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重视史料的搜集与整理
要对历史作出科学的，符合客观实际的解释，那么所利用的史料的真实和准确与否是其关键。五四时期的史学研究者对史料的搜集与考证给予了充分地重视。当时的学者认识到：“史料以求真为尚”，“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26）认为“研究历史，最紧要的就是‘正确的事实’。……然而历史上一大部分的事实，非加一番考据，断不能算做精密正确的。”（27）胡适更从世界史学发展的角度，肯定了搜集和考证史料的重要。他说：“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家第一步工夫。西洋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28）
五四时期的史学研究者一般认为史料的整理分为：搜集、审定和辨伪考证两部分。胡适在《大纲·导言》中，用大量的篇幅讲述史料的整理。他认为“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凡审定史料的真伪，须要有证据方能使人心服”。这种证据大概可分为五种：1.史事、2.文字、3.文体、4.思想、5.旁证。史料既经审定，还需整理，也就是考证。“先把本子校勘好，次把字句解释明白”。“没有校勘，我们定读误书；没有训诂，我们便不能懂得书的真义”。最后便是“贯通”，“把每一部书的内容要旨融会贯串，寻出一个脉络条理，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29）
梁启超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辟专门章节论述史料及其搜集与鉴别。他认为：“我国治史者，惟未尝以科学方法驭史料，故不知而作非愚则诬之弊，往往而有。”他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史料的范围与搜集、鉴别的方法。认为史料分“文字记录以外者”和“文字记录者”两类。“文字记录以外者”有：“现存之实跡”、“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文字记录者”则包括旧史书、史书以外的群籍、档案文件、金石甲骨等缕文、外国人的记述等等。梁启超认为搜集史料时，除见诸于旧史的普通史料以外，要注意搜集“常人所不注意”之史料；“消极性质的史料”（即“某时代无某种现象”）。另外，有“欲得之史料，而事实上殆不能复得者”，要“博搜而比观之”；对“失载或缺略之事实”要注意旁证、博搜以补之或正之。至于史料的鉴别，梁启超则提倡怀疑精神，“无论何项史料，皆须打几分折头。”并详细叙述了鉴别伪书的十二种方法和鉴别伪事的七种方法（30）。
（2）对实物史料的重视与考据方法的弘扬
在搜集、考证史料的过程中，史学研究者发现了文献记载的史实与客观存在的史实之间有差距。为了追求史实的真实、客观，伪书、伪事不可不辨。梁启超还进而指出：“即真书中所记古事古言，亦当分别观之。盖古代著述家，每将其理想讬著古人以自重。……故虽以此等大哲之著书确实可信者，其所述先代之事跡及言论，大半只能认为著书者之思想，而不能尽认为所指述之人之思想。”“盖史跡由后人追述，如水经沙滤，必变其质。”（31）顾颉刚也说：“从古书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跡来，也不是妥稳的办法。因为古代的文献可征的已很少，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但要承认信史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32）这二位学者都认识到文献记载的史实不等于客观存在的史实，而是掺入了记述者主观的意念。那么要整理真实的史迹，仅靠文献记载是不行的，要有实物材料的证明。实物材料是古代保留下来的遗物，是古史研究中珍贵、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史学界普遍认为“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33）由于重视实物材料，考古学在五四时期也有了较快地发展。
不过，实物材料十分有限，不能满足古史研究的需要。古史研究应如何进行呢？顾颉刚认为：“我们既没有实物上的证明，单从书籍入手”，只有运用历史考证的方法，研究史事的演变过程，也就是“凡是一种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34）由于研究古史所用的史料仍是大量的文献材料，所以清代学者的历史考据方法在五四时期得以发展。梁启超即宣称他“所用研究法，纯为前清乾嘉诸老之严格的考证法，亦即近代科学家所应用之归纳研究法也。”（35）胡适更从理论上对清代考据方法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36），“朴学”也即“考据学”，包括：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和考订学。“考据学”，在史料的鉴别、正误、辨伪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五四时期活跃在史学界的学者，无不从科学的意义上推重历史考据方法。
（四）旧史观的变革与新史观的运用五四时期的史学思潮，不仅仅表现在注重史事的客观描述和忠实记载，而且还表现在要对历史的发生、发展作出合理的、符合客观实际的说明与解释，以求其发展变化的“所以然”。谷凤池就指出：“通常人研究历史最大误点，在以了解事实为最终目的。盖研究历史固不能舍却事实，但非其最终目的，而最终的目的，即在明白一时代之状况，详究事实，不过为求达目的之手段。”（37）
历史的说明与解释，是在一定史观的指导下进行的。史观的不同，对历史的解释也就不同。五四时期西方进化史观和文化史观等的传播、介绍，也为中国史学界解释历史提供了理论依据。
进化史观，是中国史学界较早接受的一种史观，也是运用较普遍的一种史观。五四时期的学者运用进化史观研究历史，认识到：第一，历史是进化的，“历史为人类思想行为活动的记载，人类思想的活动日形进化，故历史亦随之俱进”（38）；第二，历史的进化是连续的，进化不是突然的，而是连续而进的；第三，历史的发展是有其因果关系的。基于对历史的这些认识，持进化史观的学者就强调，当依进化律，观察历史进化的现象，发现其进化的途径及要素；当依连续律，注意历史进化的联贯性，历史的进化是承上启下的，历史的分期仅是为了研究的便利；当依据因果律，去研究历史发展变化的真相，寻找出历史进化的前因后果。如果“治历史者，能按果溯因，就因推果，则全部历史之起伏可推知矣。”（39）
梁启超在本世纪初年，就在进化史观的指导下倡导新史学。五四时期他仍基本坚持进化史观研究历史。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他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40）胡适在《大纲·导言》中认为，研究哲学史有三个目的，一是“明变”，“哲学史第一要务在于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二是“求因”，“不但要指出哲学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还须要寻出这些沿革的原因”；三是“评判”，“既知思想的变迁和所以变迁的原因”，“还须要使学者知道各家学说的价值”（41）。显然，在胡适的治史思想中，进化史观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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