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探讨封建专制主义与其它制度的关系。如王超的《论皇帝制度与封建专制》（《学术月刊》1980年第1期）、 王思治的《封建专制制度与宦官专政》（1980年8月4日《人民日报》）、陈光中的《试论封建法制的专制主义特征》（《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 崔春华的《论封建专制主义和官僚政治》（《理论与实践》1980年第12期）、王兴亚的《论封建专制主义对中国农民战争的影响》（《中州学刊》1981年第2期）等。
四是比较中、西封建专制制度的异同。如庞卓恒的《中西封建专制制度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 王正平的《论中国与英法中世纪君主专制的形成及其实质》（《杭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等。
应该看到，对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探讨是此时期的重大收获，它为80年代思想解放和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了贡献，从中也反映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工作者的探索精神，其中不乏学术的真知灼见。但也应看到，对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探讨仍含有某种“需要”，它是当时打倒“四人邦”后思想启蒙的一种反映。换言之，当走过“十年”浩劫的迷障，对造成这种恶果的社会、制度、思想和文化根源进行历史反思时，研究者看到，封建专制主义作为制度虽已解体，但作为思想却仍有严重的残余，在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将其清除。基于这种“需要”，研究者就不可能不带有一些非学术的声音，从而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水准。对此，有的研究者概括说：“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够系统深入，不少论文声讨多于研究，缺乏理论上的升华和科学上的规范。系统的综合历史学与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从政治体制上研究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著作尚不多见。”（注：白钢：《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显然，如何恢复学术研究的地位， 这是相当重要的问题。
第二，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学术化、规范化得到加强，它逐渐确立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和主体性。严格说来，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它往往被看成史学研究的分支，这就不可能不限制它的发展、完善与深化。加之长期以来意识形态对它的制约，所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一直处于边缘状态。自从邓小平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学科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中国政治制度史进行知识普及。作为学科建设，在80年代中前期，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基本知识受到广泛重视，许多学者以“史话”、“简说”、“漫话”、“琐谈”、“讲座”等文体形式发表系列文章。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王道成的《科举史话》（《文史知识》1983 年第6-8、10-12期）、 王字信等的《中国历代官制讲座》（《文史知识》1983-1986年）、行迈的《中国古代官制杂谈》（《中学历史》1981-1985年）。值得提及的是，左言东的《中国古代官制》（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它作为《青年文史丛书》的一种，对中国古代官制进行了系统阐述，在此时期具有代表性。
二是研究中史料运用的规范性和广泛性。本世纪三四十代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存在资料引用的随意性，研究不够规范。80年代，研究者比较注意引文的规范性和广泛性，这就大大提高了研究的可靠性、说服力和学术性。如在此时期的许多中国政治制度史论著中史料引注比较详尽，一些新出土的文物资料也得到较多使用。例如，韦庆远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就大量引用了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郑州商代遗址、殷墟等地出土的史料，对档案史料也比较重视。
三是全面铺开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以往研究者虽已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许多领域进行研究，但也还有许多领域未能涉及，本时期的研究属于全面、整体推进，各个朝代、各种制度都受到研究者关注。
在断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以往不受重视的朝代如先秦、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辽、夏、金、元和民国等都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并取得较大的成绩。最为突出的是对先秦和民国政治制度的研究。
就先秦政治制度研究来看，本时期借助一些考古发掘材料，研究取得明显进展：1， 对夏商周国体与政体的研究有：日知的《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徐鸿修的《周代贵族专制政体中的原始民主遗存》（《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 石兴邦的《从考古文化探讨我国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题》（《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张秉南的《商周政体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以上论著从不同视角论证了中国先秦时期国家的起源、形成、形态。对学术问题展开论争，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此时期学术研究的民主化和多样化倾向。2，对先秦宗法制的探讨， 代表性的论著有：杨英杰的《周代宗法制度辨说》（《辽宁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6期）、李则鸣的《殷商宗法制简议》（《江汉论坛》1984年第1期）、王兰仲的《试论春秋时代的宗法制与君主专制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984 年第1 期）、 钱杭的《周代宗法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5 年版）、 钱宗范的《周代宗法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3， 对春秋战国时楚国政制的研究有：殷崇浩的《春秋楚县略论》（《江汉论坛》1980年第4期）、 杨宽的《春秋时代楚国县制的性质问题》（《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 左言东的《楚国宫制考》（《求索》1982年第1期）等， 对楚国政制的重视主要与楚国文化的特殊性有关。
就近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来说，其成就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1， 在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整体研究方面，比较突出的有：钱实甫的《北洋时期的政治制度》（中华书局1984年版）、李进修的《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纲》（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等。2， 对晚清政制的探讨有所加强，尤其注重了对晚清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如韦庆远等的《论谘议局》（《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2期）、 李文海的《论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 邓亦兵的《论清末“新政”的历史作用》（《史学月刊》1982年第6期）等。3，对根据地解放区的政治制度研究弥补了以往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这一时期，除了一些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断代中国政治制度史论著或研究专著对根据地政治制度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外，还出现了专门探讨根据地解放区政治制度的论文约20篇。
在专题政治制度史研究中，此时期也取得较大进展。其中尤以中国法律制度史的探讨最为突出。以往尤其是“文革”十年期间，法律制度史研究不受重视。到80年代，这一情况得到明显好转。仅就专著而言，此时期出版了十几部中国法律制度通史。如肖永清主编的《中国法制史简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张晋藩等的《中国法制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张晋藩的《中国法制史》（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蒲坚的《中国法制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时孝信主编的《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当然，这一时期的法制通史有“教材化”和体例类同的局限。另外，断代法制史也出现几本重要著作，它们是张国福的《中华民国法制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张希坡和韩延龙的《中国革命法制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等。
中国政治制度史整体研究的成绩非常显著，这具体表现在中国政治制度通史论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应该说，在三四十年代也曾出现几部中国政治制度通史著作，而以后的几十年这一领域却被忽视了，到80年代，又出现十多部中国政治制度通史著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王汉昌、林代昭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左言东的《中国政治制度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罗映辉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韦庆远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韦庆远的《中国政治制度史》是从先秦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它通史均只写到清朝灭亡。
四是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学术探讨更有深度。就广度而言，本时期研究在打通古今的同时，还注重以“世界性”眼光进行审视。如左言东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就有《夏商政治制度得失利弊及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比较》、《西周政治制度的得失利弊及与世界各国的比较》这样的专题，从中可见作者视野之开阔。就深度而言，本时期许多研究已不仅停留在政治、社会的表面，而是深入开拓，从而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学术高度。仅以80年代对明、清督抚制度的探讨为例，就可看出此时期的学术高度和深度。在关于明、清督抚制度研究的论文中，研究者从成因、选任、考核、僚属、督抚关系、与地方建设的关系和影响等多方面探讨督抚制度的特殊性、复杂性及价值意义。
第三，引进西方科学研究的新方法，为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基本没有突破传统“史学”的研究格局，80年代是中国学术比较开放的时期，西方五花八门的新理论、新学说和新方法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时间，研究者如饥似渴学习西方诸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结构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并尝试将之运用到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去。比较典型的有：李桂海的《从控制论的角度看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结构的僵化》（《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金观涛的《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等。
当然，本时期的中国政治制度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最明显者是知识的普及多于理论的探讨，形式化的研究多于个性化的研究，简单化的移植多于具体分析。比如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的写作有千篇一律之感，以教材化的写作为主，缺乏富有个性和真知灼见的著述，这表现在观点、体例、结构和语言等的大同小异，学术性不强。又比如对西方新的理论和方法的运用有生搬硬套、不求甚解的弊病。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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