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史学客体的认知，是一个无穷的过程。转换一下角度，就可能看到一些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新知。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是一个相当有特色的国家，中国特色的核心在于它的国家管理体制，政府在社会事务管理中扮演了非常强势的角色。因此之故，凡与国家相关的东西，容易得到发展；相反，与国家需求无关的东西，则被严重边缘化而得不到健康的发展。传统中国史学因是国家时事记录与往事叙述的学术文化门类，自然备受历朝政府的重视与控制，表现出非常强的“国家”色彩，可以称为“国家史学”。什么是国家史学？为什么中国最早的史学是国家史学？传统中国史学是如何表现为国家性的？国家史学有哪些利弊？突出国家史学研究的意义是什么？这些是本文力图要回答的问题。①
一什么是国家史学
提到“国家史学”，马上会有人疑惑，中国史学史就是中国的国家史学史，何以单提“国家史学”？这个问题的提出不奇怪，因为这里有一个内涵理解上的差异问题，此“国家”非彼“国家”也。
1.什么是国家
现代人所讲的“国家”概念，实际上存在双重内涵，既指横向的地域意义上的国家，又指纵向的政权意义上的国家。“横向的地域意义上的国家”，是指国际意义上的、近代以来的完整国家概念，包括土地、人民、主权、政府四个基本要素，此可称“大国家”。“纵向的政权意义上的国家”，主要指一个国家之内的不同政府，不妨称“小国家”。传统中国，两层意义上的“国家”概念都存在，但用词不同。横向的地域意义上的“国家”，就是从古到今中国人一直在使用的“中国”。“中国”是一个与“四夷”对应的横向空间概念，即中央之国。传统社会的“国家”，主要指“小国家”，即朝廷。“国家”的另一个替换名词是“朝廷”，“朝廷”专指中央政府。“国家”是一个泛称，指“中国”内部的、纵向的各个政权，各个朝代，是家天下政府，如“大宋国”、“宋国”、“元国”这些称呼。总的来说，传统中国人所谓的“国家”，主要是“小国家”，即朝廷。近代以来西方人所讲的“国家”，指的是“大国家”，所以，不断有西方学人拷问，传统中国是不是一个“国家”。那玄外之音，传统中国不是一个“国家”。②
2.什么是国家史学
由于“国家”具有两层含义，所以，“国家史学”也就相应地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包括政府在内的全体国民活动的历史，一是指政府活动史。借用近代中国人提出的概念，前者是“民史”、“总体史”，后者是“君史”。按照近代“主权在民”的观念，完整的“国史”自然应是政府在内的全体国民活动的历史。据此，接受过近代国家主义思想影响的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写的《新史学》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史学有四弊，第一弊就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认为从来作史者，都是为君臣而作，没有一部为国家与国民而作的历史。③我们发现，梁启超的概念使用相当清晰与准确，“国家”、“朝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国家”范围大，是“大国家”；“朝廷”范围小，是“小国家”。梁启超的“四弊”观点，虽然经常为时人所提到，但笔者发现很多人的理解并不到位，没有区分“大国家”与“小国家”，更没有将之应用于传统史学本质特征的系统反思之中。按梁启超的理解，传统的中国史学，本质上是“国家史学”。所谓“国家史学”，简单地说，是以政府/朝廷活动为中心的一种历史书写方式。在“人民创造历史”观念影响下，以前人们常批评传统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这从反面也印证了传统史学确实是一种“国家史学”。
3.何以中国传统史学表现出“国家史学”特征
这是由当时社会的实际权力状况决定的。按照后现代主义理论，历史书写背后有一个书写权力问题，不同的权力方式决定了不同的书写方式与书写内容。权力在官，自然以“国家”为主；权力在民，才可能以“社会”为主。传统中国史学表现出“国家史学”特征，正是中国“强国家”的产物。与横向的世界各国相比，中国是一个完全世俗化的国家。古代中国是一个“主权在君”的“君主国家”，古代中国皇帝的权力是世界上最大的，各级政府官员成为社会各层的“领导”。相应地，中国的百姓是全世界最没有政治地位的，最怕官府及其官员。如此的“强政府、弱社会”，使古代中国成为一个权力畸轻畸重的国家。现实社会的权力中心，自然就是历史书写中心。如此，帝王将相的活动也就成为全部的国家历史。
