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和创新精神，迎接新世纪
正确地审视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过的道路和它所取得的科学成就，对于我们展望新世纪史学发展的前景，有着重要的意义。
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堪称是波澜壮阔，名家辈出，成果丰硕。自1930年至“文革”以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发展的时期（自1958年起至“文革”前夕，已受“左”的错误的影响，但总的来说影响还是局部的）。而始于世纪之初中西学术交融的推动而引起的实证史学的崛起，是本世纪史学又一个重要发展时期。本世纪初年（实际上发端于上个世纪末，即上一个“世纪之交”时期），以进化论传播为中心内容，是西方近代学理第一次集中的输入，其直接影响，是梁启超《新史学》和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的撰成，以此标志着近代史学的正式展开。此后，在五四时期，是西方史学观点和史学方法更加强劲的输入，因而在这一时期及稍后产生了王国维、胡适、顾颉刚、陈寅恪、陈垣、傅斯年等著名史学家，他们将西方传入的审查批判史料的方法、实证方法、历史演进法、比较研究（包括比较语言学研究）方法等，与我国原有的乾嘉考证方法、清代今文经学派勇于批评一千多年来禁锢人们头脑的守旧僵化思想体系的怀疑和进取精神相结合，因而在不同的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就启发我们：善于继承前辈学者的优秀成果，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加以发展，此乃保持学术之树长青的真谛。许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做到自觉继承前人的优秀成果，郭沫若充分地尊重罗振玉、王国维的学术成就而加以发展，范文澜本来熟悉清儒的经史之学，成为他以后研究通史的基础，翦伯赞、侯外庐也十分重视吸取朴学家的考证成果。因此，从学术关联说，吸取新考证学家的成果，是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崛起的一个重要条件。而从另一方面言之，新考证学家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以联系的观点分析史实、以“通识”的眼光考辨史料的方法，恰恰与唯物史观的原理能互相沟通；问题在于，前者是朴素的，尚非十分自觉的运用，而后者则是构成体系的，是自觉的运用，因而达到更高的层次，能够更加深刻地发现真理。唯其如此，在建国前后，一批原本具有扎实考证功力、而又具有“通识”眼光的学者，一旦跟随时代前进，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作为指导之后，便为他们的学术注入新的生命，原先的学术专长和识见极大地得到提升和发展，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一代著名学者。如徐中舒、唐长孺、谭其骧等，就是很好的例证。
展望21世纪，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将更加多样。其中，可以设想，有以学习、运用西方史学方法为主者，也有以偏重于史料的收集、整理、诠释者。但以我的浅见，真正有前途、代表发展方向的，应是既十分注重材料的发掘、新材料的利用，又注重理论指导、理论的概括和分析，也即是那些既充分地发挥新考证学家的成功方法，同时更加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并加以创造性运用的学者。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思想体系，它完全能够容纳新考证学家在观点和方法运用上的新成就，也完全能够容纳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新成就，使自己得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绝不是教条，它从大量事实和史料中所提炼出来的原理，并不是要让人机械地照搬、套用；而是要求以这些原理作指导，灵活地运用，并且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加以发挥和检验，修正其不正确的地方。
21世纪的史学，要求研究者更加富有创新意识，采用新视角，提出新课题，运用新方法，发现新材料，在各个领域大力拓展。同时，又应充分注意到，近年来学术界的实践又使许多研究者得出一种共识：创新的目标，必须在正确观点指导下，以扎实的材料和研究功夫为基础才能达到，舍此之外别无他途。创新决不是故意标新立异，随意否定以往人们普遍接受的结论；而不顾是否符合基本的史实。研究工作必须详细占有材料，尊重并掌握史实的基本联系，通过分析审慎地得到结论--这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任何学术创新的前提。展望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只要我们以“科学创新”为崇高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发扬自郭沫若、范文澜以来几代人的学术业绩，勇于开拓；大力学习外国一切有科学价值的理论和方法，为我所用；继承和发扬传统史学和新考证学派的优良方法：三者不可偏废，就一定能为中国史学再创辉煌。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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