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耀春 | 意大利城市政治体制与权力空间的演变(1000-1600)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4:11:47 世界历史放映室 佚名 参加讨论
摘要：城市公社是意大利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中世纪晚期至文艺复兴时期（１０００—１６００），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城市公社逐渐从共和制演变为由领主及其家族统治的领主制。城市的权力空间也随之历经数次转变，从主教宫转到市政厅，再从市政厅转向領主的城堡一宫殿复合体。意大利城市政治体制与权力空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不同政权对权力空间进行了各自的营造，以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其政治文化。 关键词：意大利城市公社 领主制 权力空间 作者:刘耀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基金：教育部规划项目；“四川大学青年学术人才基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05期，第185-203页。 一、城市政治体制的演变：从共和制到领主制 （一）从主教城市到城市公社 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罗马的城市文明迅速衰落。在中世纪早期的意大利，许多城市沦为废墟，延续下来的城市也出现“城市乡村化”，人口急剧萎缩。教会几乎成为稳定社会秩序的唯一力量。地方的高级教士如主教不但拥有精神权力，而且拥有世俗权力，城市成为行政和教区中心。城市的统治权往往由神圣罗马皇帝授予当地主教，由主教代表皇帝行使领主权，因此历史学家将中世纪早期的意大利城市称为“主教城市”。 从11世纪起，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和商业活动的扩张，在意大利海滨地区及中北部兴起了许多繁荣的工商业城市，如热那亚、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锡耶纳等。许多城市变成了自治的政治共同体。城市公社是自由公民而非臣民的联合体，城市公社的最高统治者由公民”（有选举权的男子）推选，公民生活在自己制订的法律和章程之下。城市公社的起源非常复杂，并非突然产生，而是经历了缓慢成长的过程。 在城市公社成长的过程中，为了争取和捍卫自治权利，城市居民与最高封建领主展开了斗争。到12世纪中期，意大利城市的富庶引起神圣罗马皇帝弗雷德里克一世的觊觎。1154-1183年，他六次率军入侵意大利，企图迫使这些城市承认“帝国权力”，即任命官员和征税的权力。不愿俯首称臣的伦巴底城市结成 “伦巴底同盟”奋起反抗，最终迫使弗雷德里克一世签署《康斯坦茨和约》。根据和约，皇帝正式承认伦巴底城市的自治权，允许他们自由选举执政官。执政官由公民选举产生，其人数在各个城市不尽相同，通常是在4-12人之间。城市公社早期，土地贵族在城市中势力很大，执政官往往从他们中产生。由于贵族中派系林立，冲突频繁，多头的执政官制度往往不能应对复杂动荡的政治局势，有一些城市从临近城市引入一位最高行政官员，即“督政官”。 到13世纪早期，督政官制度已非常普遍。在督政官制时期，土地贵族的势力依旧强大。这些当时人所说的“豪门”或“豪强”结成“族亲联盟”或“宗族”，他们还豢养家丁，甚至拥有私人武装和监狱。“豪门”之间血亲复仇之风盛行，致使城市生活暴力频仍，加剧了社会动荡。城市中林立的碉楼就是这些“豪门”势力及其斗争的生动体现。碉楼是大家族自卫和打击对手的据点，碉楼多用砖石修建，有时高达几十米，堪称中世纪的摩天大楼。 