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哈里·T. 迪金森：柏克之后的思考：英国史学界、文学界和政界与法国大革命（下）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4:11:42 世界历史杂志公众微信 佚名 参加讨论
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小说《弗兰肯斯坦因》（Frankenstein, 1819）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作为威廉·葛德文和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女儿和珀西·雪莱的情人和妻子，玛丽深受乐观主义的信徒的影响。这些人深信人类理性的价值，致力于宣扬政治自由。但在《弗兰肯斯坦因》中，玛丽对这些影响进行了明白无误的回应，她写出了一部十分悲观的小说。《弗兰肯斯坦因》探讨了一个野心勃勃的理性主义的信徒是如何创造出极度骇人、暴力，又让人意外的结局的。小说中的弗兰肯斯坦因博士被描写成一个雄心勃勃的理性人，竭力以一些欠考虑和不负责任的手段去实现一个不可能的目标。他从藏骸所和乞丐坟墓中偷来一些人的残躯，想用它们来制造一个新的高级人种。这一点与法国大革命早期危险的乌托邦抱负之间存在相当明确的关联。弗兰肯斯坦因出生于日内瓦，那里是卢梭的家乡，他那些危险的实验是在因戈尔施塔特进行，当年的光照派（Illuminati）曾在这里策划一场席卷全欧洲的暴力革命，因此他们的邪恶阴谋被认为是从这里开始的。弗兰肯斯坦因博士致力于通过理性实验来创造更高级的新人类，但是他的努力就像雅各宾派的做法一样，最后以灾难收场，他的新创造物变成了凶残的复仇怪物，并对其创造者及其关爱的人造成可怕的伤害。不过，小说的另一层政治隐喻却不是那么明显。怪物被造出来后，不久就要求获得人权和公民权了。他还要求他的创造者弗兰肯斯坦因博士给他造一个女伴。当这个要求被拒绝后，怪物还被法国流亡贵族家庭拒之门外，于是他感到日益孤独，缺乏关爱和被人离弃。他就像被人疏离的革命者一样，在痛苦之中诉诸暴力和恐怖。最终的结局是博士和他的创造物相互摧毁。《法国大革命》根本原则中的缺陷无疑影响了玛丽·雪莱创作《弗兰肯斯坦因》。 残忍、不公和暴力行为也是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小说《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 1859）赋予法国革命者的基本特征。狄更斯受托马斯·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影响很大，这部小说在塑造英国民众对恐怖期间法国事态的看法方面很可能发挥了最大的影响力。狄更斯在书中描绘了巴黎无套裤汉的粗野本能和残忍行径。他并没有以文明、平和的英国人去比照反复无常、性情暴戾的法国人，因为他暗示，在伦敦社会的表面之下，革命的局势正如沸水翻腾。仔细阅读这部小说就会发现，狄更斯担心，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伦敦，一个腐败、不公正和冷漠的政府都能引发被压迫民众的暴力革命，不过，当断头台开始运转，革命法庭粗暴地判处无辜者死刑时，大多数读者更容易注意到巴黎的暴力。认真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尽管狄更斯没有提到法国大革命实现的任何一项建设性改革，他还是传达了这样一种暗示：法国大革命可能有一些积极的东西。于是，当他那位并不完美的主人公西德尼·卡尔顿（Sidney Carton）准备在断头台上终结自己碌碌无为一生，以挽救品德高尚的查尔斯·达尔奈（Charles Darnay）时，他仿佛看见邪恶在逐渐消散，人民追求解放的斗争最终取得胜利。像卡莱尔一样，狄更斯似乎相信，或至少是希望，法国大革命将以某种无法解释的方式转变为一种再生力量，这种力量将服务于造福人类的伟大进程。但在很多读者看来，卡尔顿最后的行为更像是临终前的宗教皈依，这将引领他走向永生。 《双城记》虽然是一部虚构的小说，但在塑造英国人对法国大革命的印象方面，它比其他任何著作的影响都要大。说来有些荒诞的是，这部分是因为很多读者没有领会到狄更斯试图给出的那些更为微妙的看法。不过，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如下的事实：这部小说被其他媒体改编，它们放大了那些更为戏剧化的方面，忽略了伦敦有爆发革命的可能性，强调西德尼·卡尔顿具有几乎与基督类似的牺牲精神。早在1860年，小说就被搬上了伦敦的戏剧舞台。后来它又被约翰·马丁·哈维（John Martin Harvey）改编成一个更为夸张的剧目《唯一的出路》（The Only Way），四十年的时间里，此人在英国和加拿大各地扮演西德尼·卡尔顿的角色。