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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后我和老师重又接触。在老师的引导下，我转到中国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史的研究，特别是定点为回族史后，向老师请教的机会就多了。为庆祝中央民族学院建院30周年写的《回族史研究的四十年》，在老师关怀下在《史学史研究》上发表，以后又全文收载《新华文摘》上，树立了我涉足回族史的信心。可以说，一进入这个领域就是在老师的引导下进行的。1982年编写《回族人物志》，开始在老师直接领导下工作，和老师的接触更多了。常去老师处请教，送稿、会稿、审稿，以及送去一些材料。有一次我将老师1940年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连载的《滇南丛话》共七篇复印后送去，老师拿在手中，近半个世纪前的东西又在眼前，若有所思。又一次，我将《清真铎报》复刊后新一号上老师的文章《云南教胞在历史上的贡献》复印件交老师，老师谈起当时的情况，说马坚已从埃及回国，他正在昆明，和马坚一起恢复了《清真铎报》，我知道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台湾《中国回教》登载了老师写的杜文秀碑文，我将该期给老师送去。老师文章遍及各处，特别是民国时期发表在大后方刊物上的，我设法帮老师收集，对我也是学习。我发表的文章，如《新疆社会科学》、《青海社会科学》、《青海民族研究》、《青海民族学院学报》、《西北民族学院学报》、《西北史地》、《甘肃民族研究》、《宁夏社会科学》、《宁夏大学学报》、《回族研究》、《中国回族研究》、《新月》、《中央民族学院学报》、《西亚非洲》、《世界宗教研究》、《民族研究通讯》、《历史教学》（天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民族纵横》（长沙）、《阿拉伯世界》（上海）、《宗教》（南京）、《云南民族学院学报》、《昆明师院学报》、《昆明社科》、《思想战线》上的，都呈送老师。老师喜欢听我谈各地回族情况，特别是各地回族研究的情况，这是老师从青年起就从事的带有浓厚感情的事业。老师老年耳背了，别人去谈话要带助听器。我向老师汇报这些情况，又凑近老师耳边，老师不带助听器就能听明白。谈起来往往超过时间，秘书提醒才向老师告别。
        不断举行的回族史讨论会，增加了我和老师接触的机会。1989年第5次讨论会在老师家乡河南举行，我去问老师有无什么事？ 师母牟传珸说：白先生想吃点家乡的香油，顺手交我20元钱。我说什么也不接。师母笑着说，不化钱的香油吃着不香。我只好将钱接下。到河南后，此事一提，许多人都争着给老师买香油、送香油，说让白老尝尝家乡的香油。我说老师说了只买二斤；一律不让送，婉言谢绝。20元钱交友人买了二桶（一桶一斤）。会议在郑州开，后到开封参观，河南民族中专以全校师生名义送二斤（两桶），说无论如何要收，我只好收下。拎着四桶香油到洛阳，由洛阳回到北京。我骑着自行车送到老师家中，面交师母，说：“两桶香，两桶不香。”师母一时未解。我说“两桶买的，两桶送的。”师母笑了起来，老师大笑起来，笑得很爽朗，我也很高兴。
        无情岁月增中减。1982年在北师大史学所开《回族人物志》编写会议时，老师行动方便，思维敏捷。后年事日高，行动不便，回族人物志后期会议在老师家举行。散会时老师往往还要送送大家，说你们走远路，我走近路。再后只能目送了。……1999年4月庆祝老师九十大寿时， 老师坐轮椅来到会场，又坐轮椅离开，发言稿是别人代读的。巨量的工作和不断积高的学术成就，消耗了老师体力和精力；老师亦毕竟是九十岁的人了。
        老师定期体检，1999年秋，照例到医院检查身体， 进行调理， 但10月1日50年大庆时没有出院。同年12月17日， 我将整理好的《中国回回民族史》第三部分（专论）、第四部分（传记）稿件送到医院呈老师（马寿千先生收集、校阅，然后由我整理、编辑），老师正在输液，闭目静养。我没打扰老师，向秘书交待完有关事，就出来了。心情沉重。2000年元旦和春节，老师仍然在医院度过。从2月下旬起， 听说老师病危，医院全力救治。但医术无力回天，老师于3月21日晚去世。
        老师去了。一切已成回忆。老师留下丰厚的著作，特别是治学的思想和方法，供我们学习、致用，把老师毕生从事的史学事业，特别是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