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的新史学：寻求新的历史综合
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年鉴派开始由第二代向第三代过渡，进入了“年鉴派的革新阶段”。这种革新也包括“总体史”思想的变化。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之一诺拉在1974年宣称：“对我来说，正是总体历史这一概念在今天成了问题……我们处于史学碎化、多元、膨胀直至追求新奇的时代。”（注：转引自《史学理论》，90页，1988（2）。 ）富科也毫不掩饰地宣布：“总体历史”已经耗尽了自己的全部可能性，不再存在了。（注：《当代西方史学流派》，154页。 ）年鉴派第三代当中的另外一些史学家则依旧坚持“总体史”的方向。70年代以来，年鉴派新史学在研究实践中越来越倾向于对大量专题性的、地方性的或专门领域的研究，历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交叉结合，发展起一大批带有学科倾向性的专门的史学分支学科。那种“包罗万象”的总体史理想本身具有的矛盾也使史学家们逐渐放弃了对无所不包的总体史的追求。但这并不意味着总体史方向的根本改变，不过其重点已不在于全面探索社会历史的各个领域，他们更加注重的是在专门领域的研究中坚持总体化的眼光，“在一个领域中的开创性著作，常常以各种方式来表示它们不受任何专业限制的雄心。”（注：勒高夫：《新史学》，5页，124页。）这实质上不正是上述布罗代尔“保持总体化眼光、趋向于在解释中重建整体”的构想逻辑发展的结果吗？菲雷曾经说过：“应该降低不理智追求‘总体史’的雄心。”（注：弗朗索瓦·菲雷：《从叙述史学到面向问题的史学》，《八十年代西方史学》，23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但是他并不放弃对“历史进行总体把握这一愿望……应该保留这一愿望，把它看作为历史学的前景。”（注：勒高夫：《新史学》，5页，124页。）所谓年鉴学派的危机、总体史碎化等说法的背后，反映的是年鉴派史学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
60年代中期起，年鉴派发展至第三代，其学术思想更加开放与活跃。在统一“人文科学”宏大抱负的支配下，史学与各人文学科的交往合作愈加密切频繁。进入70年代，年鉴派史学家的研究兴趣与前两代相比，也出现了明显的转移与调整，其方向之一是从第一代和第二代社会经济史和物质文化史的基本取向转向系列史、人口生态史；方向之二是“历史人类学与心态史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注：《当代西方史学流派》，160页。）《当代》的这种概括是非常准确的。
系列史研究是在经济史的传统主题上发展起来的。系列史所关注的历史事实“不是作为孤立的、不可重复的，因而是不能进行比较的特殊现象，而是在一定时间单元中经过史学家精心筛选的、具有重复性和可比性的众多同类现象，如价格、出生率、捐税等。”（注：《当代西方史学流派》，156页。）这些现象大量地不断重复出现， 历史学家将它们放到特定的时间范围中，在时间背景下显示出重复系列所包含的全部意义。系列史研究要求将历史现实分解为可进行描述的各个层次，然后对一系列层次的不同的演进节奏进行计量分析，这自然会“使历史现实分裂为相互区分的碎片，从而同时打破了对历史进行总体把握这种愿望。”（注：勒高夫：《新史学》，5页，124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史学研究总体化的终结。依靠组合多项系列，对“系统的系统”进行多重性的系列组合研究，系列史中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具有“总体化历史”特征的整体史著作。特别是在地方史和村落史中，通过把研究范围限制在某些地区，历史学家就可能使同类系列成倍地增加，“因而也有可能从新的角度研究费弗尔所提出的总体史。”（注：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6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像拉迪里的系列史名著《朗格多克的农民》和《蒙塔尤》都是在多重性的人口和经济系列组合基础上，反映一段历史时期内村落各个层次的生活全貌的整体性作品，他在一个更广泛的基础上对旧制度农业经济进行了研究。而人口史一旦超越单纯的人口计算，将人口与特定社会的文化及文明相联系时，作为系列史的人口史也就具有了总体化的意义。
年鉴派第三代历史学家发掘和开拓历史人类学和心态史的研究领域，开展对长时段的集体无意识现象的研究，揭示那些深深地积淀和根植于特定文化和心理结构中的、影响甚至支配个人和集体活动及历史发展进程的强大的历史惰性力量。这种“深层的历史学”引起“史学家的领地”的不同寻常地扩展，扩展到了“社会观察家所能触及的所有方面而无一例外。”（注：勒高夫：《新史学》，176页。 ）心态史和历史人类学与地理学结合，将研究主题放到一个明确的地理空间中，也就是地方史中进行讨论，使地方史“从人文地理学领域转向了经济、社会史领域，乃至更为广泛的文化、人类学史领域”，取得了一批创造性的成果。如P·古贝尔对博韦地区、勒鲁瓦·拉迪里对朗格多克地区的研究等。
与前两代年鉴派史学家不同，年鉴派的第三代史学家“随着研究重点‘从地窖到顶楼’的转变，即从经济到心态的研究变化，另一种倾向逐渐占了上风，即强调文化和思想因素的作用。”比起前两代来，“年鉴派第三代更表现出一股强烈的‘对文化和思想的关注’，以至于把总体历史简化为无意识现象的历史。”（注：《当代西方史学流派》， 171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总体史这个目标。新史学为实现其“按问题而逐步推进的总体研究”的目标，必须“优先与人类学对话”（注：勒高夫：《新史学》，36页。）。但这里的人类学绝非那种“游离于时间之外的文化人类学”（注：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90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而是一种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并不具有特殊的领域，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这就是始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演进和对这种演进的反映联系起来，和由这种演进产生或改变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注：勒高夫：《新史学》， 238页。）为了推动更高程度的综合，第三代年鉴派史学家将“心态史”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心态”这个词所具有的广泛、含糊的特性，似乎可以涵盖“新的新史学”全部的研究领域。因此，它就会像第一代之于“社会”、第二代之于“文明”一样，将新的新史学综合在一个范围广阔的框架之中，使人注意到在长时段的演变中像无意识心态等因素给人们行为的影响是多么深刻而持久，它可以不因物质文明和经济关系的改变而立刻改变。正因为如此，“心态”这个广泛而含糊的特性，才能对新史学（新的新史学）领域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经济史领域起着一种理想的平衡作用，从而给整个史学研究带来了新鲜空气。”（注：勒高夫：《新史学》，31页。）
总体史是年鉴派自始至终为之奋斗的目标。从第一代人注重经济、社会到第二代人强调物质文明，再到第三代对心态史的探索，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这个目标。三代史学家在研究领域上各有侧重、有区别，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保持总体化的眼光”，趋向于在解释中重建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总体史追求也是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的探求，它使年鉴派史学家在广泛吸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开展专题史、区域史研究的同时，综合到“总体史”的框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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