1917年，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制作了一部默片电影《双城记》。1925年，约翰·马丁·哈维扮演了电影版的西德尼·卡尔顿。1935年，英国电影明星罗纳德·科尔曼（Ronald Colman）出演米高梅公司的卡尔顿角色。电影对法国大革命表达了一些同情，但电影中的暴力依然显得势不可挡，而且电影的高潮最后集中于卡尔顿个人牺牲的英勇和高贵之上，而不是革命可能也能产生善的暗示。1958年，另一位英国超级影星德克·博加德（Dirk Bogarde）在兰克电影公司（Rank Organization）的新片中出演卡尔顿。这部新片更加强调大革命的暴力，丝毫没有去尝试理解发生在法国的事件的政治意义。格拉纳达电视台（Granada TV）对《双城记》原作进行了更为彻底的改编，推出了微型系列片并制作成DVD。在所有这些改编版本中，西德尼·卡尔顿最后的个人牺牲都被保留了下来，而他最后的话语和形象则被改为道德训诫而非政治宣言。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个更为夸张、更富政治偏见的法国大革命形象出现在英国公众眼前，这就是埃慕斯卡·奥希兹男爵夫人（Baroness Emmuska Orczy）的小说及由其改编的电视和电影。奥希兹在小说《红花侠》（The Scarlet Pimpernel）中描绘了其虚构的主人公珀西·布莱克尼（Percy Blakeney）爵士在恐怖期间营救要被送上断头台的贵族们的故事。布莱克尼和朋友们屡次智斗邪恶又愚蠢的法国官僚肖维兰（Chauvelin），把营救出的囚犯带到英国。与恐怖法国的邪恶与暴力相比，英国仍然有真正的自由和正义。法国只是被简单地描写为一个被暴力和邪恶笼罩的国度，很多无辜的个人时刻有被处决的危险。《红花侠》最初于1905年在伦敦的剧院上演，随后演了超过两千场，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舞台剧目之一。奥希兹男爵夫人很快就把自己的剧本改写成小说。这本小说太受追捧，1908—1940年就出版了11部续集，被翻成16种语言。从1917年起，根据这些小说拍摄了好几部默片和有声电影。最著名的改编是1934年的电影，著名英国影星莱斯利·霍华德（Leslie Howard）在片中扮演男主角珀西·布莱克尼爵士。布莱克尼的虚构传记《红花侠的生平和功勋：一个洒脱的冒险家》（Life and Exploits of the Scarlet Pimpernel: A Gay Adventurer）于1935年在纽约出版。它的作者是约翰·布莱克尼（John Blakeney），这是奥希兹男爵夫人的儿子约翰·奥希兹·巴斯托（John Orczy Barstow）的笔名，他母亲为这部书写了前言。1950年、1955—1956年、1960年、1982年，以及1999—2000年，英国多次上映了《红花侠》的电视片。百老汇于1997年上演了其音乐剧。 《双城记》和《红花侠》曾多次被改编成面向广大观众的电影和电视片，对很多从来没有读过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严肃的历史著作的英国人来说，观看这种高度大众化的节目无疑严重扭曲了他们对法国大革命的认知。在大多数英国人心目中，法国大革命首先是与民众暴力和革命法庭的草菅人命联系在一起的。英国最重要的漫画家们在18世纪90年代创造了这种形象，后来的电影和电视进一步强化了它。所以，在1989年，大不列颠博物馆在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之际举办纪念展，展览被命名为“断头台的阴影下”，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展品中包括大量18世纪90年代出品的漫画、绘画、陶瓷和蜡质模型，它们都在突出恐怖期间法国的暴力行为，以及众多无辜者遭受的痛苦，无论他们是贵族、资产阶级还是平民百姓。最近，为纪念滑铁卢战役两百周年，大不列颠博物馆于2015年举办了题为“波拿巴与英国人”的展览，展品主要是反映英国人英勇抵抗拿破仑的对外战争和他的国内独裁体制的物品。19世纪初英国的漫画家、诗人、小说家和散文作家们，大概会颇为赞成将这些物品展示给公众的。因此，虽然英国的历史学家们做了很大的努力去全面和公正地评论这场革命，但英国文学界忽略了法国大革命取得的既积极又富有建设性的成就。 三、 英国政界与法国大革命 1789年的大革命在法国触发的政治地震造成了深刻的断裂，这有助于解释法国何以在随后的岁月中经历了三次君主制、两次帝国和五次共和国。今天，三色旗依然飘扬在法国的所有公共建筑之上，“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理念被镌刻在全国各地的城市雕塑上，巴士底日（7月14日）仍然是法国公民们最重要的公共假日之一。