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齐鲁文化整合与儒术独尊
“儒术”为汉武帝选中奉为“独尊”，且从此成为中华一统的思想文化，决非偶然，除了汉武帝个人所好和客观形势的需要之外，从主观上看，儒学特别是汉代“新儒学”具有其自身内在的合理的内核和中华一统文化的功能。
既然被汉武帝定为一尊的“儒术”是以先秦儒学为核心的齐鲁文化交汇整合而成的综合体，那么，它就内含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主脉，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正宗。
首先，齐鲁文化的核心--儒学内含了中华一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孔子的儒学是孔子在批判继承他以前我们民族的全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综合创新而成的，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伟大意义，是它将中华数千年的文化联为一体，发展不断，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民族的精神。
其次，齐鲁地区是中华原始人类和远古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经济文化发展早而先进，远古时代既是中华原始民族聚居融合的重地，也是原始部族最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据考古发掘的资料看，在泰沂山区沂源县骑子鞍山山麓发现之“沂源猿人”文化遗存遗物，距今四五十万年之久，与“北京猿人”时代相差不多。特别是新石器文化的发现，齐鲁地区已形成一个上起前八九千年的后李文化，中经前七八千年至前四千年多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下至夏代和商代初年的岳石文的较完整的文化序列。这个新石器文化序列上下四五千年连续发展不断，表现出较强的内在联系和上下的承续关系，这在中华大地同期考古文化上是罕见的。这一文化类型，以泰沂山区为中心，四面辐射，东至海，西至豫东，南至苏、皖北部，北到辽西冀东，范围广阔。在其中心地带的泰沂山区及其周围发现遗址之多和密集，出土文物之丰富、先进，在神州大地同期考古文化中也是少有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制陶、纺织、煮盐、酿造、雕镂等手工业技术的先进，恐怕全国各地无与伦比，有的今天也叹为观止，如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故有人说：“山东是中国最早的工业策源地”（注：吴金鼎：《山东人与山东》，见刘德增著《山东人》附录，第238页。）。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唐兰先生认为它已不是最原始的文字，由此把它作为中国文明时代的开始，说“中国奴隶社会的上限远在五六千年前”，将传统认为的中国文明时代上推了二千年（注：唐兰：《中国奴隶社会的上限远在五六千年前--论新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及其陶器文字，批判孔丘的反动历史观》，载《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79年版。）。还有人认为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文字已闪烁出了“远古人类文明的火花”（注：邵望平：《远古文明的火花--陶尊上的文字》，载《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79年版。）。因此，吴金鼎先生断言：古代的山东地区“是古代中国的文化中心”（注：吴金鼎：《山东人与山东》，见刘德增著《山东人》附录，第241页。）。
齐鲁地区先进发达的史前文化的形成决非偶然，它是中华原始民族在该地聚居、融合、共同创造的结果（这个问题下边讲），是可以代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主源头的。
齐鲁史前文化的优秀传统，在该地得到继承发扬--夏、商、周三代都把齐鲁地区作为战略要地，着力经营开发，代表中华民族主体的夏、商、周族与土著东夷人，长期在该地相聚、融合，共同创造，至春秋战国时代，再次把该地文化推上一个高峰--诸子百家蜂出并作，人物荟萃。儒、墨、道、法、阴阳、名、兵、农、医、纵横、星历、方术等学派，各显神通，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孔丘、孟轲、墨翟、荀卿、孙武、孙膑、鲁班、甘德、扁鹊、邹衍等一大批震灼百代、光照四海的文化伟人，在这里诞生，并将创造性发挥到极致，再造了齐鲁地区文化的辉煌，使“齐鲁”不仅成为全国思想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成为了“东方思想的摇篮。”（注：刘振清主编《齐鲁文化--东方思想的摇篮》，山东美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1996年版。）
复次，齐鲁文化是炎、黄文化的合流。
中华民族共祖炎、黄，自称“炎黄子孙”。中华文化或称“炎黄文化”，已是约定俗成。不过远古时代的中国民族情况如何，分几个族系或族团，学术界说法纷纭，主要有“炎、黄”两大族团说和“炎、黄、夷”三大族团说。笔者认为两说并不矛盾，因为两大族团是由三大族团发展来的。最先开发此地的是土著东夷族，自认太昊伏羲氏为祖先。后来炎帝族入主其地，久而久之与东夷人融合，至黄帝族入侵其地时，炎、夷已基本融合，故有的学者便称其为“炎夷”或“羲农”族团（注：见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齐鲁书社1985年版。），与黄帝族团就成了两大族团。不论是三大族团还是两大族团，齐鲁地区，从远古的传说时代起，直到春秋战国时代止，就是他们聚居融合的连续发展不断的地区。齐鲁史前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和先秦齐鲁两国的先进文化就是他们共同创造的，是史前炎黄族或炎、黄和东夷族、即三代以来的夷、夏或华、夷民族两次大融合、大同化的结果。故齐鲁文化的融合，即是炎、黄文化的合流。
