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培（故宫博物院）
公元前三千二三百年，黄河、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辽河流域的诸考古文化交流加速、规模扩大，激发了竞争基因，加快了历史进程，进而跨进了文明的门槛。主要表现为：1.单偶制家庭在社会基层单位--父权家族中的地位增强。2.劳动与分工在家族中展开，同一氏族内的家族，在权力、财富的占有及身份诸方面，均已存在明显分化，家族分为富裕者、掌权者的权贵家族和贫困无权的家族，权贵家族已控制了氏族的权力，居民相应地分化为穷人和富人、无权者和掌权者、平民和贵族。3.聚落已出现分化，拥有强大权势和雄厚财富的聚落，成了一定范围内聚落群的中心。先进技术、社会财富以及军事、宗教、政治权力，乃至对外关系逐渐集中于中心聚落，导致部分村落的城镇化。聚落的分化已初具城乡分野的规模。4.祀与戎已发展为神权和王权。担任祀与戎职责的人已形成为阶层，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控制社会的权贵。史前的氏族组织已蜕变为国家机器，掌握神权和王权的人物成为控制国家机器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主人。
邵望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关于古代文明形成、发展的动力有许多答案，我同意“贪欲是文明社会形成的动力”这一观点。需从农业出现说起。农业发明的重大后果首先是生活的改善，同时出现“相对剩余”，积累的结果导致私有制的出现。但为什么有了剩余就必定出现私有制？盖因人有贪欲，贪欲就是私有制出现的动力。贪欲使社会分裂，走向野蛮，最终面临全社会同归于尽的危险。社会发展只有动力不行，正如汽车，有发动机还要有方向盘和刹车，否则车毁人亡。而王权、国家就是贪欲的制衡器。“国家是文明时代的概括”，国家出现的进步意义在于，当氏族制度驾驭不了日益强大的野蛮、贪欲这一动力时，社会呼唤一个最硬的拳头，使社会得有轴心地正常运转，走向秩序。国家应运而生。国家无疑具有阶级压迫的功能，是贵族整体利益、根本利益的最高、最集中的代表；但王权又必须制约贵族个人的一己私欲，以各种法规、名分、礼仪、礼器等制约、规范各社会集团、阶级，特别是贵族内部各阶层的行为、权力、义务，协调各不同利益集团的争斗，使之限定在秩序的范围内。礼与刑是王权的左右手。王权还通过强制性手段聚敛社会剩余财富，“有秩序”地进行再分配，主要流向当然是社会上层。不过，在生产力还相当低下的古代，如果不这样，所有的、不多的社会剩余财富，便会在野蛮的争抢、掠夺中消耗殆尽，社会就不能有什么进步。考古学上所能见到的一代比一代更辉煌的物质文明成果，绝大多数出自“王室经济”“官工业”，就是这个道理。
文明社会是在矛盾中前进的。王应该代表秩序，但王又往往就是最大的贪欲者。礼制保护贵族阶级利益，但贪欲又促使“非礼”的篡杀、无度剥削、野蛮战争不绝于史。历史上，凡是法制严谨、吏治清明的朝或代，社会上层的贪欲、私利能够制约在王法的范围内，往往就能够国泰民安，庶民百姓也附带着得到喘息机会。文明是在对野蛮因素不断斗争、不断替代中发展的。
孙机（中国历史博物馆）
目前，历博正准备修改通史陈列，以求更正确地反映历史真实。国家博物馆陈列本国的历史，当然必须面对早期国家的形成这一课题。本来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久已引起热烈关注，各家的论述胜义迭出。修改陈列时自应广征博采，将已形成共识的观点尽量以博物馆的语言在陈列中加以反映。
最近在东京和横滨参观了NHK主办的世界四大文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中国）展，深感与其他地区相比，中国古文明的突出特点是它的不间断性，这一点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不仅在共和元年之后，中国古史以其明确的连续纪年显示了这一特点，即便在原始时代，中国古文明的发展也具有这样的特点。从仰韶演进到龙山，然后到二里头、到二里岗，前后传承，脉络清晰。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这是多少学者挖田野、查文献，辛勤工作而得出的结论，是可信的。其实，如果二里头二号宫殿后面的大墓未被盗掘一空，它所提供的信息或许足以平息今天的若干争议。
另外，由于近年在黄河流域周边地区的重大发现，使中原地区的考古工作相对显得平静，从而出现所谓中原空白论。这一见解或有其偏颇之处。因为无论坛庙、玉敛葬或祭祀坑，均属与宗教相关连的文化现象；而从陶寺到二里头，表现出的却是礼乐文明。在评价社会进步的标志时，不仅要看到其物质生产生活资料的丰富、社会的稳定和为持续发展提供的可能，同时还应看到群众之理念的更加健全、生活处境的更加宽松。从这方面说，礼乐文明比神权政治应是一种更优越的体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三代文明，当然也就足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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