法国大革命造成的冲击波影响到整个欧洲，英国尤其如此，这一点前文已经指出。这些冲击的影响既深刻又持久，尤其是在英国的政治领域。在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以及埃德蒙·柏克引领的意识形态回应促进了新托利党的形成，它曾经是英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政治组织。一开始，法国大革命很大程度上摧毁了辉格党的声誉，但后来辉格党对大革命的阐释更为精致，这就使它看起来成为两党之中更具自由色彩的一派，并将在19世纪中叶的几十年中长期支配议会。法国大革命向无政府主义、恐怖和战争的蜕变，再加上英国政府的镇压措施，导致倡导议会改革的激进派斗争在18世纪的最后30年陷于沉寂。当激进主义在英国复兴并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时，它已经学会通过宪政改革而非威胁使用革命暴力来进行政治变革。总的来说，这些局面有利于形成一个渐进的演变态势，而这正是英国政治史不同于法国的显著特点，而在法国，政治方向的剧烈转变是经常的事。这就使得英国政治家和政治评论家对本国的宪政原则和实践抱有更坚定的信心。 到18世纪90年代末，法国大革命和革命战争已经让英国大多数中产阶级的精英和普通民众相信，不应该继续支持激进的政治变革，而应团结在现有的宪政和社会秩序之下。政府的压制无疑有助于这种局面的形成。在19世纪初，由于漫长的拿破仑战争，英国曾面临入侵和战败的危险，这也强化了上述观念。艰难、漫长而且代价高昂的战争强化了威廉·庇特（William Pitt）在议会建立并在后来由他的门生领导的政治联盟。他们坚信必须以一切代价挫败拿破仑的野心。联盟在国内采取保守立场，维护现存的宪政和社会秩序。批评者们称联盟为新托利党，而联盟不久也接受了这个称号。托利党人斥责对法战争的反对者不爱国——几乎是要叛国了。在议会内部，它顽固抵制任何要求改革的压力，并且随时准备在必要时镇压威胁国内政治稳定的激进宣传者和挑唆民众的人。 托利党的理论家和宣传者们也进行漫长的思想战争，以对抗法国的原则，平息国内改革的呼声。埃德蒙·柏克对法国大革命原则的批判，在1790年可能是过分的，但到19世纪初，托利党的宣传者们几乎一致地接受了他的看法。忠诚派刊物《反雅各宾评论》（Anti-Jacobin Review）一直在进行极端保守的宣传，直到1821年。1809年，当自由派舆论再次构成实质性挑战时，几个忠诚派便创办了《季评》，该刊很快就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教会与国家的捍卫者。它主要的撰稿人，包括罗伯特·骚塞、瓦尔特·司各特和约翰·威尔逊·克罗克，都一致抨击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坚定地支持对法战争，谴责国内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在《季评》看来，法国大革命仍然是对君主制、贵族制、社会秩序和基督教最大的威胁。即使在拿破仑覆灭之后，它的撰稿者依然在表达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法国的榜样将鼓励英国的穷人效仿法国，支持对资产阶级的精英进行暴力革命。英国激进派通常被看作英国的雅各宾派，人们坚定地认为，广受欢迎的激进挑拨者在策划一场阴谋，他们试图在英国掀起革命。 由于托利党坚守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再加上他们领导英国取得了拿破仑战争的胜利，其威望由此提高，之后的托利党内阁经受住了19世纪10年代严峻的激进派挑战并一直掌权到1830年。19世纪20年代后期，当该党因授予新教异议者和罗马天主教徒平等的政治权利一事而开始分裂时，极端的托利党人仍然对国内的革命威胁万分警惕。当法国的波旁复辟王朝在1830年的革命中被推翻时，这种恐惧更是有增无减。1831年，辉格党政府提交了一份对英国的选举制度进行有限改革的法案，此时已成为议员的约翰·威尔逊·克罗克在发言和文章中表达了他的恐惧：他认为议会正在重复18世纪80年代末法国贵族精英曾经犯下的危险错误。在他看来，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主要是因为法国贵族精英的错误，他们在面对法国中下阶层的政治挑战时表现得太软弱。克罗克竭力警告英国的精英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他的恐惧被认真地考虑过，不过，他的态度太夸张了，因为这个法案是个很温和的措施，而且，议会外的改革者尽管受到1830年法国革命的鼓励，但他们并不想去复制18世纪90年代初法国发生的一切。 