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底，陈伯达带人接管《人民日报》。6月3日发《夺回被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社论，矛头指向黎澍、刘大年，诬蔑他们是“东霸天，西霸天”，像奸商一样垄断资料。原来某些人要批《胡适吴晗通信评注》，曾到近代史所图书馆借胡、吴通信资料，图书馆同志说按规定只能在这里看，不能借走。此事刘、黎根本不知道，却被戴上“霸”与“奸”的罪名，开始是挨批斗，后又劳动改造。
1977年底，我回到近代史所工作。可能是1978年“十一”前后，大年找我谈，说他想在近代史所办个刊物，由我参加筹备。我在《历史研究》前后工作8年，用去很多时间，现在只是想集中精力搞研究。他要我再考虑，还是要把刊物先办起来。以后大年又找我和钱宏谈，由我们二人为主编。我又申述了意见。他说就这样吧，不要再谈了。老钱也劝我不要再说，我们一起搞吧，我不便再说什么，就这样定了。
关于办刊方针和编辑人员等问题，老钱与我谈过几次。对于我们的意见，大年都同意。他还谈到，要办好刊物关键是要组织些学术水平较高的文章。以后他也经常提些意见。可以说《近代史研究》从创办、发展，并得到好评，与大年操心费力是分不开的。在接触中，我深感大年在用人上的宽容、帮助和信任，确实有学者和长者的风度。
在这以后，我曾多次去看大年，谈些学术界的情况，也谈些自己在研究中思考的问题，以求得帮助。他写的一些论著也送给我，要我提些意见。我曾几次谈到，希望他能把《中国近代史稿》写完，这是非常重要的。他很同意，并抽时间审稿改稿。但因他当人大代表、人大常委，还有中国史学会的工作，总是忙，无法进行下去，这是很大损失。在不担任人大代表后，他又担任孙中山研究学会副会长、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等，仍然很忙。他曾谈起要写一部近代经学史，我很赞成。我知道他经学很有根底，很希望他能写出来，那是功德无量的。可惜他事情多，终未全部写完，也实在令人遗憾。
1999年初，我去看大年，谈到希望他为《五四图史》写几个字，他答应了，说考虑一下再写。过了几天他写好了，是“德赛两先生不朽！”几个字，写得挺拔有力，我很高兴。这大概是大年最后的一幅题字，尤为珍贵。
大年同志走了！他为革命为学术奋斗终身，他的业绩亦是不朽的！
作风民主待人诚挚
--记和刘大年同志的一些交往
2000年1月中旬，我从福建回来，收到张海鹏先生给我寄来刘大年同志的生平及遗著《评近代经学》，才知道大年同志已在去年12月28日谢世。我感到很突然，在我离开北京前不久，大约是11月中旬，我和大年同志通过电话，曾问及他的健康。他身体多疾，有点悲观，他说越来越不行了。其间还谈到一些别的，当我问及具体情况时，他说见面谈吧，我们约好我从福建回来后去看他，谁知这竟是最后一次话别。
我和大年同志认识较早。大约是1962年秋冬，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吴晗在和平宾馆宴请外地来京的史学家。大年同志作陪，我也参加了。这之后，我们就不断有些往来。十年“文革”时期，我们没有见面的机会，因为各自都在艰苦时日之中。
“文革”结束后，当时我在《光明日报》任史学编辑，史学界的拨乱反正被提到日程上来，作为一张知识分子的报纸，史学版除了揭批“四人帮”对历史科学的破坏外，重要任务之一是组织受迫害的史学家亮相，恢复他们的专家、学者的面貌。记得在第一批名单中有侯外庐、尹达、邓广铭、白寿彝、刘大年、黎澍等。一天下午，我来到近代史所拜访刘大年。他问我十年是怎样过来的，我说：先当“反党急先锋”，后来又当了三年多农民，随后去北大教了一年多书，最后来《光明日报》当记者。他爽朗地笑了，他说：比我强些，我当了十年“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我约他给《光明日报》写文章，他欣然答应了。他说近代史作为一门科学，是毛主席开辟的，并说范文澜在延安讲经学史时，毛主席给范文澜写信指出：讲经学史要对近代一些代表人物进行批判，如廖平、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鳞、吴虞等都要有分析地批判他们错误的反动的东西，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产生影响。大年同志认为，范文澜写《中国近代史》是领会了毛主席指示的深刻意义的，这部书是在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下写出来的。几天之后，他送给我一篇文章，基本内容就是那天和我谈话时讲的内容，我照发了。事有凑巧，在我收到的文章中，有好几篇都是谈用毛泽东思想指导研究历史的。经过十年浩劫之后，这些史学大家不改初衷，对毛主席仍十分崇拜。尽管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打成“牛鬼蛇神”，吃了许多苦头，其思路和“文革”前基本上还是一样的，都认为毛泽东开辟了历史科学的新道路，认为毛泽东思想指导了中国历史科学的研究。但“文革”时他们以这种观点写的文章都被当成打着红旗反红旗挞伐过，而今脱去“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之后，重新举起笔来，写的也仍然是这个基调，这些内容，这个思路。当然，这既可以理解成他们的革命信念和对毛泽东的崇敬，也可以理解成他们在“十年动乱”中被打昏头之后，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心有余悸，怕招惹是非，不敢放开思想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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