在督政官制时期，城市贵族和平民阶层的对抗也很尖锐。从12世纪到14世纪中期，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大量新移民涌入城市。他们主要从事各种工商业活动其中一些人积累了大量财富。这些人不甘心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他们按照行业组成“行会”并以此为单位凝聚政治力量。 在许多城市，平民成功地推翻了土地贵族的督政官制度，建立了由工商业精英主宰的政权，史学家将这种政治体制称为“平民制”或“平民公社”。1200-1260年，意大利大多数城市都确立了“平民制”。 当时也有文献将“平民制”称为“民主制”，但与基于普选权的现代民主制有本质差异。当时所谓的“民主”自始至终只是少数有产者的民主。拥有公民权和能够参与政府的人仅限于拥有一定财产和地位的人。平民的下层，即当时人所说的“小民”和从乡村移入城市的普通劳工则完全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许多城市名义上是“民主共和制”，实质上是工商业巨头操控下的寡头制，锡耶纳的“九人政权”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平民上层（“富豪”）获得政治权力后，往往深受旧贵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影响，并逐渐与旧贵族融合，形成新的城市显贵阶层。 （二）城市共和制的危机与领主制的兴起 大多数城市平民政权都不稳定，维持的时间也不长。约从１３世纪中后期开始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纷纷演变为某个家族的世袭统治。这些城市的统治者在当时被称为“领主”，其统治被称为“领主制”、“暴君制”、或“君主制”。其实质是一个政治强人控制城市政权并行使权力的家族世袭制。 领主兴起的原因很复杂，不过大多数史学家都同意，领主的兴起首先是封建势力及封建价值延续的结果。在城市共和国时期，土地贵族的势力一直很大。虽然平民政权通过《正义法规》之类的“阶级立法”暂时约束和压制了旧贵族的势力，但并未将其根除。在工商业不发达的城市，平民政权尤其脆弱。这些城市的工商业远不及周围乡村地区的农业经济重要，因而城市也受制于周围的土地贵族。其次，领主的兴起也与城市内部的派系斗争密切相关。在整个城市共和国时期，派系冲突绵延不绝，宗族冲突、阶级沖突和党派冲突使城市政治生活极为动荡。由于城市政治生活缺乏足够的政治共识，城市内部的凝聚力和整合度很低，这就为政治强人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政治强人最初通常都是作为某个党派或派系的首领在政府机构中担任职位，如督政官、平民队长、卫队长、行会首领等，在发生经济困难、内部沖突以及战争威胁等情况下，城市往往会授予他们特殊权力以应对危机，而他们则努力因势利导，将权力私有化和世袭化。 二、权力空间的转变：从主教宫、市政厅到城堡 权力空间，即政权拥有者实施统治的据点和处理政务的场所，是以建筑形式呈现的一种政治文化，权力空间的营造既有助于政治权力的确立和巩固，也是展示权力的舞台和证明其合法性的手段。从中世纪晚期到文艺复兴时期，随着意大利城市的政权更替和体制演变，权力空间也相应地不断发生转变，其过程可简单概括为从主教宫转变为城市共和国的市政厅再从市政厅转变为领主的城堡一宫殿综合体。 （一）从主教宫到市政厅 中世纪早期，意大利城市的统治权掌握在主教手中，这一政治现实在城市空间里的反映就是主教宫。主教宫邸是城市中规模最大的建筑，体现着主教对城市至高无上的权威。主教的寓所最初被称为“房子”或“主教宅”。从11世纪中期开始，主教开始称其寓所为“宫邸”，称谓的变化与当时的政治现实有密切关系，特别是主教与正在形成的城市公社对城市统治权的争夺。“宫邸”一词源自罗马的帕拉丁山，帕拉丁山是罗马帝国的心脏和政治权力所在地，因此在拉丁语里“宫邸”具有政治权力所在地的含义。