相应地，现实社会的权力边缘，也就成为历史书写边缘。民间社会成员，尤其是百姓生活，是现实社会中被管理的对象，自然没有发出声音的权力与机会，于是也就没有资格、没有机会进入国史。中国历史上的百姓，只在造反、被迫大声怒吼的时候，才会成为政府注意的对象，才会被记录在国史。但需要指出的是，他们是现行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他们是被作为反面人物记录在史册上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历史书写主体”，而是以“历史书写附体”出现的。
4.为什么不用“官方史学”而用“国家史学”
乔治忠教授讲到中国传统史学，用得比较多的术语是“官方史学”④。据笔者所知，他用此术语，是相对于“私家史学”而言的，侧重的是纂修力量的朝野性，是指政府组织的修史活动。将中国传统史学区分为“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其亮点是可以观照不同时期纂修力量的变化，也可借此观察中西史学发展途径的不同；其盲点是忽视了历史书写内容本质的考察。传统中国虽有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区别，但在书写内容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都是“国家史学”。同时，也有人注意到了史学与政府间的关系⑤，但因背后没有国家理论做指导，不免就现象论现象，无法触及事物的本质。
笔者用“国家史学”术语，更为关注的是史学书写的主体性问题。这个概念的提出，受益于笔者近年关注的古代中国国家理论研究，也受益于西方后现代主义提出的一些理念。前人写史学史多重视形式，笔者的观察更偏重内容，由此提出了“国家史学”概念，以克服“官方史学”的缺陷。“国家史学”的亮点在于，它涉及了史学中非常核心的“历史书写主体是谁”这个理论问题。在阶级社会，因国家权力占有的不同，大体上可以分为官员与民众两大类群体，由此，历史书写实际上可以区分为“国家书写”与“民间书写”两种。这种以国家为单位的宏大叙事方式，也称为“大历史”；而以民众为单位的微观叙事方式，可称为“小历史”。传统观念，历史就是历史，没有“大历史”与“小历史”之分。用此理论观照中国传统史学，就会发现传统史学书写内容侧重国家(政府)历史，是一种典型的“大历史”，而忽视民间百姓的“小历史”书写。“国家史学”概念，同样外表的“国家”，不同的时期可以装进不同的内容。内容以帝王将相为主，可称为“小国家史”；有官有民的总体史，才可称为“大国家史”。
二中国史学的直接源头是国家记事
中国史学的直接源头在哪儿？以前学者们讨论中国史学起源时，过于泛滥，不着边际，没有主线，总让人产生越讲越迷惑的感觉。史学源头问题是一种回溯性研究，有一个路径问题。如果从支流上溯源，是很难找到源头的；只有从主流上回溯，才有可能找到真正的源头。如果确立传统史学的主线是“国家史学”，则探寻中国史学的起源，就得从“国家史学”的发展轨迹入手。
政府记事是中国历史记事的直接源头。从常规逻辑来推理，人类的思想交流方式，有一个从“语言世界”到“文字世界”转换的过程，而且这个转换过程是相当长的。从小范围人群思想交流来看，有语言就可以了，不需要文字。在相当长的原始社会时期内，人类的活动圈是相当小的，因而，人类只需要语言交流的时期也是相当长的。人类是如何从“语言世界”进入“文字世界”的？这应是由“语言世界”自身的困境而引发的。我们知道，语言/声音的交流，有一个空间极限。人与人的交流，圈子越小，交流越便；圈子越大，语言交流越困难。要解决跨空间思想交流问题，唯一办法就是使用统一的、大家认可的、看得懂的文字符号。文字表达的最大优势是超时空性，不受时间与空间的制约。如此，部分人类就逐步从“语言世界”进入到“文字世界”。
那么，谁需要跨空间文字交流？显然，空间流动少、受教育少的老百姓不需要跨空间文字交流。从有关情况来分析，政府及官员最需要文字交流。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总想扩大可控制的空间。空间越大，人员越广，语言交流越困难，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文字表达。政府文书、政府记事，都要靠文本。政府不仅有强烈的文字表述需要，而且也是唯一能实现文字表达能力的组织。最早掌握文字并且会用文字表达的知识人是巫史，在中国，他们就是史官群体。商周记事官的出现，最值得注意。“史”与“事”是相通的。当时的“史官”，就是“事官”，类后世的秘书官，也就是最早掌握文字及书面表达的人员。史官记录的共同特点是记录“时事”，而不是“往事”。“时事”的记录是一种史学活动，有“及时记录”性，本质上与后世的“新闻”相似。史官的出现，表明了国家对“时事”记录的重视，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由此可知，国家的存在促成了中国书面表达系统的发达，自然也促成了中国记事的起步。