据文献记载的传说，齐鲁史前原始土著是东夷人，炎、黄二族是“外来户”，炎族入居在先，黄族进入在后，并先后成为该地区的统治民族。炎族征服了土著东夷，与东夷族逐步同化；后来黄族进入，征服了炎族和东夷，也逐步与炎、夷族人同化。这种同化，从有关炎、黄二帝的出身传说可以看出些蛛丝马迹。古书记载，多有炎帝、黄帝皆为少典之子，甚至有同母所生为兄弟之说。如《春秋元命苞》和《帝王世纪》都说神农炎帝是少典蟜女登所生；《大戴礼·帝系》、《王帝德》、《史记·五帝本纪》及集解引谯周、皇甫谧等都说黄帝为少典之子，母曰附宝；《国语·晋语》与《新书》等则云炎、黄二帝是一母兄弟，是少典娶有？氏女所生。说炎黄二帝是一母所生之兄弟说早为史学界否定，因为炎、黄二帝也好、二族也好，本不同时。据《祭法正义》和《春秋命历序》载，炎帝在先，黄帝在后；炎帝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后，才有黄帝。但为什么同出少典氏呢？因为少典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部族或古邦之名，族系东夷伏羲。据《伏羲庙残碑》：“东迁，少典君于颛臾，以奉伏羲之祀”，知少典氏伏羲之后也。说炎帝、黄帝皆出于少典，是因为炎帝族和黄帝族进入齐鲁地区之后，为了促进与土著东夷融合，先后都与夷族通婚，故生子皆记于少典。同时，即使作为传说帝王的炎帝、黄帝，也不是两个人，很可能是同族数世帝王的统称。如神农称炎帝，不知过了几百年上千年之后的蚩尤也称炎帝。
炎、黄族与东夷族是怎样融合的呢？是谁融合同化了谁呢？从政治、军事方面看，炎族入主，征服夷族，成为统治者，以炎化夷；后来黄族入主，征服炎、夷，成为统治者，以黄族为主同化炎、夷。但从文化方面看，东夷文化先进，游牧的外来户炎、黄族落后；最终先进的东夷文化征服、同化了炎、黄文化，如同后来入主中原，用武力征服了汉族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蒙古、满族人一样，久而久之都被文化先进的汉人同化了。故齐鲁地区的史前文化，传统地称东夷史前文化，而不称炎、黄文化。但是，从本质内涵上说，齐鲁史前文化是炎、黄、夷族共同创造的，炎、黄文化的主脉和基本内容包含在东夷史前文化之中。
那么齐鲁地区是不是炎、黄二族聚居繁衍生息流传的主要地区呢？据传说记载也是肯定的。因为不论炎、黄族起源于何地，入主齐鲁地区于何时，其主要活动事迹，大都集中在齐鲁及附近地区，中心在泰沂山区及曲阜一带。如战争，炎、黄族为争夺泰山周围这块宝地，炎、夷，炎、黄，黄、夷之间进行了长久的战争，这些战争的战场坂泉、涿鹿、中冀、穷桑等都在泰山周围一带。又如建都，太昊、少昊、神农炎帝、黄帝都曾建都于鲁。《史记·五帝本纪》注引《春秋命历序》：“炎帝都曲阜，故曰大庭”；《晋书》：“神农都陈，又营曲阜”；《帝王世纪》：神农炎帝，“初都陈，又徒鲁。”《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皇甫谧云：“黄帝生于寿丘”（寿丘在鲁东门北），“长于姬水”（即今鲁之泗水），“居轩辕之丘”（地在周封黄帝后裔之“铸”，即“祝”--今肥城东南），“自穷桑登帝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还有封禅泰山。泰山封禅起于何时，学界说法不一。我认为《史记·封禅书》所载管仲、孔子的说法有一定根据。管仲和孔子都说：古代易姓而王封禅泰山可得而数者70余家，管仲能记起姓氏的12家（大概也是当时最近的12家），其中有神农、炎帝、黄帝。这12 家就可上溯到七八千年， 70余家能上溯到不知几万年了。封禅泰山是东夷土著在远古时代形成的原始宗教祭典活动，神农炎帝、黄帝外来户怎么也封禅泰山呢？一是入乡随俗，炎、黄族被东夷文化征服的结果。二是说明炎、黄二族都是长久成为该地的统治者，对该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因为易姓而王，“致太平”，成就卓著才有资格封禅，向天地报致治之功。三是说明，泰山一带不仅是古代东夷人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炎、黄二族最发达的政治文化中心。
东夷史前文化，特别是新石器文化是东夷与炎、黄族人共同创造的，那么先秦齐鲁文化与炎、黄族有什么关系呢？可以肯定地回答，先秦齐鲁文化是史前齐鲁文化即东夷文化的延续，仍然是炎、黄、夷族人共同创造的，是炎、黄民族进一步融合再造的辉煌。只是自唐虞之后，三代以来，炎、黄两大族团换了名称，而称夷与夏了。而先秦齐、鲁两国从民族关系上讲，恰恰出于炎、黄族系的夷、夏。因为夏、周族人自称是黄帝子孙，以黄帝为祖先，称“夏”或“华夏”。鲁为周室宗亲，自然祖系黄帝。炎族与东夷长久处于黄帝族统治之下，或为诸侯被称为四岳，统称为夷。古齐与许、吕、申为四岳之国，自然称夷，以炎帝为远祖，故属炎族系统。由于两国代表两大族系，所以同源文化的两国，却走上了文化分流发展的道路。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在夷、夏民族融合的深入发展的推动下，齐、鲁文化又有一个大发展、大融合。至汉代，经过董仲舒等人的整合，将齐、鲁文化也就是炎、黄文化综合创造出了一个“新儒学”。由于“新儒学”综合了齐鲁文化，也就是炎、黄文化的基本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故能成为中华一统的思想文化，发展传承二千余年，发挥着凝聚民族、团结人民、巩固国家统一的强韧的纽带作用，至今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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