18世纪90年代，法国大革命和革命战争几乎摧毁了辉格反对派。当时，该党的大量成员反对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及其最亲密的伙伴提出的自由主义观念，转而接受威廉·庇特的提议，支持后者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同法国人的原则做斗争。忠诚于福克斯的辉格党人直到1830年才在议会下院占据多数，这种长期的失势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们对待法国人的态度。不过，早在1802年，当弗朗西斯·杰弗里（Francis Jeffrey）等人创办《爱丁堡评论》时，自由主义在受教育的有产者阶层中便有了微弱的复苏迹象。从这时候开始，这份活跃的期刊就开始挑战英国保守派的一个老生常谈的论调：伏尔泰、卢梭和其他法国哲人怂恿了反对旧制度的密谋，进而导致了1789年的革命。《爱丁堡评论》的撰稿者们强调，引发广泛的民众骚动并最终导致暴力革命的，是专制的旧制度的弊政和腐败，是路易十六和法国贵族没有适时做出重大让步。如果英国的托利党政府不倾听来自中下层人民的合理控诉，它也有触发类似的暴力革命的危险。《爱丁堡评论》虽然始终对大革命的恐怖持批判立场，但它的作者经常抨击英国保守派支持镇压性的立法、反对一切温和的改革诉求。他们坚持认为，法国资产阶级之所以支持革命，是因为他们在旧制度下基本被排除在政治权力和影响力之外。法国社会即使是在拿破仑时期，也比英国社会更加看重个人成就，拿破仑的军队可以说是一支改革的力量，因为它摧毁了欧洲某些最具压迫性的封建主义和绝对主义制度。 在取得文学和商业上的成功后，《爱丁堡评论》在1809年左右开始对议会内部的辉格党人产生影响。议会中的辉格党人与该杂志的撰稿人开始一起批评政府在对法战争中的行径，控诉托利党大臣们在国内推行腐败政策。政府大臣、军事供应商和金融投机分子被指控在战争中自肥，但这些大臣们却催促英国人民在一场没有必要和并不成功的冲突中抛洒鲜血、浪费钱财。《爱丁堡评论》的一些作者还开始提出对选举制度进行有限改革的问题，这走在了议会中的辉格党人前面，因为类似的策略曾在18世纪90年代给辉格党造成了重大的政治挫败，此后他们才鼓足政治勇气重新燃起对议会改革的兴趣。温和的议会改革行动是由下议院的一批激进派议员推动的，他们在院外的支持者还有自由派周刊《审查者》（Examiner），李·亨特（Leigh Hunt）在1808—1821年担任该期刊的主编。亨特面向的是受教育的中产阶级读者，他拒绝从自然权利学说为改革找依据，并指责法国的雅各宾派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大革命期间，他们摧毁了一切旨在确保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努力。他是个公然的沙文主义者，鼓吹英国人的美德，并将它与法国人的不道德进行比较。他声称要捍卫自由的英国人的历史权利，应努力恢复英国宪政的真正原则。他更倾向于抨击统治精英的腐败，而非倡导任何具体的议会改革措施。 在19世纪10年代，议会中的辉格党人照例攻击少数为温和的选举改革而战斗的激进派议员。对于议会外的民众激进派，他们的指责更是变本加厉：将这些人斥责为滋生暴力活动的暴民。在这个阶段，辉格党人很担心被托利党人指责为过分同情法国人的原则，这就妨碍了他们对议会改革的思考。不过，到19世纪20年代末，议会中很多更年轻的、有改革头脑的辉格党人确信，自18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英国已经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变迁，拒绝授予大城镇的中产阶级有产者以选举权便不再是明智的做法了。例如，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就在1827年指出，托利党强硬派拒绝进行温和的议会改革，将可能导致不满的中产阶级与贫困的城市平民结成一个潜在的革命同盟，就像18世纪90年代初的法国那样。麦考莱期望的是没有专制主义的秩序，没有混乱的自由，他相信，只有适时地向拥有财富和才智的中产阶级让步才能避免革命。1828年，辉格党人支持撤销宣誓与结社法案（Test and Corporation Acts）以回应新教异见者的诉求，次年，他们又支持罗马天主教徒解放法案，将平等的政治权利扩展到这个宗教群体。当1830年的法国革命迅速扫荡了波旁复辟王朝之后，英国的中产阶级转而支持辉格党最近倡导的温和的议会改革事业。1830—1831年，辉格党在选举中连续获胜，这使他们得以通过一个温和但很重要的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在这场漫长的辩论中，麦考莱等辉格党人敦促议会自身进行改革，以保存英国宪政的基本特征，同时避免激进的变革。