中国政治活动的记录，先是中央政府，后是地方诸侯国。从有关资料来看，商周已经设置了史官，史官是政府中最早的文职官员。早期的史官，是君王们的左右手，他们站在君王身边，视野完全是由上而下的政府视野。他们以君王为中心，将每天所发生的政府活动之事记录下来，于是就有了以政府活动事迹为中心的编年记录。甲骨问事与金文铭事，共同的特点是记录中央政府的“时事”。⑥
需要强调的是，历史记事始于政府记事，但历史叙事却始于民间学人的历史编纂。历史记事与历史叙事是两码事，历史记事是及时记录，与历史发展是同步的；历史叙事则是对往事的回溯与重构，是后起的学术加工活动。由于性质不同，所以，它们的产生方式也不同。历史记事的产生是政府实际公务的需要，而历史叙事则是历史意识强化后的产物。历史意识是由时间差而产生的一种历史知觉。历史意识强的人有一种瞻前与顾后相结合的历史感，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定位已经发生的事件的意义。往事回溯性历史叙事的出现，其前提是历史意识的浓厚与强化。从有关情况来看，只有历史意识浓厚的民间学者才有兴趣叙述往事。中国最早的历史编纂，是从鲁国学者孔子著《春秋》开始的。孔子生活于礼崩乐坏的春秋后期，要求克己复礼，要求恢复周朝的礼乐文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历史意识相当浓厚的学者。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提出的“告诸往而知来者”⑦，就是一种历史认识，意思是“由历史的‘往’、过去的经验，而得到对今天、‘未来’的理解”⑧。因为历史意识浓厚，于是，历史的回溯与重构成为孔子关注的工作。其后，才有所谓左丘明编纂《左传》。《春秋》与《左传》作者的共同特点是学者型史家，由此可见，学者是关注国家历史重构的主体力量。先有记事，后有叙事，由记事到叙事，是中国史学发展的一大转折。严格说来，有了历史叙事，才可以称为史学。孔子《春秋》及相关的左丘明《左传》的出现，是中国史学确立的标志。⑨
《春秋》、《左传》都是编年史，编年史的出现是较为完善的史学体裁的开始。故而，以往的研究者述及先秦史学，往往强调编年史形式。这一视野当然没有错，但显然不够全面。从国家视野来看，先秦史学更应关注的是《春秋》、《左传》记录内容的“小国家”特点。编年仅是手法而已，那是历史作品的必然属性；倒是内容的国家性，才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先秦编年史内容完全以政府为中心，帝王将相活动成为记录的中心。可以说，国家编年史的出现，正反映出中国史学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国家史学”特性。
《春秋》、《左传》的叙事空间单位值得注意。它既不是鲁国“国史”，也不是东周“天下史”，而是一部以鲁国为观察中心建构起来的春秋时期的“国际史”。孔子站在鲁国，观察东周“天下”各诸侯国的活动。此书用鲁公纪元为时间符号，叙述口气分内外。全书内容偏重战争，讲的是“五霸”轮流坐庄天下的故事，反映出当时天下“权出诸侯”的现象。这部书是由学者编纂的，按理他们不是史官，视野可以更宽广些，但学者也不是真空中的人。人类的社会观决定人类的历史观，现实社会的权力中心也就是历史书写的中心。他们的历史书写，也得遵循“现实社会的权力中心决定历史书写的中心”的原则，按帝王将相中心历史观书写出中国最早的政府活动史。
《春秋》、《左传》以后，并没有在秦出现一部“战国”，倒是在西汉前期出现了司马迁的《史记》。说到《史记》，传统的关注点是纪传体的创立，笔者关注的是它的时间与空间格局。《史记》最重要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⑩。这是一部天地、古今、中外、上下贯通的“天下史”，传统的说法是通史。如此开阔的视野，正是一个学者型史家才可能具备的。司马迁是史官，更主要的是一个学者。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上下的关怀。所谓上下，是指书写内容上，既有上层政府官员，又有部分社会下层人物。在历代，《史记》是唯一一部接近“总体史”的作品。梁启超最早注意到了《史记》的国民史特点，让百年之后的我辈非常感叹。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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