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维新思想。这是共产党人在戊戌变法研究中成就较为突出的一个方面，尤其是对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作了较为详尽而深刻的阐述。
其一，关于维新派的政治主张。共产党人指出，维新派在思想上反对专制压迫，尊重个性自由；在政治上提倡实行立宪法治，改革官制；在经济上要求发展工商业；在教育上推行普及国民教育，改良科举制度等。如何评价这些主张？张闻天认为，这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纲。侯外庐认为“变法与洋务是一贯之重商主义之内容，二者不可分离，惟变法则企图以制度的动力而推行洋务罢了。”（注：侯外庐：《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第7页。）维新派与民主派不同，他们“没有土地政纲的消灭封建独占之进步性”（注：侯外庐：《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第8页。）。范文澜指出，康梁只谈保种，不谈民族，其保种主义是反动的。他们鼓吹中国只能行民权而不能行民主，主张君民同治，其民权主义也是反动的（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生活·读书·新知联合发行所1949年版，第316～317页。）。
其二，关于康有为的思想。共产党人认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是维新运动的理论根据。他提出的孔子托古改制和三世说，否定了经学道统，目的是为变法制造理论依据。这两本书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清学正统派的立脚点，根本动摇起来。”（注：《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4页。）对《大同书》，大多数人认为，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具有空想性。李平心说：大同乌托邦思想“是中国古来共产公社思想，外来乌托邦思想与民主主义思想的混合物。这种思想实质上是要求建立资本主义与布尔乔亚民主制度的社会。”（注：《平心文集》第2卷，第161页。）范文澜认为大同思想是企图解决欧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这个难题，其实质是害怕阶级斗争，幻想资产阶级的永久繁盛（注：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生活·读书·新知联合发行所1949年版，第315～316页。）。大同思想之所以不能实现，是因为“中国并没有生产机械化，生产社会化的影儿”，而西方空想主义是“大机械生产的反响”（注：《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9页。）。
其三，关于谭嗣同的思想。共产党人给予谭嗣同思想以较高的评价，认为他是启蒙思想的代表，显示了热烈的反古精神与睿智的批判才能。他以“冲决网罗”与“离经叛道”的雄姿，猛烈攻击封建的文物制度与守旧的名教礼法（注：《平心文集》第2卷，第162页。）。并认为“他的解放思想，已经闪耀出民主主义的光辉，而且已经有人民事业的预感”（注：侯外庐：《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第110页。）。大多数人认为他比康梁的思想更“激进”。共产党人还探讨了他的哲学思想。陈伯达在《论谭嗣同》一书中称谭嗣同的《仁学》是中国资产阶级式的唯物论。而何干之、侯外庐不同意此说，认为其是观念论。
其四，关于梁启超的思想，共产党人论述不多。范文澜认为，戊戌以前，梁启超宣传整套的变法理论和政论，对维新运动的推进，起了重大的作用。李平心则认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才成熟的。但他又说梁启超受欧美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影响极深，在维新派中是最开明、最博学的一个。
关于维新派的阶级成份和属性。大多数人认为，维新派是一部分接受西方思想的官僚和士大夫。如张闻天认为，戊戌变法的主体是新官僚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要是出身官僚地主的留学生）。范文澜认为是一部分满汉统治阶级及带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人物，其中康、梁、谭代表了要求发展的资产阶级。李平心说是带有市民阶层意识的新官僚、士大夫。侯外庐称其主要是觉悟的贵族、官僚、士大夫。而胡绳则认为是士大夫。
关于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及经验教训。共产党人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变法失败的原因。首先，戊戌变法不是以广大人民的力量为基础，而是幻想从帝国主义方面去找支持力量。它不可能在帝国主义赞助下实现（注：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生活·读书·新知联合发行所1949年版，第135～136页。）。其次，整个满清统治权掌握在反动势力手中，他们积极反对变法。而新官僚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数很少，力量不大。康、梁所依靠的光绪又没有掌握实权，当然经不起反动势力的一个进攻和镇压而失败了（注：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5～66页。）。总之，“自上而下的维新在当时的内外形势之下，没有实现的根据与条件。”（注：《平心文集》第2卷，第168页。）共产党人从变法失败的原因中总结出经验教训。第一，中国的革新运动必须依靠广大的群众力量，组织坚强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斗争；第二，必须推毁原有的反动政权机关，把政权转移到革命的平民手中；第三，必须首先和民族运动联结起来，即必须争取对外的民族自主和对内的民族平等（注：《平心文集》第2卷，第168～169页。）。
关于戊戌变法的意义。共产党人指出，戊戌变法是一场启蒙运动，它“大大促进了全国人民的新觉醒”。其次，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扩大了满清反动统治的裂口，暴露了守旧营垒的脆弱，斩断了人民对于满清政府的一线幻想。在客观上，它替民主革命运动尽了清道的作用（注：《平心文集》第2卷，第169页。）。
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人把戊戌变法与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了比较，认为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有三：第一，日本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不象中国那样的对于大工业商品的顽抗，因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已经较为成熟，商品经济已较普遍化，工厂手工业已经发展，在封建诸侯中产生了代表资本主义发展的分子。第二，外国资本主义还处于工业资本主义的阶段，对日本的入侵还仅限于获得在日本贸易的自由，同时当时列强又为战争所牵制，不能集中力量向日本侵略。第三，当时列强正忙于侵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对于狭小贫寒的日本之侵略自然较为放松（注：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6～67页。）。应该说这一论述颇有见地，它加深了对戊戌变法的认识，开阔了人们的眼界。
总之，建国前，共产党人长期处在连年战争和物质条件艰苦的环境下，加上旧中国的史学研究基础薄弱，给共产党人研究包括戊戌变法在内的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带来诸多不便。但是，共产党人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建立了戊戌变法研究的基本框架结构，为建国后戊戌变法的研究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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