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肃所著《晚清乡土意识》（注：程肃：《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一书是清史研究丛书的一种，作者将清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视角从个别思想家转移到中国的乡里社会，探讨了晚清乡土意识各方面的表现，包括日常意识、政治意识、民族意识、宗教意识等等。这些“乡土意识”不是系统的意识形态，而主要是表现在情绪、情感等社会心理结构的“浮表层次”的心理活动。因而这种研究，可以说是真正的心理史学的研究。
有一些论著阐述的社会心理范围很宽，这种研究学科范围的界定也很活，比如“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研究”、“民族性格研究”、“民族性研究”、“国民性研究”、“传统社会心态研究”、“民族心理研究”等等。（注：这方面的著作如：许苏民：《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简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任剑涛：《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探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沈星棣、冯品英：《中国心-华夏民族性格的历史形成》，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出版；刘广明、王志跃：《中国传统人格批判》，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陆震：《中国传统社会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这些研究无疑是多学科的，不是典型的历史心理研究。但是，这些研究也离不开历史上的社会心理问题，也或多或少地借鉴一些心理史学的概念和方法。如许苏民称他所探讨的“民族心理素质”是指该民族历史地形成的基本人生态度、情感方式、思维模式、国民行为定势为内容的心理--行为结构；沈星棣、冯品英认为他们所指的“中国心”是指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民族性格、民族风尚等；刘广明、王志跃认为他们所研究的“中国传统人格”也就是民族性格，是大多数国民所具有的社会心理特征；陆震认为他所探讨的“中国传统社会心态”，就是历史上承袭下来的那些还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活着，正在影响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东西。
尽管上述研究所用的概念不同，但都离不开历史上的社会心理、民族心理，只是不同于历史学那样对特定时代、特定人群或特定历史人物的历史心理研究，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研究称为广义的历史心理研究。
（三）
以上，我们概述了当代中国心理史学的发展状况，从中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学者对心理史学的基本态度和所作出的探索性的回应。这些研究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的不同层次进行，可以是理论性的、总体的探讨，也可以是具体的、个案的研究。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特点：
第一、绝大多数的研究成果都具有跨学科的特点。
上面我们所列举的论著，有一些明确称为心理史学研究，有一些只涉及到心理问题，并不称为是心理史学。这些论著对心理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也是深浅不一，有的论著基本上是运用传统的史学方法，但所研究的问题是属于历史上的心理问题。不论属于哪一种情况，这些论著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史学的旧模式，向跨学科研究迈出了一步。因为既然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的心理问题，就不可能完全沿用传统史学的方法，在研究的思路上必然会有所突破。
例如，陆震的《中国传统社会心态》一书列入“中国社会史丛书”第五批，应是属于社会史的著作。但它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史著作，而是受到西方新史学影响的社会史著作。作者在《引言》中明确表示：他是受了“法国年鉴学派在心态史方面的研究成就的影响”，他对中国传统社会心态的研究，就是想为中国心态史学科的发展“擂几声鼓点，出一点微力”。（注：陆震：《中国传统社会心态·引言》，第5页。）
刘广明、王志跃的《中国传统人格批判》一书，作者表明力图从“文化、社会、人格三者互动的功能性产物--性格特征入手，批判性地分析这些中国人的传统性格特征。”（注：刘广明、王志跃：《中国传统人格批判》，第16页。）这就要涉及到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理论与历史学的知识，必然也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
程肃的《晚清乡土意识》一书是一本相当严肃的历史著作，作者只是想“转换一个角度来素描晚清思想文化史”，没有打算写一部心理史学的专著。但作者也指出：“乡土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社会心理的范畴”，“日常生活意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社会心理。它是研究乡土意识状态的起点。”包括人们的理想、愿望、情感、价值观念、社会态度、道德风尚等心理因素。（注：程肃：《晚清乡土意识》，第12页。）这就表明，研究思想文化史事实上也离不开社会心理。书中在解释一些思想文化现象的时候，也运用了某些心理学的理论。例如书中在谈到“民间结社的信仰”时说：乡里人群由于持久的忧患感、屈辱感和挫折感，心理压抑超越了日常意识所能负荷的程度时，“就会不自觉地借助于潜意识中的心理自卫活动来加以渲泄。‘祈求天报’的宣泄型宗教感是一种重要的心理防御机制。”（注：程肃：《晚清乡土意识》，第23页。）这表明，作者在论述近代思想文化史时，也是谨慎地借鉴了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的。
第二、我国的心理史学著作较多地保持了我国传统史学的优点，注意观点与材料的结合，认真地选择和运用史料，没有材料不轻率下结论。
国外的某些心理史学作品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研究往往不是从耐心地积累材料开始，而是先确定要研究的问题，根据有限的材料进行“大胆的假设”，寻找问题的答案，最后再用一些“新材料”来验证假设。这样的结论往往经不住推敲，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作为一门科学来说，心理史学的作品必须经受住两方面的检验：既要在历史学上站得住脚，又必需符合心理学的要求，能真正作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我国学者有关心理史学的论著大多是可以经受这两方面的检验的。例如彭卫有关心理史学的论著所引用的材料绝大部分是直接从古代文献资料中选用的。如作者在论述“中国历史上的人格异常”问题时，共列举了七类人格异常现象，仅“性行为变态的人格异常”一类就包括18种现象；“其他类型人格变态”则包括21种现象。这里他所指出的人格异常现象远远超过了对他曾有启发的美国心理学家克莱克利在《正常的假面具》（1973年）一书中所罗列的16种人格异常表现的清单。彭卫之所以没有按这位心理学家所限定的框架去搜集材料，是因为他认为“历史实际总是比理论和分析更具体、复杂和丰富一些”。仅在这一节中，作者共用了99个注释，所引用的资料全部来自历史文献，其中包括正史9部，杂史及各种笔记资料40多部，此外，还有《儒林外史》、《聊斋志异》、《醒世恒言》等小说多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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