麦考莱在他的历史著作《拿破仑和波旁复辟》（Napoleon and the Restauration of the Bourbons，1830-1831）中将1789年的大革命描绘成一种必要的恶，但因为根除了更大的恶而存在合理性。尽管伴随着暴力、疯狂和罪行，这场革命仍不失为人类的一大福祉。拿破仑巩固了大革命的某些成就，但要等到波旁王朝复辟之后才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封建弊端和旧制度不公正的贵族特权已经被大革命永远废除了，富有或有才华的中产阶级才享有1789年之前被拒绝的合法的政治影响力。因此，法国大革命是一次伟大的进步，最近的1830年革命更是证明，公共舆论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麦考莱的告诫受到了关注，尽管1832年的改革法案让英国的激进派失望，但它表明，当公众舆论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并得到恰当的表达时，英国的政治体制是可以进行自我改良的。这是英国所有党派的统治精英们得出的经验。 到18世纪90年代末，由于政府的镇压，以及忠诚派强烈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和法国当局，18世纪90年代初曾热情支持大革命的多数激进派陷于沉寂。在19世纪初的英国，人们对拿破仑独裁体制的敌意，由法国入侵威胁而激起的爱国主义义愤，这些因素导致激进主义的复苏十分艰难。18世纪90年代的一些重要激进派思想家和宣传者纷纷辞世、流亡或放弃原来的事业。其他人则发现很难表达自己的看法。丹尼尔·伊萨克·伊顿（Daniel Isaac Eaton）因为发表煽动性作品先后于1803—1805年、1812—1813年遭到监禁。托马斯·斯宾塞（Thomas Spence）于1802年出狱，写了几篇激进的小册子，但读者只限于伦敦的一些追随者的小圈子，接着他又于1814年突然死去。威廉·葛德文曾短暂回归政治宣传，但他1815年发表的《致维拉克斯的信》（Letters to Verax）非常不成功。这本小册子表达了对拿破仑个人能力的赞赏，并希望看到他卷土重来，既然法国人民已经明确拒绝复辟波旁王朝，而且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出来后又重新支持他。葛德文敦促英国不要反对拿破仑的回归，他相信此人能够在自由的政府体制之下担任一位立宪君主。葛德文的第一封通信于1815年5月25日发表在辉格派的《清晨纪事》（Morning Chronicle）上。他接着写了第二封信，希望这两封信能以单行册发表。广告中预期的出售日为7月1日，但当拿破仑于6月18日在滑铁卢战败的消息传到伦敦后，葛德文的希望化为乌有。 民众激进主义于19世纪10年代初开始复兴，在1821年之前一直保持旺盛的势头；1830—1832年、1836—1848年的大部分时间，这种运动都很活跃。其中的原因是拿破仑战争期间的经济困难，1815年之后的战后萧条，以及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反复发作的经济危机。一些现代史学者认为，英国在这历次危机中走到了革命的边缘。当时的确爆发过一些范围广泛、规模很大的骚动事件，但其中最严重的事件，如1811—1813年的卢德运动，1830年大量贫困的农业工人的暴力抗议，举行这些抗议的人的主要目标是要获得救助。只有少量事件可以被视为有政治骚乱或武装叛乱的企图，但这些事件规模都很小，领导、协调都很不得力，武器装备也很差。历届政府都使用暗探、线人和奸细，或颁布镇压性的立法来对付这些活动，最后一着是用武力挫败企图通过武力来达到政治目标的鲁莽举动。 1812—1850年蓬勃发展的民众激进运动基本上是温和的、和平的，其手段和最终目标是合乎宪政原则的。激进运动的大多数领导人也懂得法国大革命滑向暴力、恐怖和军事独裁的政治教训。他们明确否认是要掀起一场法国式的革命。他们并不攻击君主制、贵族制和社会等级。他们也没有为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一个平等主义的社会而进行过认真的尝试。他们的努力几乎完全局限于议会改革方面，为的是实现下院的民主化，而且其手段基本是合乎宪政的和平手段，如向议会的群众请愿活动，公开的游行，聚会演讲以表达他们的支持，再就是建立旨在对民众进行政治权利教育的俱乐部和协会。他们的诉求的基本依据是英国的先例，而不是援引任何普遍的自然权利。他们声称，英国曾经有这样一种古老的宪法，全体成年男子都有权选举下议院的人民代表。为了寻找精神源泉，他们把目光投向了17世纪英国的激进派，或者最近的美国爱国者，而不是投向法国大革命。 