中世纪早期，主教名义上代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行使着管理城市的权力，但随着城市经济实力的增强，城市世俗精英开始挑战主教的权威，争夺城市的统治权。在这种情形下，主教开始刻意将其寓所称为“宫邸”，有些主教甚至把他们的寓所称为“城市的宫殿”，以此宣示他们对城市的权威。 11世纪中期以后，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挑战主教的权威，《康斯坦茨和约》签订后，主教的统治权进一步被削弱。随着世俗精英权力的增长，在主教宫邸之外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世俗公共建筑，即“公社宫”。在城市公社早期，城市政府并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随着城市的发展，公共事务日趋繁杂，城市政府开始建专门的议事和办公场所。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公社宫”大都是在城市统治权从主教转向城市公社时出现的。因此，“公社宫”体现了城市公社的日益发展和巩固。最早的“公社宫”在形制上与主教宫颇为相似，新兴的世俗统治阶层刻意以此挑战主教的权威并企图取而代之。 从时间上说，市政厅最早于12世纪未13世纪初出现在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底地区。 从城市空间布局上看，伦巴底地区的早期市政厅往往毗邻宗教中心而建。虽然市政厅试图从宗教空间中分离出来，但分离并不彻底，政治中心与宗教中心往往融为一个建筑整体。伦巴底地区的早期市政厅通常集立法、行政与司法功能于一身，是城市名副其实的权力中心。这些市政厅在建筑形制上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底层有个用于公共聚会的长廊或门廊；第二层有一个政府委员会开会的大厅以及一个供督政官或其他市民领袖发表演说的阳台；一个钟楼；市政厅前面有一个广场。 托斯卡纳地区的市政厅出现稍晚。托斯卡纳地区最宏伟的市政厅出现在锡耶纳和佛罗伦萨，这是托斯卡纳地区最强大和繁荣的两个城市。锡耶纳市政厅建成于“九人政府”时期。那时，锡耶纳经济空前繁荣，工商业巨头组成的“九人政府”决定建造一座宏大的市政府大楼以显示其权力和锡耶纳的富庶与强大。市政厅主体修建于1297-1314年，1344年钟塔的完工标志着市政厅的最后落成。锡耶纳人称这座政府大楼为“公共宫”。“公共宫”底部用石头建造，其余部分则使用红砖。为与佛罗伦萨城竞争，锡耶纳人刻意使钟塔的高度超过佛罗伦萨市政府大楼的钟塔。“公共宫”的巍峨、美丽及高耸的钟塔使许多城市的市政厅黯然失色。市政厅前面有一个扇形广场，九条线从市政厅辐射而出，象征“九人政府”。“九人政府”还规定广场周围的房屋都必须朝向市政厅广场，外立面和窗户的风格也必须与市政厅的风格保持一致。空间规划上的整齐划一显示了对集中统一的政治权力的野心，以市政厅为核心的锡耶纳政府建筑明确宣示了“九人政府”的权威。 佛罗伦萨市政厅始建于“第一平民政权”时期，时人称为“平民队长宫”。佛罗伦萨编年史家维拉尼指出，建造这座政府大楼是“为了显示平民的力量”。1260年，佛罗伦萨在与锡耶纳的蒙塔佩尔蒂战役失败后回归保守的督政官制，“平民队长宫”遂改称“督政官宫”。1282年，佛罗伦萨进入“第二平民政权”时期，经济繁荣和人口增长皆达到顶峰。佛罗伦萨人的自豪感也与日俱增，1300年，维拉尼自豪地宣称欣欣向荣的佛罗伦萨成了一个“新罗马”。锡耶纳兴建新市政厅的举动极大地刺激了佛罗伦萨人，于是佛罗伦萨政府决定修建一座新市政厅与锡耶纳竞争。除了市民自豪感以及与锡耶纳的竞争外，佛罗伦萨新市政厅的规划和建设还具有深刻的政治意图。当时执掌佛罗伦萨政权的是归尔夫派（教皇党），他们决定拆除吉伯林派（皇帝党）的乌贝尔蒂家族府邸并在此处修建新的市政府大楼，此举既能彻底铲除政敌的根基，又炫耀了归尔夫派的胜利。