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封建社会始于西周
为什么说封建社会始于周？首先，农奴制在周朝建立之前很久就已存在了，农奴制有长期发展的基础。
农奴制的产生通常有这样几种途径：1.奴隶劳动没积极性，奴隶常常逃亡，有时甚至发生激烈地反抗。奴隶主无法对众多奴隶实施有效管理，因而改变剥削方式，给奴隶以一定独立或相对独立的劳动条件，给其安排自己劳动的一定自由，奴隶转为隶农或农奴。罗马学者老蒲令尼认为“广泛流行的大土地财产是意大利的破坏者”，“最坏的办法是让奴隶们耕种田地，只须深思一下即可知道，这无异是把一切工作委托给那些生活上无希望的人们。”③这样的思想正是源于当时现实生活的，在奴隶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种思想就会产生。在罗马帝国后期大量隶农产生。2.已经破产或可能就要破产的本族自由民以及外族移民也可能依附于大土地所有者，从而成为隶农或农奴，罗马的部分隶农和中世纪欧洲的部分农奴就是由此而形成。3.奴隶制国家由于没有能力对被征服的农耕民族的众多劳动者进行直接控制，只能进行间接控制。这些劳动者被限制在某个区域定期向征服者提供劳役，贡献财物。他们有着相对独立的劳动条件，有相对独立的安排自己劳动力的权利，具有一定人身自由。因此我们称其为农奴。被征服的民族越多，这类农奴就越多。4.蛮族对奴隶制国家征服后，因其自身的自由和松散，所建立的制度极易成为农奴制。对奴隶的占有间接一些，束缚放松一些，奴隶就转为农奴。5.在战争的混乱过程中，大批奴隶摆脱原有奴隶主的控制，获得自由转为小农或农奴。
夏王朝征服了周围许多民族和部落甚或奴隶制小国，建立了一个控制范围很大的国家，这必然会导致农奴制经济的产生。被夏征服的部落成员“子孙为隶”④，这种“隶”是否为严格意义上的奴隶就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夏的主要农业劳动者称为“众”，商的主要农业劳动者也称为“众”，由于夏代无文字留下，因此，这“众”的称呼是商代沿袭夏代，还是由商代推及夏代尚难以确认。但有一点可以推定，这商代的“众”不是奴隶，而是农奴或小农。在商代“众”平时种田，战时则为士兵。据古文献记载，商汤伐夏时所率被称为“众”的士兵对战争不满，曾发出怨言：“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⑤兵士们埋怨商汤使他们放弃了农业生产而去征夏。这说明兵士们在家种田是有切身利益的，而征夏则失去了这个利益，这表明“众”很可能是族众，类似于小农或农奴，或者这“众”对商国来说是小农，对夏国来说则是农奴，而决不是奴隶。如是奴隶，那种田、打仗都是为了奴隶主，对自己没有利益差异，又有何可抱怨呢？况且，奴隶本无劳动积极性，也自无抱怨之必要。商汤伐夏之前，为夏之属国，夏国大，国大则农奴制易生，因为对众多异族人无法直接控制。商为夏之臣属，商国称主要农业劳动者为“众”，意味着夏的主要农业劳动者也称为“众”，但夏之“众”可能是指本族的小农，可能是指为隶的子孙所演化成的农奴，可能是属国的异族农耕者，也可能是其中的二者或三者都包括在内。
夏朝后期，夏奴隶制国家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大，军队战斗力削弱，面对商汤这个异族入侵或反叛，它崩溃了。商汤建立的奴隶制国家范围比夏更大，在殷商时期，一方面是奴隶制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农奴制经济的存在更是无法避免。
其次，周王朝的建立为农奴制大发展创造了条件，是农奴制大发展开始的标志。武王伐纣的胜利是和商纣军队中大量士兵倒戈分不开的，武王胜利后，这些倒戈者当不会为奴；周朝吸取了商的教训，为了缓和矛盾，改善了奴隶的境况，如周朝废除了商朝的用人殉葬制和用人作祭品制，对奴隶人格的部分尊重，束缚的部分放松，控制方式的部分改变就会导致其向农奴转化；周灭商之前本已大量存在农奴制经济，灭商后又面临着大规模战争过程中及战争之后众多无主奴隶；周王朝仍给予殷人以一定的待遇。因此，在周初，奴隶制经济成分大量减少是必然的。周灭商后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家，这一方面是社会范围扩大，农奴制经济比重增加，另一方面是奴隶制经济成分大大减少。这样，虽然奴隶制经济成分仍然存在，但已不再成为社会的核心经济了。