不过，有一些迹象表明，法国大革命在19世纪前期的英国激进派身上留下了某种印记。在1815—1819年的几次政治集会上，出现了三色旗、自由红帽和法国大革命的歌曲。作为回应，政府于1819年颁布六项法案，禁止以后使用类似的革命标志。少数激进派宣传者，如约翰·韦德（John Wade）和理查德·卡里尔（Richard Carlile）还提醒读者，法国革命者曾在18世纪90年代初造福于法国。大部分宪章派承诺支持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这份文件主张对选举制度进行广泛的改革，其手段是1839—1848年发动的大规模群众请愿活动。詹姆斯·布朗泰尔·奥布莱恩（James Bronterre OBrien）是最有影响力的宪章派宣传家，他相信，英国的激进主义事业可从法国大革命中学到很多经验。他会说法语，并几次访问法国，以搜集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资料。1836年，他出版了菲利普·邦纳罗蒂（Philippe Buonarroti）的《巴贝夫密谋》（History of Babeuf's Conspiracy）的评注版译本。两年后他又发表了《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的生平和性格》（Life and Character of Maximilian Robespierre），这是他计划中的罗伯斯庇尔传记的第一卷。他没有能完成这一计划，不过他定期主持庆祝罗伯斯庇尔生日的纪念活动。后来他还发表了一篇名为《哀罗伯斯庇尔之死》（Elegy on the Death of Robespierre，1857）的短小册子和一部内容更充实的《关于不朽的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的生与死的论述和哀歌》（Dissertation and Elegy on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Immortal Maximilian Robespierre, 1859）。奥布莱恩从未论及罗伯斯庇尔在恐怖中的角色，他把恐怖归咎于奥地利和普鲁士对法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并为英国卷入战争而叹息。他始终强调，罗伯斯庇尔一直忠实于其民主和平等原则。他还十分赞赏1793年的法国宪法，认为1795年的宪法是对大革命原则的背叛。奥布莱恩对1832年的改革法案（Great Reform Act）大为不满，他很快就对1848年的法国革命和第二共和国大失所望。他赞扬1789年的法国革命者敢于运用武力去实现其政治目标，不过他很谨慎地避免向英国的激进派建议采取这种暴力手段。 法国大革命中暴力、反叛的一面对更年轻的宪章派乔治·朱利安·哈尼（George Julian Harney）更有吸引力。他偶尔有这样的暗示：英国的激进派应该效仿法国人的榜样。他赞扬过法国1792年6月20日和8月10日的起义。他在马拉（Marat）身上看到了自己，并且在《伦敦民主派》（London Democrat）上以“人民之友”的名义写作。他建议读者，在英国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应该避免18世纪90年代早期法国共和派的错误，但应该效法他们的英雄壮举。在1837年的宪章派大会上，他头戴象征自由的红帽（bonnet rouge），认为这是战胜暴政的象征，并敦促其他人学习他的榜样。他的建议招来很大的怨愤。1848年法国爆发革命时，哈尼十分兴奋，他表示希望看到1793年法国宪法的恢复。他一直推崇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Saint Just）的观念和事迹，甚至在1850年时还创办了《红色共和派》（Red Republican）期刊。尽管哈尼喜欢将自己看成一个革命者，但他私下里承认缺乏领导一场革命的勇气和能量。这种判断倒是更符合大多数宪章派的立场。 当法国和几个欧洲其他国家在1848年经历革命的时候，宪章运动在那一年造成的政治挑战被相对轻松地规避了。普遍存在的困苦局面和群众对议会改革的支持，还不足以在英国引发一场革命，虽然很多保守派曾担心这有可能是1789年第一次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又一场巨变。自那以后，历史学家们就在思考，为什么经历了大面积的民众生活困苦和严重的社会紧张的英国能在数十年间避免革命。有些人认为，是宗教将英国从革命的威胁中挽救了出来。这个看法曾长期得到历史学家们的普遍支持。