1299年，新市政厅动工，由建筑师阿诺尔佛·迪·康比奥设计和建造。1314年，新市政厅基本建成时人称为“公共宫”或“平民宫”。1378年“梳毛工人”骚乱之后，该市政厅更名为“长老会议宫”。 威内托地区最宏伟的市政厅是威尼斯的“总督宫”。总督宫的建设最早可追溯至９世纪，但大规模发展则是从１２世纪晚期，即随着威尼斯经济的繁荣和共和国的发展开始的。从13世纪晚期开始，随着威尼斯贵族人数的增长，能参与大议会的贵族也不断增加，因此，在14世纪中后期，总督宫的“大议会厅”经历了大幅度改建。总督宫的立面结构也相应地发生巨大变化，基本形成了今天所见的样貌。 与其他地区的市政厅相比，威尼斯总督宫具有鲜明特征：首先是其无与伦比的开放性。与托斯卡纳地区粗犷、具有强烈防御功能的市政厅相比，威尼斯总督宫丝毫没有防御色彩。总督宫的底部由两层开敞式柱廊构成，市民可以在这里穿行，遮阳避雨。这种建筑构造体现着威尼斯共和国的自信与开放。其次是建筑风格的多元性。总督宫融合了哥特式风格、伊斯兰风格和古典式风格。总督宫主体为哥特式风格，两个最重要的立面都采用了“华丽哥特式”风格。总督宫注重装饰与美感的华丽哥特式立面与托斯卡纳地区市政厅的粗石立面形成了鲜明对照。古典风格的总督宫内庭稍后建成于文艺复兴早期，显示了当时的好古之风及其对建筑艺术的影响。此外，威尼斯总督宫还吸收了许多东方艺术因素。总督宫的花饰窗格很像摩尔人的屏墙；顶层的垛口则源自伊斯兰清真寺；高层墙面的镶嵌瓷砖则体现了波斯的装饰传统。多种建筑风格的融合体现了威尼斯这座世界性城市的开放性和文化多元性。总督宫是威尼斯人的骄傲，威尼斯人把它想象为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元老院。总督宫内庭的“巨人台阶”上镌刻了“元老院与威尼斯人民”。绘制于1500年的“威尼斯MD地图”把总督宫称为“公民宫”。所有这些文字符号都表明，这座公共建筑代表的是威尼斯的共和价值。 威尼斯”总督宫“ 综观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早期意大利的市政厅，我们发现，虽然不同地区市政厅的建设和发展因文化传统、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差异而各异，但仍表现出以下共性： 首先，市政厅的出现和发展显示了城市世俗力量的崛起。市政厅的出现改变了宗教权力主宰城市空间的局面。在市政厅出现之前，主教堂、钟楼和洗礼堂构成了城市的心脏，这里不仅是举行宗教仪式和表达宗教情感的场所，也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权力空间。随着世俗力量的崛起和城市公社的发展，在一些城市，市政厅与作为宗教权力之象征的主教堂（ Duomo）并列，形成世俗一宗教的二元权力中心，比如佛罗伦萨和锡耶纳；而在另外一些城市，主教堂与市政厅则聚合为一个城市中心空间，如威尼斯、波洛尼亚和费拉拉。无论二元权力的分离式布局还是聚合式布局城市的中心空间不再被宗教权力独占，而是由宗教和世俗因素分享并确定。 其次，市政厅是城市居民自豪感和公共精神的一种表达形式。随着城市世俗力量的壮大和市民生活的发展，市民精神也逐渐成长，其表现之一就是对本城文化的认同。在发展过程中，意大利城市在各方面展开激烈竞争，修建市政厅的竞赛就是其中之一。市政厅是最重要的世俗公共建筑，修建市政厅是提升城市荣耀、美化城市形象、增强市民自豪感的重要手段。锡耶纳政府委员们在讨论修建市政府大楼时指出：“对每一个城市来说，一个光荣的事情是：它的统治者和官员应当拥有美丽和荣耀的建筑，既是为了全体市民，也是因为外乡人经常来这里做生意，这对城市的名望是至关重要的。”市政厅是这一时期“城市颂”礼赞的主要对象。表现城市图景的图像也将市政厅作为最重要的公共建筑和文化象征加以呈现。 市政厅是属于全体公民的公共空间，内部构造体现了其公共性。市政厅通常都有专门用于召开“大政务会”的厅堂，如锡耶纳的“寰宇图厅”、威尼斯总督宫的大议会厅”和佛罗伦萨“长老会议宫”的“五百人大厅”等。