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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帛书籍的发现及其影响(2)


    王国维所说“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的发现,是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新疆塔里木河出土百余支晋代木简开始的(注:舒学《我国古代竹木简发现、出土情况》,《文物》1978年第1期。 )。在这一类简中,也有少数零星的书籍,但都属于小学字书或者方技小术,学术价值不大,因而没有获得学者们的重视。
    1942年,在湖南长沙子弹库一座楚墓中发现帛书。1944年,蔡季襄《晚周缯书考证》出版后,讯息迅速遍传于学术界。这可以说是近年简帛书籍出土的真正开端。建国以来,随着各地田野考古工作的进展,简帛书籍的发现越来越多,在内涵与数量上,均足与历史上的孔壁、汲冢相比美。我们不妨按照新发现简帛书籍的时代,将之分为下列四组:
    (一)战国时期的简帛书籍
    已见这一时期的简帛书籍,皆出自楚墓。发现最早的,便是上面说到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出帛书的墓的年代,在战国中晚期之间。
    子弹库这次发现的帛书,过去多以为只有完整的一件,有900 余字,近来才了解至少还有三四件有残片留存(注:李零《楚帛书的再认识》,《中国文化》第10期,又收入《李零自选集》,第227~26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这批帛书都是阴阳数术的作品,墓主可能是这方面的学者,年世约略与楚国著名的数术家唐昧相当。
    最早发现的楚国简书,是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1 号墓前室所出的一篇。可惜这批简出土时已残断了,虽经整理缀合,只能读释出若干语句。书的性质,多年来被认为是儒家著作,近期始确定系《墨子》佚篇,记有“周公”(西周君)和申徒狄的对话(注:李学勤《长台关竹简中的〈墨子〉佚篇》,《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值得注意的是,长台关这座墓属战国中期偏早,所以书的著作年代应与墨子相距不远。
    1987年发掘的湖南慈利石板村36号墓(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利县文物保护管理研究所《湖南慈利石板村3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0期。),年代与长台关1号墓相近, 所出竹简字体风格也很类似。简数近千支,初步观察约有书五六种,有的很像《吴越春秋》,有的或系兵书。
    更重要的发现,自然是1993年冬湖北荆门郭店1号墓出土的约800支竹简(注: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这座墓属战国中期偏晚,不迟于公元前300年。 墓主可能曾任“东宫之师”,即楚怀王太子横,后来的顷襄王的老师。竹简主要是道家、儒家著作,道家有《老子》(包括《太一生水》);儒家有八篇,其中《缁衣》、《五行》等可能即《子思子》。此外,还有《语丛》四组,杂抄百家之说(注: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中国哲学》第20辑。)。
    上海博物馆四年前从香港购回1200多支战国竹简,据传也出于荆门一带(注:张立行《1200支竹简回“家”》,《大连日报》1999年7 月19日。)。简的内容有书八十几种,以儒家典籍为主,有些有今传本,如《周易》、《缁衣》、《武王践阼》,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书。另外如耈老与彭祖问答,则是论养生的方技书。
    (二)秦代的简帛书籍
    1975年末,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秦简1000余支,这是人们第一次发现秦简(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其中书籍有《编年记》、《语书》、《吏道》和数术性质的《日书》,而最重要的是秦律、《律说》和《封诊式》,均属法律范畴。由于秦律在传世文献中遗留极罕,这一发现震动了学术界。睡虎地11号墓葬于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或稍晚一些, 在兼并六国之后,但律文可能在统一之前。1989年冬,云梦龙岗6 号墓又出土了一批秦律竹简(注:刘信芳、梁柱《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1997年。),从文字词语的特点看,应在统一之后。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1 号秦墓也发现有《日书》(注:秦简整理小组《天水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释文》,《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甲种简73支,乙种简380支, 内容同睡虎地的两种《日书》相似。
    最近发现的秦简,是1993年在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墓出土的(注:荆州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 这批《易》占性质的残简,经几位学者研究,证明是当时的《归藏》(注:王明钦《试论〈归藏〉的几个问题》,《一剑集》,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年。)。
    (三)西汉早期的简帛书籍
    西汉早期的简帛书籍,发现较早的是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1 号墓出土的大量竹简,墓的年代为汉武帝初年(注: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吴九龙《银雀山汉墓释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简多残碎,统计有7500余号。经整理,知其内容包含《吴孙子》、《齐孙子》、《尉缭子》、《晏子》、《六韬》等等,以兵书居大多数。墓主姓司马,或许同齐地兵家传统有关。
    紧接着,1973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3 号墓出土了大批帛书与竹木简(注: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叁)、(肆),文物出版社,1980、1983、1985年。)。此墓有明确下葬时间,为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年)。帛书计28件,主要为《周易》、 《春秋事语》、《战国策》、《老子》、《黄帝书》、《式法》、《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相马经》、《五十二病方》、《导引图》等,竹木简则系房中书。总的说来,以道家及数术、方技占其多数,也应反映墓主的思想倾向。
    与马王堆3号墓年代接近的,是1977年发掘的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墓,墓主第二代汝阴侯,卒于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年)。 墓中所出竹简(注: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3年第2期。),最重要的是《诗经》和《仓颉篇》(注: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苍颉篇〉》,《文物》1983年第2期。)。
    1983年末,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墓出竹简1000 多支(注: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文物》1985年第1期。 ),包括汉律、《奏谳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等。墓的年代在吕后时期,所以所见汉律多沿秦律之旧。1988年,同地336号墓也出有汉律简,一部分内容与247号墓的相同,墓的时代则是文帝初年(注:李学勤《论张家山247号墓汉律竹简》, 《汉简研究的现状与展望》,日本关西大学出版部,1993年。)。这座墓还出有《庄子》的《盗跖篇》。
    (四)西汉中晚期至东汉简帛书籍
    这段时期的书籍,较早发现的有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子6 号墓的东汉竹木简490支,以《仪礼》九篇为主, 余为《日书》之类数术书(注: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3年。)。1972年,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出土的木质简牍,内容是医方(注: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
    1973年,发掘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晚期中山怀王墓,获得大批炭化竹简(注: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1981年第8期。), 有《论语》(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家语》、《文子》、《太公》等书籍,兼有儒道两家的内涵。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马良墓1978年所出木简(注:大通上孙家寨汉简整理小组《大通上孙家寨汉简释文》,《文物》1981年第2期; 陈公柔等《青海大通马良墓出土汉简的整理与研究》,《考古学集刊》第5 集。),亦为西汉晚期,性质系兵书。
    最近的发现,是1993年江苏东海尹湾6 号墓出土的竹简木牍(注: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其中属于书籍的,有竹简《神乌赋》及《博局占》等。
    以上所述,概括了近年出现的简帛书籍的主要内容。有关论著,可参看曹延尊、徐元邦《简牍资料论著目录》(注:见《考古学集刊》第2集。)、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汉简研究室《简牍论著目录》(注: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和日本门田明《中国简牍研究文献目录》(注:见大庭脩编《汉简的基础的研究》,思文阁,1999年。),在此不能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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