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学术史,离不开梳理相关研究的学术传统。据专家解释,传统“乃是一种‘有效应的历史’,它不是固定的‘过去’,而是每一代人根据‘现在’的内在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指向‘未来’的进程”(江湄:《创造“传统”:梁启超、章太炎、胡适与中国学术思想史典范的确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先秦子学研究的学统的梳理可以说是学术史总结的一个典型案例。从班固到章太炎、胡适,再到当代学人,不断热议先秦诸子起源问题。这些研究深化了对于诸子学的认识,提出了许多卓见。我们梳理这个过程,会得到关于学术史研究的方法论与认识论方面的启迪。
一
先秦诸子的时代是古代中国学术与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段。在这个时段里面,学术大师不断涌现,像孟子那样,“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注疏》,阮元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11页)者,在所多有。战国后期,已经开始对于林林总总的诸子学说予以缕析分类。但这些缕析分类,皆无称“家”之例。《庄子·天下》将天下的道术分为六类,荀子作《非十二子》篇,剖析诸子学术,《吕氏春秋·不二》篇也用极简短的文字抉发诸子特点。至汉初,对于先秦诸子亦只称某子,如《淮南子·要略》述孔子、墨子学术,而不称儒家、墨家。称家之例始自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然亦只称法家、道家、名家,其他三家则称为阴阳、儒者、墨者。至《汉书·艺文志》始有诸子十家之说。
诸子蜂起,虽然云蒸霞蔚,空前活跃,但诸子学说相反相成,歧乱杂异。汉代大一统的政治局面需要的是思想理念的融通,而不是针锋纷争,正如《风俗通义》所谓“诸子百家之言,纷乱殽乱,莫知所从”(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所以,诸子之学于汉代进行全面总结,有着政治需要的因素。从汉初的司马谈到东汉时期的班固,汉儒对于诸子学术的总结,主要有二。一是将诸子分为“家”。刘向著《别录》、刘歆著《七略·诸子略》,皆将诸子分为各“家”进行梳理,班固著《汉书·艺文志》在此基础上划分诸子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并且总结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6页)李振宏先生指出,“先秦诸子的划分形成于汉代;汉人根据他的时代需要,对先秦诸子学进行新阐释或改造”,并且用“‘先秦学术体系’的汉代生成”的说法加以总括(李振宏:《论“先秦学术体系”的汉代生成》,《河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是很精到的。二是汉儒对于诸子学术进行溯源,谓其出于“王官”。《汉书·艺文志》将诸子各家与王官一一对应。如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等。将诸子系连于王官,其深层的意蕴是表示统一的政治权力对于学术的重要,非有政统而不能有学派。这显然适应了汉代大一统政治局面的需要。
诸子出于王官之说,影响很大。后代学者多依照这个思路进行论析。清儒章学诚谓:“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叶瑛:《文史通义校注·诗教》,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2页)这里强调学在官府,诸子学未能列于其外。直到近代,亦多有学术大师每每论之。龚自珍强调周代史官的重要,谓“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认为经学和诸子皆出于史官,“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龚自珍:《古史钩沈论》二,《龚自珍全集》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页)。刘师培曾经从而论之,谓“六艺”、“诸子”、“术数方技之学”,《汉书·艺文志》所谓的十家“九流”尽皆出于史官(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论》,《刘师培幸亥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6页)。龚自珍、刘师培之说实是诸子出于王官说的扩大化,他们认为不仅诸子之学,而且古代社会的一切学术皆出自史官。单从诸子起源这个问题的角度看,就是从另外一个高度对于诸子出于王官说的证实。
诸子出于王官说肯定了诸子与官学的渊源联系,但春秋战国诸子多非王官,这种系连的可靠性便令人有怀疑的理由。近代以来,学问家提出的诸子出于职业说,即是回应这一疑虑而提出的新解释。梁启超说:《汉书·艺文志》的划分“虽其分类未能尽当,其推原所出亦非尽有依据。要之古代世官之制行,学术之业专归于国民中一部一族,非其族能与闻。非在官者不获从事”(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页)。傅斯年说:“百家之说皆由于才智之士在一个特殊的地域当一个特殊的时代凭藉一种特殊的职业而生。”(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钱穆亦指出,诸子因“尚文”而兴起,兴起的时候,“必各有一番学术思想,而成为一集团。此集团必是一私集团,故称之曰家”(钱穆:《释侠》,《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7年版,第372页)。按,《汉书·艺文志》以“家”称诸子,盖因先秦时期“家”为卿大夫专用所致。《左传·桓公二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是为其义。家虽然是诸侯所建立的,但根源却在于行分封之制的周天子,称诸子为“家”,与其诸子出于王官说是完全一致的。学者们所言的诸子出于职业说则与此并不完全相同。对于诸子出于王官说做根本性否定的是胡适。胡适1917年4月16日日记载“作《论九流出于王官说之谬》成,凡四千字”,其梗概是:“(一)刘歆以前无此说也。(二)九流无出于王官之理也。(三)《七略》所立九流之目皆无征,不足依据。(四)章太炎之不能成立。(1)其所称证据皆不能成立。(2)古者学在官府之说,不足证诸子之出于王官。”(《胡适留学日记》,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1126页)胡适的说法很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他的思路迥异于前人,其论据亦多辨而令人赞赏,其所言“刘歆以前无此说”,也无懈可击。专家指出:“胡适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的立心是善良的,他希望政府不要干预思想,思想是自由的。”(邓国光:《学术史的转捩:“王官之学”与“德性自觉”》,《西北大学学报》2102年第5期)这是很有见地的说法,只有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才能认识胡适提出其说的真正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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