市政厅的内外装包括绘画和雕塑，也颂扬和表达共和国的历史或光辉成就。公共性还体现在市政厅广场。最初市政厅并没有专用广场。随着城市宗教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分离，开始出现“专门化”广场。市政厅广场通常是城市中最大的广场，其功能主要是政治性的，在这里举行各种盛大的公共仪式活动，如集会节日庆典、盛大游行以及处决要犯等。 最后，从建筑美学的角度看，意大利中北部地区的市政厅大都是国际哥特式风格“本土化”的产物。它们既共有哥特式风格一些重要因素，又表现出鲜明的地方色彩。市政厅建筑风格的多样性和浓郁的地方色彩与中世纪意大利根深蒂固的自治传统相关。在意大利不同地区，甚至同一地区不同城市的市政厅都各有特色。市政厅的建筑风格往往引领一个城市的建筑时尚，在文艺复兴建筑风格兴起之前，威尼斯显贵的家族宫室也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威尼斯总督宫的哥特式风格，比如大水道边的“黄金宫”和“佛斯卡里宫”就明显受到了总督宫的影响。 （二）城堡——领主权力的象征 从１３世纪晚期到１５世纪中期，随着共和制瓦解和世袭“领主制”的兴起，城市的权力空间也发生了转变。领主夺取城市统治权后，原有的市政厅或成为他们的私宅，或转变为单纯的办公场所，有的市政厅钟楼甚至变成了监狱。另一方领主们开始在城里修建城堡和宫殿，新修的城堡和宫殿往往连成一体，是保卫领主家族安全和威慑城市居民和潜在反抗者的堡垒。 在米兰，维斯孔蒂家族修建了罗马门城堡和焦维亚门城堡。1450年雇佣兵队长弗朗切斯科·斯佛尔扎推翻安布罗斯共和国，成为米兰的新领主。他聘请佛罗伦萨建筑师费拉雷特重建了焦维亚门城堡，即今天的“斯佛尔扎城堡”。该城堡位于米兰城西北，周围有护城壕沟环绕，并有62座吊桥，是斯佛尔扎家族控制米兰的战略据点。米兰人把这座城堡看作“对我们米兰人的最终压迫”，其建筑师费拉雷特也承认“由于这座城堡，人们变得顺从和畏惧”。米兰领主鲁多维克·斯佛尔扎在其遗嘱中，也明确指出了城堡对于统治者的意义：“我格外尊敬的是城堡和士兵，国家的稳定和维持靠的就是这两样东西。” 16世纪的佛罗伦萨也提供了有关政权更迭与权力空间转变的绝佳例子。1530年，最后一个短命的佛罗伦萨共和国覆灭，阿莱桑德罗·德·美第奇成为佛罗伦萨的新主人。为了巩固其统治，1534年，他任命建筑师小安托尼奥·达·桑·加罗在佛罗伦萨西面法恩扎门附近，即地势较低的城防薄弱地带修筑了一个巨大的要塞当时称为“施洗者圣约翰要塞”，又名“低堡”，这是相对于16世纪末在佛罗伦萨南山上修建的“瞭望台要塞”（又名“高堡”）而言的。“低堡”既有力地防御着外部来犯之敌，同时面向城区的中间位置又建有一个瞭望台和炮塔，严密监视佛罗伦萨城中的一举一动，威慑着城市居民。 综上所述，城堡是领主意识形态及政治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领主制政权最生动和直接的表达。这一时期，对领主制的本质和内涵最形象的阐述出自一位建筑师。费拉雷特在其《论建筑》中用蜜蜂世界的秩序表达了他对领主制的理解：出产这种液体（即蜂蜜）的动物具有勤劳、朴素和公正的品质，它们希望它们中能产生并拥有一个首领，它们遵从这个首领的所有命令，它们都努力各司其职，皆表示服从；当它们的首领老到不能再飞翔，出于公正和宽宏大度，它们都呵护它们的首领。城市里的居民亦理应如此，他们同样应该勤劳，应该恪尽本分，完成上面指派的任务，热爱并服从他们的领主。必要时，出于战争或其他需要，他们要将领主当作父亲一样帮助他。”这段话清楚地表明，领主制政权强调的不是公民的参与而是政治权力的独占和世袭，不是公民的平等协商，而是垂直式的臣民顺从。与这种政权相对应的领主的权力空间，即城堡或城堡一宫殿复合体不是对公众开放的公而是领主专享的私人空间。 当时的城市民众敌视和痛恨城堡，把它们视为对共和传统的挑战和对他们自由的威胁。布克哈特指出：“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领主的城堡是一座高耸和孤零零的建筑物，里面充满了地牢和窃听管，是一切残暴和悲惨痛苦的根源。”