，我国的世界史学科要取得长足的进步，既需注重专门化的研究，也须在此基础上作宏观的“融通”，走“中外融通”的发展路径。 提倡“融通”是从国际史坛发展的大趋势来考量的。在当代西方，受新史学的影响，“微观史学”的理念与方法至今仍有重要影响。但另一方面，不少史界精英也逐渐意识到，单一、孤立与封闭的研究方式，固然是历史“个案”考察的可行方式，但要将“个案”的探究进一步深化，特别是要将无数的“个案”研究汇聚起来，进而阐明社会结构与历史进程并从中寻找某种历史规律性，那就必须突破地区、国家与民族的界限，将诸多的同类历史现象群纳入视野之中，进行交叉、对比与开阔的“融通”式研究。早在在20世纪初，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大史学家马·布洛克首倡比较史学，很快受到欧美史学界的热烈呼应与普遍认同，比较史学由此而逐渐在西方史坛风行。这一重要学术现象的勃兴，无疑是西方史家开始追求“融通”学理的产物。当代英国著名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就指出：“只要历史学家忽视了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世界历史，他们便会有回到知识孤立主义中去的危险，必然会阻碍他们更加深刻地认识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他强调，“今天的历史学家所需要的是范围广泛的比较性资料，使他们能够探索和分析世界上所有地区的历史发展和社会模式之间的共性和差异，能够认识到人类社会结构中的规律性，与此同时，也要努力发现出乎意料的明显的无规则性和变异性的深刻原因”。由此，巴氏倡导西方史学家“跳出欧洲去，跳出西方去，把视线投入所有的地区和时代”。正是基于“融通”的学术理念，20世纪的西方史坛涌现出象汤因比、斯塔夫理阿诺斯、伊格尔斯、亨廷顿那样的著名史学家。尽管他们的著作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其广博的学识、宏阔的眼界与非凡的宏观驾驭能力却不得不让人击掌叹服。当前，对历史现象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立体式综合研究正在国际史学界兴起，2000年奥斯陆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第一个大主题就是“全球史的前景：概念与方法论”，其下的两个副主题，一是“普世史或全球史(Universal History)能否成立？，一是”几个世纪以来大陆之间的文化冲突”。在讨论中，代表们强调写一部完整而全面的新世界史。国际史坛讲求“融通”的学术潮流，无疑值得我们关注与借鉴。 事实上，讲求“融通”也是我国世界史学研究中的优良学术传统。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开拓者，大都是国学基础深厚、讲求“中外融通“的史学大家，且多是在精通中国史的基础上研究世界史的。雷海宗先生原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的是纯外国思想史的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任教后， 既从事世界史教学，并撰有在文化形态学上颇有创见的《西洋文化史纲要》，同时也注重国史探讨，著有《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论文集，其中涉及到中国古代的家族制度、君主制度、军事制度、历史分期等重要问题，在当时广有影响。解放后，他发表了《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与《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这两篇文章，前者是有关文明的冲突和融合问题的先驱之作，而后者则是有关历史分期的开创性论著，均涉及世界古代史大局。齐思和先生同样是学贯中西。他在193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回国后，即从事先秦史的研究与教学，先后出版的主要论著有《战国制度考》、《周代锡命礼考》、《孟子井田说辩》等，后来才转入世界史领域，讲授世界中世纪史、世界现代史、英国史、美国史等课程。他注重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的比较，主持编译了《中世纪初期的西欧》、《中世纪晚期的西欧》两部史料集，还曾撰写了《世界中世纪史讲义》，发表了《英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的过程》，《从英国封建庄园看欧洲庄园制度的特征》等论著，成为我国世界中世纪史学的奠基人之一。周一良先生1944年是以《中国的密教》博士论文在哈佛取得博士学位的。周先生不仅精通日、英文、梵文等外语，国史根柢甚是深厚。回国后从事魏晋南北朝史、日本史、亚洲史、佛学、敦煌学、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魏晋南北朝史论续编》在中国史领域深有影响。同时，周先生也是新中国亚洲史与日本史研究的奠基人。他和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一直是高校世界史教学中最具权威性的参考书。此外，他还撰有《中日文化关系史论》、《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多种著述。这些史界前辈所开启的“中外融通”的学术传统，在当今又为一些著名学者“薪火相传”，由此而推动了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例如，林志纯先生在世界上古史的研究中，将中国古代城邦与希腊、罗马、西亚的城邦加以比较研究，进而构建起“中西古典学”的学术研究框架。马克垚先生在潜心研究西欧中古史时，以中国古代史为参照，在经济、政治、思想观念上作了不少深入的比较研究。齐世荣先生在研讨现代国际关系史时，注重考量当时的中国在国际冲突与交往中所处的地位。他们之所以在世界史研究中取得不同凡响的成就，是与其深厚的国史基础与“中外融通”的学术理念分不开的。在当今，也有不少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在本专业研究过程中注重继承“中外融通”的传统，在中外历史比较中初露头角。所有这些都有力证明，在专业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中外融通”，将有力促进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 “中外融通”对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致说来可以归纳为如下几方面。 其一，它将深化诸多历史个案的研究，促进对历史规律性的探讨。