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宋书·符瑞志》的政治意图
沈约所处南北朝时期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决定了沈约撰述《符瑞志》的思路与动机。《符瑞志》具有鲜明的政治意图,这既表现在三卷主次分明的排列顺序上,也表现在具体内容方面。如上卷陈述人类历史上“天命”所降的“圣王”身上的各种符瑞,包括他们“不同寻常”的出生经历、相貌以及行为等;中卷专记瑞兽;下卷记载奇珍稀宝、矿产河水等(它们在历史上均被认为是祥瑞的事物)。上中下三卷所撰述的符应内容,主要按重要程度依次排定,如“圣王”之中以开国之君和继位之君为重点,其他人君则以功勋多寡为序。
在《符瑞志》上卷中,沈约将刘宋的王朝史追溯至传说中的太昊帝伏羲氏,目的在于“证明”两个命题:一是以五德终始说为主线,阐述“禅让”的合理性,为刘宋政权禅自晋代的历史事实披上合法的外衣;二是大力宣扬天人受命思想,将天命与历史演进联系起来,拒绝一切具有“革命”性质的反叛行为,赞成“贫穷亦有命”的宿命论观点。为了证明这两个命题,沈约给传说中的伏羲直至刘宋诸帝分别涂上神学色彩。这些神秘思想,主要来自不同历史时期的神话传说、图谶异闻、道教及佛教思想。那么,沈约为什么要竭力为上古圣王的权位寻找神学根据?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从现实着眼,维护刘宋政权,论证它的合法性则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为此,《符瑞志》采用刘歆的五德终始说作为解释历史演进的基本方式。
五德终始说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解释历史发展演变现象的系统。战国至秦汉之间,五德终始说先后表现为两种不同类型,二者在解释某些重要王朝“德属”问题方面的观点截然有别:第一种是以战国时期齐人邹衍为代表的五德相胜说,即按照土、木、金、火、水五行相胜之序解释自黄帝以来历史王朝的更替情况;第二种是以西汉刘歆为代表的五德相生说,即按照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之序解释自伏羲以来历史王朝的统序。[7](P39)这两种类型历史统序说的形成,与倡导者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直接相关。战国时期,诸侯之间征伐不断,周天子的权威全然不存,政坛上的新贵要获得政权的合法性,就必须为自己的暴力夺权行为赋予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新旧相革、“五德相胜”便成为最为恰当的理论依据。五德相胜说虽肇始于战国时期,但真正获得强大生命力却在秦汉之后,原因是秦、汉政权的获得都是付诸“暴力”(而非“禅让”)的结果。该学说以属于“土德”的黄帝为中国历史的开始,将大禹(夏)、汤(商)、周、秦、汉分别归为木、金、火、水、土。按照五德相胜说,中国历史的发展自黄帝之后总是后代胜于前代,并借“汤武革命”式的暴力手段实现政权的轮换。换句话说,就是以暴力手段推翻前代统治,以新的“家天下”取代旧的“家天下”。相反,刘歆的新五德终始说则以五行相生为基础,认为中国历史以伏羲氏为开端,伏羲氏是木德,汉为火德,汉代是直接继周而来。详情见表1。
刘歆之所以没有采纳当时既有的邹衍五德相胜说而创立新的五德终始说,是因为当时王莽已经通过虚伪的所谓“禅让”方式,从刘氏家族手中夺取天下,建立新朝。根据现实需要,他便力图以这套学说证明新朝禅汉而来,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自然结果。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刘歆构建这套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其政治动机就是服务于汉新禅让的需要,因为禅让,所以相生;如果革代,则是相胜……历史上的尧舜禅让,变成了现实中汉新禅让的样板。”[7](P43)很明显,《符瑞志》所反映两汉以前的历史统治秩序,是刘歆五德终始说的翻版。详情见下页表2。