在１６世纪佛罗伦萨人的心目中，阿莱桑德罗公爵修建的“低堡”也恰如１８世纪巴黎人眼中的巴士底监狱一样是专制主义的象征。一些佛罗伦萨流亡者控诉“他用苦难人民的鲜血建造一座城堡，作为受压迫人民的监狱和屠宰场”，认为“这与任何自由城市格格不入”。佛罗伦萨历史学家贝纳尔多·塞尼认为“低堡”的建造表明美第奇家族决心“在佛罗伦萨人的脖子上套上一个前所未有的枷锁：军事城堡，由于它的存在，公民们丧失了再次生活在自由中的一切希望。” 总之，城堡是意大利城市领主的“禁城”，是他们统治权的象征。城堡显示了统治者与民众在空间以及心理上的隔离，城堡以建筑的语言表达了领主专制主义的特性：封闭、神秘和暴力威慑。 三、结语：权力空间的象征语言 权力空间的转变是政府体制演变的一面镜子，政治权力与权力空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对于这一点，当时的人亦有深刻认识，１５世纪建筑理论家阿尔贝蒂在其《建筑十论》中就对政治权力与权力空间的关系作了分析和阐述。他依据政权性质将城市区分为共和国的城市、君主的城市和暴君的城市，不同类型的城市拥有不同的权力空间。阿尔贝蒂以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城市为切入点，阐述了共和国权力空间的特点。元老院是罗马共和国的灵魂，因此元老院所在地即为共和国最重要的权力空间，“他们（罗马人）把元老院宫安置在城市中在这类公共厅堂内，每项设施都务必确保公民群体能够心情舒畅地被迎接，在场时获得体面地对待，并能方便地遣散。尤其要确保不能缺少过道、光线、公共空间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设施。”阿尔贝蒂还认为，应在城中心建立一个用于学习和自由交流的公共空间并对所有人开放，“应当修建公共厅堂和学校、睿智和饱学之士的聚会之地，并将这些场所安置成一个所有人都能平等接近的地方”。总之，在阿尔贝蒂看来，共和国权力空间的最大特色是其开放性和公共性，营造权力空间首先考虑的是公民的需要和利益。“公社宫”、“公共宫”以及“正义宫”等诸多称谓都显示了城市共和国的市政厅所代表的共和政治文化的开放性、公共性和可接近性。 阿尔贝蒂认为，君主或国王依靠正义和法律行使统治是合法的，他们不惧怕民众，因此他们的首要权力空间是位于城市中心的王宫，王宫体现君主的贤明和美德。其次是作为紧急避难场所的城堡。暴君则不同，他们通过暴力夺权并凭借暴力统治，他们时刻忧虑人民的敌意和反叛，故而他们的权力空间首先是位于城市边缘的城堡，城堡则体现暴君统治的本质，其次是用于娱乐的宫殿。“一座王宫应毗邻一个展览场、一座神庙或贵族的府，而一个暴君的住所应在各个方向都与任何建筑隔绝。”暴君的城堡应是“威慑性的、崎岖的和坚不可摧的”，它的里面还配有各种暴力和专制工具：军队、监狱以及秘密铺设在墙壁里用来窃听臣民谈话的窃听管等。封闭性和难以接近是领主权力空间的最大特色，也是领主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 当今，人们把艺术主要视为纯粹审美的事物。但历史地来看，艺术从来都是多功能的，被用来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和目的，政治表达便是其中之一。在研究这时期意大利城市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时，应该注意的是，无论世俗的还是宗教性的公共建筑都并非单纯的房屋，城市的各类统治者用它们建构权力，在这里行使权力，也通过它们表达和宣示权力，这些建筑的命运总与权力的兴衰更迭息息相关。 （为了阅读的方便，本文有删减，全文请参见《中国社会科学》）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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