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20世纪中国的宋史研究，迄今所见到的最早发表的论文大约在1903年，是明夷的《宋官制最善篇》，刊载于《新民丛报》1903年46至48号合订本上。随后，1905年有刘光汉，1907年有刘师培，1908年有黄节，1912年有曾学传发表宋史论文，基本是研究宋代学术的。1916年左右，吴廷燮刊发《北宋经抚年表》。其后，傅斯年（1919年）、朱廉之（1919年）、顾颉刚（1922、1923年）、甘蛰仙（1923、1926年）、吴其昌（1923年）、章炳麟（1925年）、盛朗西（1925 年）、 陈东原（1926年）、林纾（1927年）、张星烺（1928年）、王桐龄（1927 、 1929年）、张其昀（1929年）、陈钟凡（1926、1929年）等人先后发表了有关宋史的论文，陈钟凡还在30年代完成其专著《两宋思想述评》。
1930年以前，对宋史研究贡献最大者， 当推国学大师王国维。 在1910～1923年间，他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宋代戏曲与文献等方面的论文，对宋代文化做出了独到的研究和贡献。特别是他1913年出版的《宋元戏曲史》，更是引人注目，被认为“体裁创新，具世界眼光”，是旷古未有的通俗文学之作。
分析1930年前的论文及作者，可以看到几个鲜明特点：一是内容以文化为主，思想、法制、文学是其重点，但论文内容在今天看来，多嫌简略；二是作者多非专门从事宋史研究者，客串为主，有两、三篇文章已属多矣，最多的王国维也不超过10篇，严格地说，此时尚无专门意义上的宋史学者。这些作者，在30年代后的宋史研究领域，基本看不到了。
陈乐素的《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的发表，至少具有两方面的开拓意义。第一，作者自此以宋史研究为主，成为专治宋史的学者，并在此后10余年内，刊发了数十篇数十万字的宋史论文。第二，这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一篇研究宋代政治的论文，内容扎实，分析透彻，穷源究委，是此前大多数宋史论文所不可及，也未曾见到的。这一点，从本文的细目即可窥知。本文细目如下：一、燕云，二、十六州之割让，三、燕云与北宋，四、谋复燕云之始议，五、马政之使，六、赵良嗣第一次之使，七、土地范围之争议与交涉之停顿，八、金军事上之进展与辽帝之西走，九、宋第一次进军之失败，十、再度进军之再败，十一、金帝入燕前之经营与宋金交涉之复续，十二、所谓收复燕云，十三、张觉事件，十四、关于西京诸州之割让，十五、宋得燕后对于边境防御之措施，十六、辽帝耶律延禧之被擒，十七、金侵宋之原因及其准备，十八、燕山府之陷没。60多年后，再来看这篇文章，仍未过时，其详尽全面透彻的分析，仍然是这一事件的最高研究水平。因此，当时此文能够在颇有名气的《辅仁学志》上发表，引起学术界关注，决非偶然。可以说，陈乐素的宋史研究，一开始即是从一个较高的基础上起步的。他的开篇之作，在其全部论著中，是高水平的作品。从而也使他在当时的宋史研究者中，以专门和高水平而特异独立。从上述这两方面看，称陈乐素为20世纪中国宋史学的奠基者与开拓者之一，是非常恰如其分的。
继《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后，陈乐素于1934年在《国学季刊》刊发《徐梦莘考》，此文约两万字。1935年与1936年，陈乐素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二、三分册上，刊出《〈三朝北盟会编〉考》，合共约16万字。《国学季刊》是20世纪初即已有名的学术刊物，《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更是公认的一流刊物，学者企盼发文之地。陈乐素的文章能够在这两份刊物上发表，很可反映其学术水平，而且这种水平为当时学术界所认可。
自《徐梦莘考》与《〈三朝北盟〉考》始，陈乐素对宋代文献的研究日益扩大与深入，最终成为他对宋史研究贡献最大的领域。
陈乐素研究宋代文献的论著，主要有：《徐梦莘考》，《〈三朝北盟会编〉考》，《宋初三馆考》（1936），《〈直斋书录解题〉作者陈振孙》（1946年），《〈宋史·艺文志〉序文证误》（1946年），《〈四库提要〉与〈宋史·艺文志〉之关系》（1946年），《读〈宋史·魏杞传〉》（1948年），《袁本与衢本〈郡斋读书志〉》（1982年），《略论〈直斋书录解题〉》（1983年），《北宋国家的古籍整理印行事业及其历史意义》（1984年），《刘恕与〈通鉴〉》（1986年）等，集大成之作则当属《〈宋史·艺文志〉考证》一书。
陈乐素关于宋代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四部书：一是记述宋金关系的著作《三朝北盟会编》及其作者徐梦莘；二是有宋一代书目大成--《宋史·艺文志》，兼及《宋史》它传；三是宋代著名私家目录《郡斋读书志》及其作者晁公武；四是宋代著名私家目录《直斋书录解题》及其作者陈振孙。
《〈三朝北盟会编〉考》与《徐梦莘考》两文，是陈乐素早期的代表作，奠定其在宋史学界的地位。两文共约19万字，网罗弘富，考订翔实，论断精审，堪称经典之作。迄今论及该书该人者，莫不资藉于此。《徐梦莘考》对徐氏之生平作了详尽考索，阐幽发微，使其身世、宦迹大白于天下，并置徐氏于当时社会背景之中考察，探究其撰写《三朝北盟会编》之缘由，对识人知书，都大有裨益。《〈三朝北盟会编〉考》对原书从版本到内容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考证，对所引书目、材料来源一一考索，对所录之重要史料《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进行校补。这种研究方法，既科学，又详尽，堪称古代文献研究的典范。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两书，是现存最重要的两部宋代目录书。自从以宋史研究为主后，陈乐素即注意这两部目录书，并开始研究和利用。为此，他自己动手，先将两书所录书名、作者一一摘出，编为“书名索引”和“人名索引”。然后，对两书作者晁公武和陈振孙的生平详加考索，编成年表。进而对两书的内容进行研究，并由此出发，考察当时的政治、学术等方面情况。还通过《四库提要》等目录书的引用，看两书之价值。最后，再对两书进行综合评价。这种研究方法，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犹如层层剥笋，详尽无遗，是目录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郡斋读书志》一书，传世的有两种版本，一种称为“衢本”，二十卷；一种称为“袁本”，四卷。自清代以来，对“衢”、“袁”两种版本的优劣问题，就一直争论不休，多认为“衢”优于“袁”。1930年左右，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在故宫博物院发现的宋刊袁州刻本，著名学者张元济先生为影印本写了一篇长跋，认为袁本“非衢本所及”，“私窃以为袁本出而衢本可废”。但是，陈乐素不以为然。他看到，“衢”、“袁”优劣论争辩双方有一个共同点，即：袁本先出，衢本后出，而正是这一点是错误的。经过仔细研究，陈乐素得出结论：衢本是稿本，成书在前；袁本是定本，成书在后；两本著录书籍的范围不同，四卷本所录乃井度赠书，二十卷本所录则是晁公武的全部藏书，因此，二本应当并存，不可偏废，通过两书“解题”的比勘研究，可以考知晁公武个人思想及社会思想的变化发展。上述论述，推翻前人定论，将长期以来的“衢”、“袁”优劣的争论推向一个新境界，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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