与刘歆五德终始说止于前汉不同,《符瑞志》将其进一步发挥并延续至刘宋。至此,作者的用意就很清楚了:刘宋王朝是历史链条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它是自伏羲以来政治统治秩序更替中“天命”传递的结果。在中国古代,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必然要“改正朔,易服色”,即根据五德归属确定自己有别于其他王朝(尤其是前朝)的历法和颜色,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在历史的坐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进而证明自己的统治是顺天应人的义举。《符瑞志》也是如此,它的最终目的就在于论证刘宋禅晋的合理性。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当时的政治人物在攘夺政权过程中多以“禅让”为旗号,尽管盛名之下所掩盖的都是真夺权、假禅让的蝇营狗苟之事。为了论证禅让是天命所归,沈约长篇引用班彪的《王命论》:
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乱臣贼子者也。若然者,岂徒 于天道哉,又不睹之于人事矣。[4](P772)
班彪的《王命论》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旨在宣传“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人生理念,《符瑞志》将其引用的目的则在于证明政权归属是由上天决定的,其他人只有服从罢了。
刘宋政权统治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纷繁复杂。从地域上讲,存在南北交锋、互争正统的斗争;从民族关系讲,诸多民族政权并存,强烈地冲击着汉族为主的统治秩序;就统治阶级内部而言,也存在着各种复杂的斗争。清代学者王鸣盛说:“武帝世贫贱,崩后犹藏微时耕具,以示子孙。”[8](P481)赵翼说:“江左诸帝,乃皆出自素族。宋武本丹徒京口里人,少时伐荻新洲,又尝负刁逵社钱被执,其寒贱可知也。齐高自称素族,则非高门可知也。梁武与齐高同族,亦非高门也。陈武初馆于义兴许氏,始仕为里司,再仕为油库吏,其寒微亦可知也。其他立功立事,为国宣力者,亦皆出于寒人。”[9](P254)今人李小树也认为,刘裕“以军功起家,由布衣而登上王位,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10](P164)。刘宋政权的创立者虽然出身寒门,但当政未久便出现激烈的内部权力斗争,以致骨肉相残事件频繁出现。总之,无论从中国南北对峙的大局势看,还是从偏于南部且出身寒门、内部斗争激烈的小范围看,刘宋政权都需要积极为其政权的合法性寻找外衣。《符瑞志》开篇就讲:“夫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4](P759)龙飞指天子出现,即将称帝,九五指帝位,言外之意是帝王或继位者是伴随着天人感应、受命之符而出现的,不是个人努力就可以达到的。刘宋政权内外交困的矛盾局面更需有神学外衣的庇护,这种对政治的关心和人们普遍的对君权神授的信仰决定了《符瑞志》具有较强的政治意图。
《符瑞志》另一明显的政治倾向是以刻画感生、异貌、超时出生和天降符瑞等方式,将传说中的“圣王”与现实中的君王神话化,以凸显后者的社会地位。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宋书》的天文、符瑞、五行的三志,以十二卷的篇幅,集相法、星占、望气、阴阳、灾异、符命、图谶、僧谶等神秘记录的大成,总的目的不过在企图证明皇权神授、天命有数。”[11](151)《符瑞志》所论关键人物皆有感生神话,如伏羲氏:母曰华胥。遂人之世,有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羲于成纪。[4](P759)黄帝:母曰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而孕。[4](P760)商祖契:高辛氏之世妃曰简狄,有玄鸟衔卵而坠之,简狄先得而吞之,遂孕。胸剖而生契。[4](P763)汉高祖刘邦:雷电晦冥,太上皇视之,蛟龙在其上,遂有身而生季,是为高帝。[4](P766)暂且不论这些神话是源自什么材料,但很明显的是,沈约将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附于这些人物身上,目的依然是在论证王权神授。这些人物不仅有非同寻常的身世,而且有与众不同的相貌,如伏羲,蛇身人首;黄帝,弱而能言,龙颜;刘邦,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等等。
总之,《符瑞志》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它以刘歆新五德终始说为基础,以神化主要政治人物为手段,旨在论证禅让是自古以来历史演进、王朝更替的唯一方式,任何个人或政治集团都不要妄想逾越上天旨意而另有他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