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大概有两种路子。一种是学历史的，选择经济史作为方向。另一种是学经济的，不搞现实经济而搞经济史研究。一般说来，学历史的比较重视历史的方法，而学经济的则比较重视逻辑的方法。西方学者在这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中国学者因为学术传统的影响，即使是原本学经济学而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大多也都恪守历史的方法。
历史方法力图按照发展的顺序和历史事实来说明历史，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实证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反对解释历史的随意性和主观性，缺点是容易只停留在历史现象的表面，对历史变动的深层原因和规律无法作出解释。逻辑方法也要根据历史事实来研究历史，但它更侧重用一些概念、范畴和模式来说明历史，排除各种非本质的因素。它的优点是能够对历史变动的深层原因和规律作出某种说明，尽管这种说明不一定正确或完善，但它能启发人们从理论上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它的缺点是容易把鲜活生动和复杂的历史简单化、概念化和公式化。
20世纪西方历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越来越重视在历史研究中应用社会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原英国历史学会主席杰·巴勒克拉夫1980年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说，在19、20世纪之交，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发展趋势还是背道而驰的。“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在世界性的重大事件影响下而日渐衰落以后，这样的趋势才被扭转过来”。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使得“任何历史学家，无论其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如何，都知道经济事实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性。不仅如此，他们还知道，如果他们想要认识人类的经济发展，就必须掌握必要的理论工具和统计手段”。由美国著名社会学教授华勒斯坦任主席的“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的《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认为，本世纪以来，特别是1945年以来，学者们“试图填平注重研究个别性的史学和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社会科学为过去的那些处于历史制度、事件和观念‘下面’或‘背后’的维向（如经济变迁、人口增长、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流动、群体态度和行为、社会抗议，以及选举模式）提供了历史学家所不具备的研究工具：定量方法；诸如阶级、角色期待或地位差异之类的分析概念；社会变迁模式”。
当我们浏览一些西方学者的经济史著作时，不难看出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学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法国年鉴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费·布罗代尔是学历史出身的，他自称“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只承认事实，试图分析摆在眼前的东西，不轻易相信经济学家的理论”。但是布罗代尔的一些重要观点，例如他认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是有区别的，市场经济以竞争为主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换是平等的，而资本主义则制造和利用其垄断地位，从而造成交换的不平等；又如，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上层建筑，它由少数资本家所组成，这些资本家拥有选择行业的可能。这样一些观点恰恰都是涉及与经济学原理有密切关系的问题，因而在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中引起了不少异议。而且布罗代尔实际上也并非“只承认事实”，他同样把“模式”看作是“新的认识工具和考察工具”。他所提出的“经济世界”的概念，就是研究经济史的一个“模式”。曾任美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的道·诺思，是60年代支持创立美国新经济史学的主要人物。他在著作的主要特点，就是应用经济理论和表格式的数量资料，对一些原有的历史解释提出质疑。诺思的《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一书，运用交易成本、公共产品、相对价格等分析工具，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模式，旨在解释从农业起源到20世纪的经济史的进展。
我们通常说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说来，马克思主义也是历史学和其他各门社会科学结合的产物。而且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除了要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实践不断总结新鲜经验之外，也要从哲学社会科学新出现的理论和学术成果中不断吸取有益的营养。就研究方法而言，马克思主义是很重视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主张“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强调“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终了的结果”，“不是自然界和人类要适合于原则，而是相反地，原则只是在其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之时才是正确的”（恩格斯《反杜林论》）。但他们在谈到经济学史和经济史的研究时，又非常强调要重视逻辑的方法，重视经济关系的抽象和理论概括。恩格斯说：“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作。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的方法使我们有可能把复杂的历史现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但它又要求我们要从抽象回到具体，这不仅是为了检验“抽象的规定”是否正确，而且是为了对具体的历史现象理解得更深刻。
重视历史实证是我国历史学的优良传统。实证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是历史研究工作的基础，这是切不可忽视的。忽视历史实证，就很容易陷入游谈无根或公式主义的泥沼。但是有些深层次的问题，并不是靠历史实证就能解决得了的。譬如中国走向近代化为什么那样步履维艰？它和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特点有什么关系？探讨这样的问题显然需要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的结合，需要有一定理论规范的指导。研究长时段的经济现象，没有必要的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的知识，恐怕是很难作出深刻的分析和理论概括的。我自己就常常感到由于这方面知识的贫乏给研究工作带来的局限。在阅读外国学者写的经济史著作时，有时觉得一些观点很难令人同意，但对于他们所应用的一些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自己相当陌生，因而也就很难作出什么肯定性的判断。所以我想，首先还是要充实和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才能在研究工作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和史料、史实真伪是非的辨别不一样，历史研究中的理论规范和理论模式总是带有时代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的。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不一定都适用于古代经济史的研究。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更不能照搬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来。我们既要放眼世界，更要立足于中国。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在方法论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又兼采各种学术流派之长，把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结合起来，把微观研究和中观、宏观研究结合起来，我想我们的经济史研究一定能够开创一个新的局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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