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开拓近代史学诸多领域
梁启超史学的第三个特征即是其开拓性。他不仅是中国运用西方新学理创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体系的第一人，而且也是中国近代创造性运用西方史学理论，广泛论证中西方历史的第一人。其著述类型非常齐全，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诸多领域。从纵向看，他极为重视通史的写作，认为通史可以使人们了解历史进程的前因后果，以便鉴往知来，察彼知己。他计划编写通史，《中国史叙论》即是他欲编写的中国通史的纲要。他尤其重视当代史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专题论述，如《戊戌政变记》、《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瓜分危言》、《亡羊录》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论著。从横向看，既有中国史也有外国史，其中包括史学理论、政治史、学术史、科技史、经济史、民族史、法制史（注：除本文所提各篇外，外国史如《雅典小史》，科技史如《格致学沿革考略》，经济史如《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学术史如《论希腊古代学术》、《子墨子学说》，法制史如《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民族史如《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等等。）、人物传记等。毫不夸张地说，梁启超称得上是本世纪之初史学著述最宏富、门类最齐全的史学大家。因其涉猎领域过宽，虽未象后来有些学者在某一领域有非常精湛深入的研究和突出的建树，但重要的是，梁启超充当了许多史学领域的开拓者。这些领域的开拓不仅为他本人后来一系列的专题研究打下坚实基础，而且为后人的研究开辟了道路，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篇幅所限，仅作几例个案简介。
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上，开当代史研究和编著之先河者并非梁启超，但他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在维新变法失败后，他立即撰写《戊戌政变记》，及时向国人报道了此次变法改革及政变发生的事实真相，详细论述了维新变法发生的原因、康有为历次上书、新政的主要内容、新旧两派围绕保国会、废八股、裁冗员、改官制、设立制度局等方面的激烈斗争、变法失败的分因和总因及康梁等维新派对中国近代改革与思想启蒙的重要贡献。因梁启超是本次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领袖人物之一，他的这篇名著不仅有助于当时国人看清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统集团的真面目，促使人们觉醒，而且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关于学术史研究：20世纪初，梁启超头脑中的另一个兴奋点是，改造更新中国传统学术，因为他坚信学术文化对陶冶民族精神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他以西方的文化史观为指导，反思中国几千年思想文化的演化历程，于1902年写下了标志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正式展开的第三部论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它成为我国20世纪之初运用近代新学理新方法撰写中国学术史的奠基之作。该文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将西方进化论引入我国的学术思想界，将数千年学术思想划分为胚胎时代、全盛时代、儒学统一时代、老学时代、佛学时代、儒佛混合时代、衰落及复兴时代等七个时期，既宏观地论述了中国几千年学术思想变迁的历史趋势，也成功地做到多层面多角度透视和评析历史上各个时期学术思想的内涵与特征。深刻地探寻其推演变化的因果关系及其内在的规律性，并注重探讨学术思想演进与政治条件、地理环境、社会风尚的关系。既总结了各个时期的学术成就，也极有见的地指出，抑制竞争进化的“定一尊”和缺少吸收与融合的封闭性文化是阻碍中国学术发展的两大病根，提出了今后的发展方向。《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作为中国近代学术领域第一个闪光的记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于人物传：本世纪最初的十年间，梁启超撰写的人物传记达13篇之多，其中《王荆公》是梁启超撰述人物传记中成功的代表作。王荆公即北宋神宗年间的宰相王安石。梁氏以16万字的篇幅为他立传，详细地叙述了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改革的主要内容，分析其实行新法的成效，利弊得失，新旧两派斗争及其变法的失败。高度赞颂王荆公以国事为重，宁肯“牺牲一身之安乐闻誉，丛万诟而不悔”，“不为讻讻谤言所撼动”的改革家风范。抨击了摧折、压抑新生事物的顽固守旧势力和因循守旧、不求进取、嫉贤妒能的恶劣社会风气以及意气之争的朋党之祸，是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败和阻挠社会进步的主要病根。他痛切指出：“夫中国人民，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之教，其於荆公之赫然设施，相率惊骇而沮之，良不足为怪。”（注：梁启超《王荆公》，专集之27，第2页。）这种恶浊的腐败的社会风气， 实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一大顽症。该传不仅取材广泛，史料丰富而翔实，逻辑严紧，充分运用了辨伪、考异、案语、多种史料相互参悟等研究方法，而且观点鲜明，论证有理，非常有说服力地为中国历史上这位杰出的改革家辨诬，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梁启超于1902年撰写了著名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三杰即19世纪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三位卓越领导人、杰出的爱国志士：玛志尼、加富尔、加里波的。本传以三杰的革命斗争生涯为主线，以酣畅凝练的文笔，简洁而生动地叙述了意大利统一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全过程，热情歌颂了三杰在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中的卓越贡献。他说：“无三杰则无意大利，三杰缺一，犹无意大利。三杰以意大利为父母为性命，意大利亦以三杰为父母为性命。”（注：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专集之11，第2页。 ）他尤以浓重的笔墨介绍和讴歌三杰对祖国忠贞不渝的爱国精神，坚忍沉毅、百折不回的斗争意志，其深刻寓意在于激励国人以三杰为榜样，为争取祖国独立民主富强的光明前途而奋斗。他说意大利翻天复地的变化，深深地植根于人人心目中有“祖国”二字，所以“吾以为欲造新中国，必有人人自欲为三杰之一之心始。”（注：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专集之11，第58页。）企盼中华民族早日振兴的赤诚爱国情怀跃然纸上，曾在当时的爱国青年中引起强烈的震撼和反响，正如郭沫若回忆说：他在成都上中学时，“梁任公已成了保皇党了，我们心里很鄙屑他。但却喜欢他的著书。“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他译的《经国美谈》，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仑、俾士麦之余，便是崇拜加富尔、加里波蒂、玛志尼了。……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注：郭沫若《少年时代》，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2-113。）郭老的评价是很中肯的。
梁启超不愧为中国史学走向学科近代化的重要奠基人，人们称其为中国“新史学开山”、“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注：许冠三著《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他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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