再次，周初大征服之后的大封建是封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确立的标志。世界历史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图景：大征服加速了封建制的形成。历经了长期大征服的罗马帝国中隶农制得到了发展。日耳曼人的大征服摧毁了罗马帝国，导致了欧洲农奴制的大规模发展。人们常以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奴隶社会的崩溃，而法兰克王国的分封制形成标志封建社会开始，分封制既是经济制度又是政治制度。萨珊王朝建立，国王将大片土地分赐给贵族，土地的耕种者被迫随土地转移，农奴制始以发展，标志新波斯帝国已步入封建社会。阿拉伯人通过大征服建立了庞大帝国，哈里发将大片土地分配给贵族和军人，形成了庄园和类似西欧的采邑。虽然阿拉伯地区大量存在奴隶，但阿拉伯社会已步入封建社会。国家是政治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和经济制度二者的发展紧密相连，虽然二者的发展同方向而不同步，但我们还是以封建国家的建立作为封建社会开始的标志。
大征服带来了大片土地，土地的分封制可说是封建制度形成的标志。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服从于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中国封建社会之形成也是和大征服、大分封紧密相联的。既然封建社会的最初确立和大征服、犬分封相联，而奴隶的人数及其在劳动者总数中的比率古代文献中记载极少且还存在许多矛盾，那么在划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就应考虑大征服、大分封因素。
周初的大征服之后即有周初的大封建。大封建后，周对外扩张的进程停滞、常常是在防御蛮族进攻，这和商时战争纷繁，大肆捕捉俘虏，大量残杀奴隶呈鲜明的对比。这一方面反映了周王朝没有大量补充和增加奴隶的需要，说明奴隶制经济成分不再增加；另一方面，庞大的分封王国建立后，征服停滞，奴隶制经济如要大发展也不可能得到大量奴隶。因此，自周始，奴隶制核心经济已不可能继续发展，它必然走向没落。虽然周初还存在大量奴隶，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周作为封建社会开始的标志。须知，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法兰克王国的封建化也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同时，当一个奴隶制国家处在政治腐败、矛盾尖锐、财力枯竭、军力削弱状况时，只要稍强大的异族入侵或反叛，这个国家就灭亡了。入侵的异族，通常文明水平较低，但朴实勇敢，战斗力较强。入侵民族胜利后建立起新的奴隶制国家，往往使原有文明继续发展，古代世界文明中心的转移及通过转移而实现了文明的发展就是例证。奴隶制小国一个灭亡、一个兴起，由于吸收了较高文明，后者比前者更强大，它能征服的地域更辽阔，它的结构也随之改变。庞大的地域要有庞大的国家机器加以控制，庞大国家机器需要庞大开支，如果奴隶制核心社会已不可能成为庞大开支的基本提供者，这时，奴隶制经济就不再成为社会的核心经济，奴隶社会就向封建社会转化。如果一个较强大的具有相当文明程度的异族入侵，为了统治庞大地域，它就极可能采用分封的方法，这就加速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过程。在西方，古罗马是地中海沿岸诸国中的后起之秀，它吸取了众多古国的文明，因而它具有较高的文明，较强的控制能力，较广阔的地区，较发达的奴隶制经济。在东方，殷商也吸收了华夏古国的文明，因而它也具有较高的文明，较强的控制能力，较广阔的地区，虽然它的奴隶制经济不如古罗马发达，但其国家机器也很庞大，奴隶制核心社会已不可能成为庞大开支的基本提供者。因此，殷商后期也已具有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条件。
注释：
①沈长云：《关于奴隶制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商讨》，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
②沈长云：《中国古代没有奴隶社会》，载《天津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③转摘自胡寄窗：《政治经济学前史》215页。
④《国语·周语下》。
⑤《尚书·汤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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