人们坚持认为，法国的哲人们以他们的宗教怀疑主义和反教权主义损害了教会和国家的传统权威，相比之下，宗教在英国对维持君主制、贵族制和社会等级制发挥了重大作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建制教会一直在强调服从现有的国家权威的必要性，并教导穷人敬畏比他们社会地位高的人。两个教会的福音牧师都更加关心教化其信徒如何获得永生，而不是鼓励他们为尘世的政治变革而斗争。如果个人希望在公共活动中展开行动，他们可以支持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道德十字军行动，或者加入消除邪恶协会（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Vice）这样的组织，或者在英国及外邦圣经协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从事传教工作。 在挽救英国免遭革命之难的宗教团体中，循道宗或卫斯理宗（Methodism）被认为贡献最大。杰出的法国历史学家埃利·阿勒维（Elie Halévy）第一个提出这种看法。他认为，这场运动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在18世纪后期坚持不懈地宣扬政治保守主义，当卫斯理于1791年去世后，通过年会（Annual Conferences）来领导这场运动的牧师寡头集团继续着他的事业。可以确信的是，在19世纪初，由令人生畏的加贝兹·邦廷（Jabez Bunting）支配的循道宗牧师领导集团，的确曾反复重申，他们的教友应该忠诚于国王和政府，这体现在该运动年会通过的决议上。这就使得一些历史学家们有足够的理由接受阿勒维关于循道宗的政治影响的观点，但有些人对此提出了挑战。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指出，在19世纪初，循道宗信徒从数量上说不足以使英国免于革命，此外，非常明显的一点是，在某些循道宗势力强大的地方，激进主义同样很强。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尽管循道宗的宗教领导集团毫无疑问是政治上的保守派，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世俗布道者和该运动在地方的世俗领导人也是如此。阿兰·吉尔伯特（Alan Gilbert）接受了这个看法，但他的论证更进一步。他认为，循道宗的确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因为地方礼拜堂的独立和世俗布道者的积极角色，使得各地的循道宗信徒可以表达对现存的教会和国家秩序的批评，与此同时，循道宗年会和巡视牧师从宗教方面强调信徒应该为善，就这抑制了可能会推动暴力革命的行为。 不过，英国何以避免类似于1789年法国经历的革命，任何试图解释这个问题的人都不应局限于阿勒维和其他人强调的宗教因素。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中下层民众，当然并不生活在一个公平、正义、平等或民主的社会，但他们的生活环境要比旧制度时代的法国人好得多。君主没有绝对权力，贵族也并不享有一系列的封建特权或者某些税收的豁免权。下议院由数十万中等阶级的成年男子选举产生，而且不能规避舆论的压力。议会代表这个国家的强势利益，它通过很多法律来促进中等阶级的经济利益，并表明它是能够改革选举制度的。生活在城市的人口比例越来越高，那里能提供工商业发展机会，有更好的生活设施，更多稳定的就业机会，以及更高的工资。城市使得很多英国人可以接触到不断扩展并不受审查的报刊资讯，而中产阶级还可以组织志愿者协会，这些组织既可以促进他们的经济社会利益，也可使他们向议会请愿，或向议员们游说，以便平息各种不满。越来越多的英国工人可以通过下列途径保护自己的利益：加入工会向雇主施加压力，向兄弟互助会缴纳经费，以便自己在失业、受伤、患病或年迈时有所保障。为了改善工业部门穷人们的工作条件，议会通过了很多法案。另外，尽管这个时期的英国经济经历过几次萧条，但整体而言经济是在稳步增长的，穷人的生活水准是在缓慢上升而不是在下降。绝大多数倡导激进变革或组织民众抗议的人并不寻求在英国促成一场暴力革命。最后，英国的统治精英从未像路易十六和法国贵族那样失去勇气与镇定。他们既足够坚定，以致能拒绝做出任何重大让步，但又足够灵活，能够在面临来自下层的巨大压力时适当后退。这个时代被正确地称呼为“改良的时代”（The Age of Improvement）。 19世纪中叶之后，英国的政治局势比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稳定。英国的政治家和政治评论家越来越强调，与法国相比，英国曾经并且仍然是多么的稳定。他们认为，法国人自1789年以来总是援引抽象的自然权利，与此相对的是，英国总是诉诸自己的古老宪政和英国人实际上已经获得的历史权利。