众所周知，我国的世界史研究的始基点与归宿点，就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深入系统地探讨从古至今世界各地区、各国的历史，从中揭示出各种特殊的历史规律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样的学术主旨，既要求我们对各种历史现象进行求实、求真的辨析与论证，也要求我们基于大量的“个案”研究，对各种历史规律性作科学的探索与阐发。这两大层次的研究，都离不开某种程度的“中外融通”。就前一个层次而言，“个案”研究固然讲究专门化，但专门化并非是“狭隘化”与“孤立化”。那种“就个案而个案”的模式，常常局限于对史实的简单罗列、表象描述与线性分析，是难以作出独到、精辟的解释的。在许多情况下，如果将某一“个案”其与中国的同类历史现象作一对照与比较，反倒易于厘清学理、洞察本质与深度阐释。早在20世纪初，著名学术大师梁启超就对此颇有所悟，为此而撰写了《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等论著，认为从中国和欧洲历史比较中，可以“知今日现象之所由来”，并提出“凡天下事，必比较而后见真”的学术箴言。因此，在研究世界史的具体问题时走“中外融通”的路径，以中国史作为一个参照系十分重要。有了这一参照系，无论进行比较与否，都有助于开阔视野，厘清思路，深化认识。此外，要研究处于中国古代文明辐射圈中的东亚史、东南亚史，“中外融通”的路径则更为关键。在规律性探求这一层次上，“中外融通”的重要意义尤为凸显。因为“一般”寓于“个别”之中，规律性寓于大量的的“个案“之中，历史规律只能从对诸历史现象的归纳、比较中提炼与阐发出来。只有走“中外融通”的学术路径，对诸多同类历史现象群的相似点与差异点作宏观归纳与对比分析，从中研讨产生其异同的终极因果必然性，才有可能探究出相应的历史规律性。 其二，它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群体真正形成高水平中国学派，以其独特的学术理念与学术风格与国外的同行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在国际史坛占据应有的学术地位。当今的国际史坛，欧美史学界仍独执“牛耳”，与之相比，年轻的中国的世界史学并没有多少分量，或者说就没有分量。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的世界史学，主要是学习西方的产物。我们在西方史研究的定义、概念和理论等，大多来自西方，是总结西欧的历史实际而得出的，其中固然有许多普遍性的真理，但也有不少只适合于西欧特殊性的东西，当然也有一些谬误。因此，我们在借鉴西方史学包括西方人对其历史的研究成果的时候，就应当采取谨慎的态度，去粗存精，去伪存真。为此就必须要有“中外融通”的历史大视野。我们是东方人，是中国人，且又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南，能够用科学的理论特别是比较熟悉的东方历史特别是中国的历史去与西欧的历史相对照，就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在某些问题乃至某些领域作出让西方史坛刮目相看的原创性的成就，为跻身国际史坛、与西方史家进行高起点、高层次的交往铺平道路。如果没有“中外融通”的素养与眼光，总是唯西方之“马首”是瞻，对人家的观点、结论、模式等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照搬，“依样画葫芦”，就只能是远远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加大我们与人家的差距。如此下去，我们的世界史学最终也只是西方史学的简单复制品，沦为西方史学的学理模式与话语霸权的附庸。 其三，它将有助于促进优秀学术人才群体的培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涌现了一批后起之秀，其中不少人脱颖而出，学术界开始出现“雏凤清于老凤声”的可喜局面。但毋庸讳言的是，与史学前辈相比，我们这一代人并无多少国史或国学的根底，很难达到他们的那种“中外融通”的境界。造成此况的一大原因，就是我们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没有辨证地处理好“专”与“博”的关系，存在着单一化、片面化的缺陷。例如，有的知名大学为了培养高、精、尖人才，在本科阶段就搞专业分科，设置世界史专业，偏重于语言训练与原始资料释读，国史或国学方面的课程则不在修业范围。不少院校、研究所招收硕士生、博士生，只考世界史的科目，学生入学后，必修课也限制在专业领域内。世界史的教学常常是条块分割，壁垒森严，教师知识面狭窄，授课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致力于“本行”而无力他顾。很难设想，这种教学模式能够培养出“中外融通”的人才。对此弊端，史学界早有觉察。记得1986年，齐世荣先生在天津师大与研究生座谈时就指出，治世界史的人也应学习国史，了解陈寅恪、陈垣等中国史领域的大家，读读《元白诗签证稿》、《柳如是别传》、《明季滇黔佛教考》、《史讳举例》等名著。懂一些中国史，才会视野开阔，境界高远，研究问题起来才能触类旁通，游刃有余。马克垚先生对此也十分重视，他多次讲到，在研究西方历史时，要以中国人的眼光去审视问题，也要以中国史中的同类现象作为参照，才能获得独自、深入的学术见解。显然，如果将“中外融通”的学术理念，贯穿于人才培养之中，摈除“拔苗助长”、急于求成的做法，在注重专业与外语的基本训练时，让学生学习国史基本知识，了解历史比较的理论与方法，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如此长期坚持下去，我国的世界史学领域必将出现人才辈出、“群星闪耀”的兴盛局面。 以上从三个主要方面谈了“中外融通”对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必须指出的是，漫长时间与广阔空间的历史，决定了一个人乃至一个群体、一个学派的“学贯中外”、“学贯中西”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我们所说的“中外融通”，实际上相对于特定的历史时段与相对的地区范围内而言，而且这一“融通”应当立足于本专业的研究、并以解决相关的学术问题为鹄的。忽略本专业的基本训练与“个案”考察，或脱离实证研究去搞大而空的比较甚至动辄去构建某种“体系”，是很难真正地作到“融通”的。从根本上讲，“中外融通”应主要是指学术功底与学术境界而言，而非仅仅是一种具体的学术研究方法、可操作的研究模式或教学模式。这就决定了讲求“中外融通”是一个长期、艰难的学术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经过好几代人的日积月累、循序渐进。“任重而道远”，但这毕竟是我国世界史学科要求得长足发展的必由之路，需要诸多的有志者为之不懈努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