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辩证法总是无情的，四十至五十年代培养的史学家，到了八十年代，其中有一部分人能够紧跟时代的大潮前进，另一部分人也可能又转化成具有保守倾向的势力。他们有的人可能迅速适应改革的潮流，领导史学改革，也可能阻挡着史学改革前进的步伐。十年来中国史学改革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前进的步履也是极为艰难的。这除了社会环境干扰的因素而外，对于许多史学家来说，主要还有一个“心理障碍”问题。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说：“历史学家不会心干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本身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由于旧观念和旧立场作为被继承的知识在历史教学中已经定型（至少在一些比较古老的大学中是这样），并被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从而使这种心理障碍成为最严重的障碍。任何变革的要求被斥为‘妄图把历史学弄得面目全非’而置之不理”。（同上书第333 页）这个具体而又恰当的分析，也是适合于我国史学情况的。目前我国从事史学研究工作的大体有三代人：一代是三十至四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老辈史学家；一代是五十至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年史学家；一代是七十至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史学家。中老年史学家，有比较雄厚的业务基础，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比较熟悉与习惯运用传统方法治史，有一部分人熟悉唯物史观。青年史学家虽然掌握的史料不够厚实，但是求知欲望甚强，接受新观念、新方法敏感，对待传统观念与方法，对待传统的积习有时表示厌烦，年青一代更有朝气、勇气发现旧传统的积弊，他们以极高的热情欢呼改革，推进改革，往往中老年史学家容易产生上述不愿放弃积习的“心理障碍”，片面地维护传统。而青年史学家容易不加分析地接受西方史学观念，片面地反对“传统”，片面地求“新”、求“奇”，这也是一种无益于史学改革的“心理障碍”。
当然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对于“传统”也应该具体分析。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传统：一种是中国所固有的叙述史学、考证史学的传统；一种是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引进，至于五十年代在中国扎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这两种史学传统，为我们形成中两种不同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方法，都是我们积极建立与形成中国史学独立的生体意识，建立与形成中国独特的史学理论体系应该重视和研究吸取的。但是，对这两种传统，都应该有分析地继承与吸取，而不应该无分析地全盘照搬。中国传统史学重视史料，强调“经世致用”的传统，无疑应该继承与发扬。而中国传统史学轻视理论思维的弱点应该加以克服。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历史的解释与理解，提倡探讨历史规律，无疑应该继承与发扬。而对唯物史观简单化、教条化、公式化的偏颇应该克服，应该批评。“全面反传统”固然是荒谬的，“全面照搬传统”也是不科学的。新史学既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史学而产生，也不可以在不改变传统史学的基础上而发展。在八十年代的今天，解决上述两种“心理障碍”，都不应该再重复使用历史上的“改造思想”或“学术批判”的方法，而应该对两种传统采用认真地科学研究，各抒己见，取长补短，协调了解的方法。这样做有利于填平“代沟”，消除“心理障碍”。史学改革还有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就是“社会心理障碍”的问题。历史著作的社会读者许多人都习惯于、热衷于通过历史著作了解与欣赏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过程的生动场面和具体描述，这是无可诽议的，全完正常的。然而，对于历史的解释与分析，对于史学理论并不十分关注，这和中国缺乏理论思维的史学传统有关，也和我们的理论缺乏说服力、简单化有关。这就为史学家热衷于坚持不化的运用传统方法写作历史，精心叙述与描写历史过程提供了社会性读者基础。这是史学理论工作者深感困惑的问题，也是我国的史学理论发展缓慢，理论历史学著作长期受到冷遇的社会原因之一。欲扭转这种不景气的现状，必须拿出高质量、有说服力的理论著作，大幅度地影响与改变读者的“社会心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这是一个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的非常艰难的问题，也是摆在中国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面前长期为之奋斗的根本目标之一。任重而道远，只要史学家们共同努力克服不同的“心理障碍”，结成史学家与哲学家、社会科学家的学术联盟，我们相信就能够在本世纪的最后十年里开拓出一个史学理论研究的新局面，把中国的理论历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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