人们广泛认为，自1688—1689年那场温和得多的革命以来，英国已经确立了法治和保护财产权的制度，通过和平、务实和渐进的手段取得了广泛的公民自由。法国人曾对1789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寄予厚望，但1789年的革命并没有能够兑现这些权利，而且他们此后一直为建立一个能捍卫所有这些权利的稳定政治体制而斗争。英国人坚信，1689年以来，他们已经通过一次次和平运动取得了更多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而且，英国正在和平地逐步建立一个更民主的政治制度。这就促使政治家和政治评论家们相信，英国人已经发现了如何推进民主和捍卫个人自由、同时又保持社会稳定的奥秘。他们为此感到十分骄傲。他们经常表达这样的期望：英国的宪政原则和政治实践可以被其他国家模仿，不过他们经常怀疑，其他国家的人民是否拥有必需的国民品质或个人素质。他们尤其怀疑法国能否以合理的方式来建立稳定的政治制度。人们特别强调柏克的下述观念：对经验、传统和实践智慧的信赖比执着于抽象的理性政府理论更为重要，公正和法治是比行使政治权力更为重要的成果，公民既享有权利也承担义务。当他们思考20世纪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时，他们认为，曾发生在18世纪90年代法国恐怖期间的愚蠢和罪恶的行为又大规模地出现了。因此，在1989年，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爆发两百周年，英国哲学家和保守派政治评论家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写了一篇评论。他赞扬了埃德蒙·柏克对这场革命的批判，称柏克发现了1789年之后的错误与20世纪更令人恐惧的极权主义有一定关系。他的看法并不让人很意外。 今天，法国大革命显然还在引起有文化的英国人的极大兴趣。他们认为，法国大革命的一系列戏剧性事件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不过，在英国，人们是从不同立场和不同目的去理解大革命，因而他们的看法差异很大。这种现象过去一直存在。学院派历史学家和优秀的大学生对大革命复杂性的认识较为深刻。他们认为，必须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法研究大革命；他们懂得，大革命可以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去阐释；他们还注意到，法国大革命不仅深深影响了经历过这场革命、曾面临它的挑战的那一代人，它还对后世的法国人、欧洲人，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法国大革命还促使有文化的英国人去理解影响整个人类的那些重大问题，如革命与反革命的性质、人权信念产生的力量、个人和国家之间相互竞争的利益关系、民族主义的发展、宗教与世俗的冲突，以及政治观念和物质利益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不过，在普通人眼中，法国大革命的形象较为单一，它对英国公众的影响也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询问一个普通英国人对法国大革命有何看法，他大概会完全集中于巴黎的暴力和混乱，会想起街头的暴民、恐怖事件，以及断头台上的杀戮。他可能认识不到法国大革命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方面，或者注意不到内外反革命力量对革命进程的影响。很多英国政治家和政治评论者很可能也会想到普通人想到的东西，不过，他们可能对其中的戏剧性、轰动性和骇人场面兴趣较少，而是更相信英国已经很明智地从中学到了政治教训。他们深信，英国明智地避免以暴力来推翻既定制度，避免以基于抽象理性原则的新制度去取代旧制度。他们大概会认为，英国明智地采取了一条务实、平缓和渐近的方式进行政治和宪政改革，最终确保了公民自由，以平和得多的手段推进了民主进程。虽然英国仍面临一些现实的政治难题，例如，如何改革其投票制度，如何改革下议院，议会应该如何正确处理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提出的下放立法主权的诉求，以及其与欧盟机构的关系等，但是，英国政治家和政治评论者可能仍坚持上述政治信念。 本文作者哈里·T.迪金森，英国爱丁堡大学历史、古典与考古学院荣休教授。译者黄艳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7年第5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