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网-中国历史之家、历史上的今天、历史朝代顺序表、历史人物故事、看历史、新都网、历史春秋网移动版

首页 > 中国史 >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

略论傅斯年的史学思想(2)

第二,强调在史料的整理和使用上应持客观态度。他认为整理和使用史料时应坚持实事求是,“使用史料时,第一要注意的事,是我们不但要问某种史料给我们多少知识,这知识有多少可信,一件史料的价值便以这一层为断,此外断不可把我们的主观价值论放进去。”(注:《史料论略》,《傅斯年全集》第1册,第5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以下版本同)。)换句话说,即“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53页。)他反对主观疏通,认为“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是不可诚信的事。”(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53页。)因此,他对史料的处理采取了十分严肃审慎的态度,主张“存而不补”,“证而不疏”,“材料之内使它发现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53页。)傅斯年为此高呼:“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或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53页。)
    第三,强调把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就要舍弃主观和武断。他认为,只有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变做客观的史料学,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事业,中国的史学方能进步,才能赶上世界史学发展之潮流。他觉得虽然我国史学史上自古就有广泛搜集史料,精心鉴别史料,力求再现史料真实性的优良传统,但是也有一些史学家不去采集史料,改进写史的方法,而是专门照着“司马子长的旧公式写纪表书传。”(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53页。)还有一些人,凭个人主观意识曲解史实,依照理论观念斫饰历史,按照政治需要去写帝王家谱或写教科书,照这样下去,中国近代的历史学是不会发达起来的。
    不难看出,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核心与主旨,唯在强调史料对于史学的头等重要性,强调史学研究应当论从史料出,不可偏离史料去放言史观,空谈史意,可见强调史料的客观性是他史学思想的灵魂所在。
    
    基于独特的历史认识,傅斯年在具体历史研究中也形成了一套相应的研究方法。
    受西方文化影响,傅斯年也强调事物的进化性,认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应与时代相适应,与时代俱进,“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变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进步,在转换的时候,常有新观念、新方法的产生。”(注:《考古学之新方法》,《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89页。)他强调历史学应广泛吸收其它学科的理论方法,“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各种学科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历史问题者之工具。”(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53页。)那么,各学科的理论方法如何取舍呢?他提出了“有用”的评价标准。他在《考古学之新方法》一文中指出,方法本身“无所谓新旧,所谓新方法,不是在好高,不是在鹜远,假定这个方法,用来可以得到新的知识,就是好方法,若是用来得不到新知识,即不可靠,就不算是好的方法,也就不是新的方法。”(注:《考古学之新方法》,《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89页。)
    在史学研究中,傅斯年非常注重史学方法的应用,他说:“假如有人问我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注:《史学与史料学》,《傅斯年全集》第1册,第5页。)他简明扼要地指出史学的研究方法就是比较研究,他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他觉得在处理任何一种史料时,都不可以姑妄信之,要对史料进行对比、鉴别、筛选。因为“史料是不同的,有来源的不同,有先后的不同,有价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样的不同。比较方法的使用,每每是‘因时制宜’的,处理每一历史的时间,每每取之特别的手段,这手段在宗旨上诚然不过是比较,在迎合事体上都是甲不能转到乙,乙不能转到丙,丙不能转到丁……”(注:《史学与史料学》,《傅斯年全集》第1册,第5页。)
    傅斯年还继承了我国古代运用历史比较的优良传统,又借鉴西方比较史学和比较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了将不同性质的史料加以对勘互证的八则比较方法,即: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经意的记载对不经意的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对隐喻;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等等。他在许多学术论著中,经常使用这些方法。例如他在1935年发表的《夷夏东西说》就是运用比较的方法,论述远古中国东西部文化之不同,指出夷与殷在东,夏与周在西,遵循两部族的发展路线,推断中国文化史渊源与其分合,极富新意,被公认为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应该承认,傅斯年的这些研究方法,对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