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书的课题是全新的，第一次将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作为独立学科提出来，并为这一新学科奠定了基础，因此本书对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所作的贡献，及其所取得的全新而有创见的成就是应该肯定的，但本书的成就不仅局限于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范围，书中对某些历史问题的考订和新释，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也同样是贡献。以下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关于汉代中期“中朝”产生原因问题。一般中国古代史论著多从君、相矛盾角度进行论证，而本书则认为“中朝”的产生“与历史条件和时代要求有密切关系”（第13页），“与西汉外交态势之发展变化有直接关系。西汉前期，外交基本上处于被动和守势的状态，中期以后转为主动与攻势的状态，汉武帝就是在这一历史转变时期多置左右近臣，逐渐形成‘中朝’，为其外交谋议决策之参谋”（第11页），“公卿们对于变化了的外交形势，尚未有充分的认识，他们或多或少停留在旧的认识水平上，对于武帝推行新的对外战略方针还不甚理解，因而在外交决策方面多所掣肘，而武帝所引用的一批新进人才，身处其左右，对于武帝战略意图理解较深，因而能够根据变化了的历史条件提出并支持新的、积极进取的外交方针”（第13页）。历史是复杂的，一个新制度产生，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本书从新的视角补充论证“中朝”产生的原因，比旧说要深刻、全面，也更符合历史实际。它扩展了思路，给人以启迪，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也是一个贡献。
关于三国时期东吴的朱应、康泰出使南海的壮举。以往论者多笼统地说朱应、康泰为孙权所派遣。本书在研究了魏晋时期边缘州郡拥有外交职能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朱应、康泰出使南海，“由边州刺史所派遣完成的”，具体地说就是由交州刺史吕岱所主持的（第228页）。 这个问题表面看是小事，好像由谁派遣无关大局，而实际揭示了魏晋时期缘边州郡拥有外交职能的重要论据，也显示了作者研究历史求实求真的可贵精神。
关于唐代边境政府设置学官培养翻译人才问题。这是本书的新发现，过去的史书都没有提到过。本书作者从《册府元龟·外臣部·鞮译》中查到一条资料：“开成元年（836年）五月， 敕应边州今置译语学官，掌令教习以达异意。”本书指出：“这是命令边境地方政府设置‘译语学官’，培养翻译人才，以满足外交活动之需要。”并说明“边境地方政府设立外语学校，培养翻译人才，这在我国古代历史中尚属首见，这表明唐代边境政府外事活动之频繁，也是唐代外交空前发展的一个表现”（第467页）。 这一新发现足以说明唐中央政府的开放政策，从中央到地方都得到认真贯彻，也是唐代重视对外交往的有力实证。
关于市舶使问题，学术界歧见纷纭。本书根据大量的历史资料作了综合深入的研究，解决了很多疑难问题，如理清了市舶使的人选由朝官而宦官而监军的变化过程（第516-519页）；还较为圆满地解决了市舶使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第519-520页）。另外学术界多认为市舶使也可以由地方长官兼领，本书作者经过反复考证认为地方长官不兼领市舶使，指出“岭南节度使虽然负责市舶管理，但并不担任市舶使，而是以押蕃使身份进行蕃舶的管理”（第521-522页）。产生上述误解的原因，主要是认为“押蕃舶使”是“市舶使”的异称。本书根据充分而可靠的资料确认“押蕃舶使与市舶使是不同性质的两种官职，押蕃舶使是节度使的兼官，是作为全面负责对外管理的官职；市舶使是负责外贸管理的特定官员”（第523页）。
本书对北魏主客令的研究也颇有建树。汉代官制史专家严耕望在《北魏尚书制度考》中把北魏主客令看作是尚书属官，本书根据《魏书·李安世传》、《通鉴》胡注及《唐六典》等记载进行考订，确认北魏主客令为鸿胪属官（第194页）。关于主客令的设置时间， 《通典》说在太和中，《唐六典》说在太和十五年。本书根据《魏书·裴修传》、《李訢传》、《李安世传》等资料进行考证，认为始置于太和初或稍前（第195页）。
