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者 按】本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最重要内容即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发展，其中被尊称为“五老”的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和侯外庐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此，本刊编辑部特约有关专家、学者，对“五老”的史学成就作一总结，以飨读者。
本文是这组文章中的第一篇。--编者
在史学界，侯外庐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并称为“五老”，他们都是我国新史学开拓者、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毕生潜心于中国史学，经过他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造就了他在学术史上的辉煌，同时也造就了人们常常说到的一个史学群体--侯外庐学派。
侯外庐（1903-1987年）原名兆麟，又名玉枢，自号外庐，山西平遥人，生于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七日（公元1903年2月6日）。1922年分别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同时攻读法律和历史。1927年，赴法国留学，进入巴黎大学。1928年，着手翻译《资本论》，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主编《赤光报》。1930年，离开巴黎，经莫斯科回国，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教。“九·一八”事变后，回到关内，分别在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任教授，加入左翼教师联合会。1932年，与许德珩、马哲民教授等一起被捕入狱（时称“许、侯、马事件”），次年出狱，还太原，主要从事《资本论》的翻译和古史研究。1937年“七七”事变后，即往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1938年春赴西安，9月抵重庆， 任《中苏文化》杂志主编。1946年，离开重庆，经南京到达上海，与杜国庠、赵纪彬等共同撰著《中国思想通史》，主编《文汇报》“新思潮”副刊。1947年，避居香港，任达德学院教授。1948年，与郭沫若等一道自香港浮海进入东北解放区。1949年3月，自沈阳抵达北平。4月，出席布拉格拥护世界和平大会。回国后，先后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教授、西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等职。1966年，“文革”初始，即因吴晗《海瑞罢官》而受株连，遭到残酷迫害。拨乱反正后平反，恢复名誉和工作。198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1982年以后任名誉所长，并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主编。1987年9月14日病逝于北京。曾当选为第一、二、 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
在侯外庐近六十年的治史生涯中，大致可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早期（30年代初至40年代中期），可称之为发轫期。
1930年，侯外庐回国后，在哈尔滨法政大学讲授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等课程，而且继续倾注于《资本论》的翻译工作。他和王思华合作，于1932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1936年出版了我国最早的《资本论》第一卷中文全译本。侯外庐通过翻译《资本论》，为以后治学奠定了相当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30年代初，侯外庐读到了郭沫若的新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部由中国人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古史的著作，回答了当时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若干重大问题，引起了侯外庐的极大兴趣，称赞它“开辟了中国历史学的前途”（《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序言》）。1933年，侯外庐撰写了《社会史导论》，着重讨论生产方式问题，主张依据不同生产方式来区别不同社会形态的质的规定性，表明他已确立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次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史学著作《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
在30年代，侯外庐在研究古史方面虽已起步，然其论著不多，影响不大。究其原因，一是他将主要精力投入翻译《资本论》，至抗战前夕已译完第二、三两卷，译稿托人带往延安途中毁于战火；二是抗战初期又忙于从事抗日宣传，撰写并出版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和《抗战建国论》等书，很少有时间研究古史；三是侯外庐本人认为自己的准备工作不足，他说：“科学研究应取严肃谨慎态度，在未充分做好理论准备，掌握材料以及作严肃思考之前，决不可放言高论。”（《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1941年皖南事变后，侯外庐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留在重庆继续主编《中苏文化》，并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古史研究当中。1941-1942年间，他撰成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和《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这两部书是相互补充的姊妹篇。
《中国古典社会史论》探讨了古代国家起源和古代社会的发展路径，断定中国奴隶制社会起源于殷周之际，其社会特点具有“亚细亚性”。但作者在该书中尚未对“亚细亚性”问题进行广泛探讨，不久后即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撰写了一系列有关“亚细亚性”问题的论文，结集出版《苏联历史学界诸论争解答》（以下简称《解答》）一书。1946年，作者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进行修改，吸收了《解答》一书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内容，更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该书序言说：
“我个人对这一门科学探讨了十五年，在主要关键上都作过严密的思考，对于每一个基础论点的断案，都提出自己的见解。但是我从事这项研究是有依据的，一是步王国维先生和郭沫若同志的后尘，二是继承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绪统。我力求在这两方面得到一个统一的认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