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参见卢云：《区域控制与历史发展——论秦汉时期的政治中心、文化重心及其相互关系》，《福建论坛》1987年第4期。
②参见刘瑞：《秦“属邦”、“臣邦”与“典属国”》，《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
③参见李大龙：《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
④参见黎小龙、徐难于：《两汉边疆思想观的论争与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思想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4期。
⑤参见于逢春：《华夷衍变与大一统思想框架的构筑——以〈史记〉有关记述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
⑥参见雷虹霁：《秦汉历史地理与文化分区研究——以〈史记〉〈汉书〉〈方言〉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⑦参见尹建东：《天下观念与华夷边界：从先秦到秦汉的认识转变》，《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⑧《汉书》卷64下《终军传》。
⑨黄晖：《论衡校释》卷19《验符篇》，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42页。
⑩笔者改自《公羊传》成公十五年。其原文为“《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何休注曰：“内其国者，假鲁以为京师也。”
(11)黄晖：《论衡校释》卷19《验符篇》，第842页。
(12)《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注。
(13)《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何休注曰：“上有圣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后乃至。”在他看来，《春秋》以麟至寓意拨乱功成，天下进至太平。
(14)参见朱圣明：《秦汉华夷观念与民族意识研究》，河南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藏于河南大学图书馆，第19—23页。《汉书》卷93《佞幸传》师古注曰“东北谓之塞，西南谓之徼”，即塞、徼是汉代对边塞的不同称谓。本文为行文方便，下面将统一写作“塞内”、“塞外”。另，秦汉时期的“中国”一词有着多种含义，本文“中国”如不作特别说明均指塞徼之内由王朝直接统治的区域。
(15)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84页。
(16)《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记载汉文帝在给匈奴单于的文书中提到：“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
(17)《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
(18)(元)陈澔注：《礼记》卷1《曲礼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19)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7《备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45页。
(20)尹建东：《天下观念与华夷边界：从先秦到秦汉的认识转变》，《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21)《汉书》卷28下《地理志》。
(2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26、227、229、110页。
(23)刘瑞：《秦“属邦”、“臣邦”与“典属国”》，《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
(24)参见刘瑞：《秦“属邦”、“臣邦”与“典属国”》，《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
(25)简文虽未提及父为秦人、母为臣邦人，所生子为“真”还是“夏”的问题，然在父权发达的秦国，秦母臣邦父所生子既可为“夏”，秦父臣邦母生子更当为“夏”。这在当时似乎不成其为问题，因而也不用特别解释。且简文明言“真”人或父母均为臣邦人或生于秦属之外，那么反过来，在此之外的情况均应为“夏”人。
(26)高明士：《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以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
(27)杨军：《区域中国——中国区域发展历程》，长春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页。
(28)[日]渡辺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4页。
(29)参见朱圣明：《秦汉华夷观念与民族意识研究》，河南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5—38页。
(30)雷虹霁：《秦汉历史地理与文化分区研究——以〈史记〉〈汉书〉〈方言〉为中心》，第5页。
(31)《汉书》卷55《卫青霍去病传》师古注。
(32)参见[日]安部健夫：《中国人的天下观念——政治思想史的试论》，《元代史的研究》，东京创文社1972年版。转引自[日]岩井茂树著、伍跃译：《明代中国的礼制霸权主义与东亚的国际秩序》，《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2006年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31页。
(33)参见[韩]金翰奎：《古代中国的世界秩序研究》，一潮阁1982年版，第401页。转引自[日]渡辺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第13页。
(34)参见《汉书》卷94下《匈奴传》。
(35)《后汉书》卷88《西域传》。
(36)《史记》卷120《汲郑列传》。
(37)史党社：《秦关北望——秦与“戎狄”文化的关系研究》，复旦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第46页。
(38)参见朱圣明：《两汉“保塞蛮夷”考论》，《河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39)关于汉代西南夷地区不同人群自我认同的变化动因及其特点，可参见朱圣明：《试论汉代西南夷地区的人群划分——以不同场景变换为视角》，《史学月刊》2012年第4期。
(40)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
(41)参见[美]施坚雅著、王旭等译：《中国历史的结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页。
(42)参见鲁西奇：《中国历史上的“核心区”：概念与分析理路》，《厦门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43)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第78页。
(44)卢云：《区域控制与历史发展——论秦汉时期的政治中心、文化重心及其相互关系》，《福建论坛》1987年第4期。
(45)参见鲁西奇：《中国历史上的“核心区”：概念与分析理路》，《厦门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46)谢承：《后汉书》卷6《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页。
(47)参见卢云：《区域控制与历史发展——论秦汉时期的政治中心、文化重心及其相互关系》，《福建论坛》1987年第4期。
(48)廖伯源：《论东汉定都洛阳及其影响》，《史学集刊》2010年第3期。
(49)《后汉书》卷58《虞诩传》。
(50)《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
(51)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4《地广》，第208页。
(52)《汉书》卷64下《贾捐之传》。
(53)参见黎小龙、徐难于：《两汉边疆思想观的论争与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思想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4期。
(54)笔者曾撰文探讨过秦汉时期蜀地精英为促成本土“华夏化”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参见朱圣明：《从秦蜀到晋蜀：时代变迁下的蜀人身份转变及认同危机》，《厦大史学》(第4辑)。事实上，这种由边郡精英所主导的边郡“华夏化”进程在秦汉蜀地之外的其他边地亦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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