本书还利用中外古籍互校的办法订正多处史实失误。如《旧唐书·日本国传》记载，日本国于“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乃遗玄默濶幅布以为束修之礼，题为‘白龟元年调布’，人亦疑其伪……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此事又见于《唐会要·日本国》，而《新唐书·东夷传》则记作“开元初，粟田复朝，请从诸儒受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即鸿胪寺为师”。本书据《大日本史·阿倍仲麻吕列传》和《续日本纪·天之真宗丰祖义天皇》的记载考证，认为《新、旧唐书》记日本使团事，有三点失误：（1）“仲满即阿倍仲麻吕， 他当时不是什么偏使，而是作为留学生随使团来到唐”；（2 ）“率领阿倍仲麻吕的此次日本遣唐使不是粟田，而是多治比县守”；（3 ）“所谓‘白龟’者，当为‘灵龟’之误”（第344页）。按“灵龟”， 乃日本元正天皇的年号，“灵龟”误为“白龟”如不纠正，以讹传讹，就会成为历史笑话。
本书也以中国史籍考订外国史书的失误。如《日本书纪·天命开别天皇》所记天智天皇三年五月，“百济镇将刘仁愿遣朝散大夫郭务琮进表函与献物”事，本书根据《唐书》和《通鉴》等中国古籍考证，确认刘仁愿乃刘仁轨之误（第475页）。
本书还重视用碑刻墓志以补史籍的不足。如景龙年间（707-709年），安西都护郭元振就支持西突厥突骑施问题，与宰相宗楚客、纪处讷发生矛盾，史书仅记“郭元振派其子郭鸿间道入京申诉”，本书根据唐《和守阳墓志》，补充了郭元振还派碛西支度营田判官和守阳入京申诉，“坚明元振，遂得脱祸”，使郭元振解脱祸难的真象得以澄清（第507-508页）。
以上所述本书的各种创见、新意、订史、补史的事例，是笔者阅读《汉唐外交制度史》时，随手摘录几条而已，如全部摘录当有百条以上。总之，本书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中，新树立起来的根基坚固而宏伟的大厦，可以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演艺界有句名言：“台上几分钟，台下十年功。”在史学界要写一本传世力作，十年功是不够的。《汉唐外交制度史》是黎虎教授研究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数十年的心血结晶。本书在中国古代外交史这一新学科中所起的奠基作用，书中的各种创见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将随时间的转移而得到证实。本文所评述的本书各项成就，实属挂一漏万，可能是抓住芝麻而漏掉了西瓜。“欲识庐山真面目”，还是要到庐山走一走，看一看。欲知本书的丰富而独到的内容，必须认真阅读本书，方知笔者言之不谬也。
本书是否还有可商榷之处？答复是肯定的。历史的名著尚有微瑕，何况本书乃奠基创新之作，存在问题实不可避免。
本书最大的遗憾还是作者在《后记》中所说的，《汉唐外交制度史》只是作者汉唐外交史研究课题的一部分，从中看不到汉唐外交活动的全貌。外交是活跃的，而且是互动的，制度则基本是静止的，单看外交制度，就看不到外交活动的活跃场面，更看不到外交的结果，难免有美中不足之感，希望作者能尽早弥补上这一缺憾。
书中有些提法是否准确值得考虑。如“百官大会决策”的提法就似乎欠妥。其实内文讲的很清楚，百官大会是皇帝、宰相决策的参考，把参考意见定名为决策，在逻辑上也说不通。还有书中只有中央决策制度，而无地方决策制度。按决策是有层次的，涉及全局的问题，由中央决策，涉及地方问题，就应该由地方决策。谁都知道外事无小事，一般情况都要由中央决策，但毕竟中央不可能什么事情都一管到底，特别是本书把外贸与外交混在一起，涉及地方的外贸问题，在不违背中央大政方针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也应拥有某些决策权。尤其是处于战争和割据的形势下，都督、军镇实际是拥有决策权的。由于笔者对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没有专门研究，所谈乃皮毛之见，正确与否均无损本书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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