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历史学的科学化趋势不可阻挡，但怎样才能避免其在科学化过程中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目前史学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人们正在探索。西方“叙述史”的复兴，可以说是一种有效的尝试。
大约从70年代下半叶开始，西方新史学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开始出现叙事体复兴的倾向。在新史学内部，一些史学家针对日益暴露出来的问题撰文作出反思，重新提出叙述事件的历史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与意义，并以具体的史学成果来纠偏。
对于新史学的这种变化的性质是什么？在西方史学界意见不一。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是“新史学”时代的结束，并用“新叙事史”这一名称来表示取代“新史学”的一种更新的史学；另一种意见认为新史学的变化不能说明它的破产，而只是方法的改变。但不管怎么说，对大多数新史学家来说，新史学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正如伊格尔斯在《80年代的历史学--十年回顾》[9]一文中指出的：“近十年来，叙事式的方法在历史著述中实际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叙事式的历史学现在已经极为流行了。”但新史学的这种变化并不是回复到传统史学的政治史和叙事史上去，而是在过去新史学的基础上的一种发展。
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通过汲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途径来达到史学科学化的目的。然而，如前所述，西方新史学在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由于走向极端，出现了偏差。这种偏差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忽视了历史学本身的特性。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它既有科学性的一面，也有艺术性的一面。如果过分强调它的科学性而忽视它的艺术性，就有可能造成历史学失去自己的身分和独立地位的危险，而事实是，新史学已出现了这样的征兆。因此，“新叙事史”的出现可以看作是对新史学在史学科学化过程中出现的偏差的一种纠正，一种调整。但它不是简单地否定史学科学化本身，也不是否定新史学，更不是重新回到传统史学的经验主义的叙事史去[10]。
“新叙事史”与当初新史学的兴起一样，并不只是研究方法的变化，也不只是历史撰述形式的更换，它涉及到史学理论的重大问题，反映了史学思想的发展，它的核心是对历史本质的思考。围绕着这个核心，牵涉到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特征是什么，如何加强史学的社会效能，如何实现史学的现代化等问题。从表面上看来，叙事问题只是一种表述形式，似乎没有多大争论的价值。对大多数职业历史学家来说，叙事既不被看成是理论的产物，也不被看成是方法的基础，而看成是一种文体的形式。从理论上讨论叙事问题的，主要还是那些史学理论家或历史哲学家。但这并不是说这个问题与职业历史学家无关，或者说职业历史学家中无人从理论上探讨过这个问题。这是涉及史学思想和史学本身发展的重大问题。“‘叙事’是历史认识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因为没有‘叙事’，也就不可能对人类的过去作任何有联系的系统的描述，更谈不上生动的描述，因而史学要履行自己的社会效能和教育职能也就无法办到了”[7]。
“新叙事史”主要是在新史学家的圈子里出现的，它不仅不是“新史学”的简单否定，而且继承接受了史学科学化的一定成果。也就是说，“新叙事史”与旧叙事史不同。在“新叙事史”中，分析和叙事不仅不相对立，而且被说成是应该结合的。新史学在西方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很难轻易消失的。现在西方多数历史学家都承认史学需要理论。但鉴于前段史学科学化出现的极端偏向的教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理想的撰写方式中，理论、分析应该和叙述、描绘结合起来。这说明，对“叙事”本身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已同一个世纪前乃至半个世纪前不同。“叙事史”现在被说成应包含当代史学由于接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而取得的成就，主要是技术成就。“新叙事史”也可以是“新科学史”。分析应是叙事的必要因素。“叙事史”有时甚至被看成是一种可以容纳现代史学所拥有的一切可能性的科学形式，被说成是史学的理想范型[7]。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贝林所指出的：“在未来年代，我认为历史学家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如何用更深奥、更高级的技术去研究历史（但无论如何，这种努力将会继续下去，当然，也应该继续下去），而是用前所未有的综合性和分析性来恢复历史的全貌，以及如何把可以利用的资料，包括定量和定性资料、统计和文字资料、视觉和口述资料，融汇成饶有趣味的、记叙重大历史发展过程的著作。这些记叙史著作虽然也包含轶事，但从本质上说不是轶事性质的；它们虽然包含某些静态的、‘不动的’画面，例如描述某些历史形势、环境和观点，但从本质上说是动态的，因为它们要集中研究变化、变迁和时间的流逝，它们要阐明当前世界的若干重要方面是怎样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今后，一切卓有成效的历史学家都不能对统计学一无所知，他们实际上都必须成为颇有造诣的业余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但归根结底，历史学家不应该是一个分析者，即分析那些孤立的、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技术问题，而应该是一个记叙者，即记叙如同我们这个世界一样复杂、不可预测和瞬息万变的运动着的世界”[8]。
然而，西方史学在关于“叙事”问题的讨论中，虽然提出了不少确有科学意义的重要问题，它却无力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如此，“新叙事史”虽然旨在纠正前段史学科学化过程中出现的极端化的偏向，它却在纠正一种偏向的同时，走向了另一种偏向。或者说，“新叙事史”的出现虽然有其合理的健康的因素的一面，并且也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但同“新史学”一样，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弊端。这就是在“新叙事史”出现的同时，在西方史学思想中，主观主义、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的倾向也日渐发展，并且有成为主要倾向的趋势。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史学思想战后在探索理论方法论基础的革新和科学化方面，确实做了许多努力，也获得了相应的成就，但从根本上说，它未能解决这个任务，始终未能摆脱自己所处的困境[7]。西方史学的这种好走极端与非此即彼的特点，突出地暴露出了它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局限性。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实现。
【参考文献】
[1]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3]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97.
[4]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5]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6]罗凤礼。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7]陈启能。从“叙事史的复兴”看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A].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8]王建华。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9]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文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10]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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