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通史,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并形成了“通史家风”。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思潮,将通史编纂作为改造旧史学,创建新史学的重要途径与目标。齐思和指出,西方新史学思想的输入,引起了改编国史的运动,而编纂通史的工作,遂成了改造国史的第一步骤①。何炳松则认为“新史学的最后目的自然在要求产生一部‘尽善尽美的’全国国民都应该也都能够阅读的通史。”②因而,编纂一部理想的中国通史成为20世纪中国史家的不倦追求。金毓黻(1887—1962年)的治学虽偏向于传统,但对新型中国通史也非常重视。不仅编著了通俗性的通史读物《中国史》③,而且对通史编纂这一史学现象十分关注。一方面对当时所出版的中国通史著作进行研究与评论,另一方面论及“最近史学之趋势”时将中国通史撰述作为重要内容予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通史编纂理论。梳理金毓黻在通史编纂问题上的有关认识,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20世纪的中国通史研究与撰述,对今天的通史建设也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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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2卷。
②何炳松:《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序》,刘寅生、房鑫亮编《何炳松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04页。
③《中国史》(1942年正中书局印行)共十章,以历史大事为中心简要地记述了自远古至抗战时期的中国历史,详近略远,旨在使国民明了今日所遭之大变局之故而知应取之道。
一、关于通史之旨趣及其与专史之关系
金毓黻论及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发展趋势时曾指出:“最近史学之趋势,可分两端言之,一曰史料搜集与整理,一曰新史学之建设及新史之编纂。”而“所谓新史学及新史,即用近代最新之方法,以改造旧史之谓也。”具体表现为通史、专史的研究与撰述。“至近人之所谓新史,不出通史、专史二类。”①不难看出,金毓黻是将通史撰述作为最近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势来看待的。关于通史,他指出:“何者为通史,即普通史之谓;”“取古今史实之全部,而为概括之记述,以求其时间之递嬗,空间之联系为原则者,是之谓通史。”②有关通史的这种认识,包含了两个层面上的意思,一是通史撰述的范围与方法,二是通史在“通”方面的要求。在金毓黻看来,通史应概括地记述古今全部史实,贵在简要有序而不必详尽周全。同时应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中揭示历史发展进程。在时间上贯穿古今,反映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变化,在空间上,展现各种现象之相互关联,体现历史发展的统一性。这种通史,正如钱穆所说,当“融贯空间诸相,通透时间诸相而综合一视之”③。这是中西史学会通后所形成的新型通史观,也反映了20世纪前期中国通史编纂的特点。周予同论及20世纪初期中国史学的转型时曾指出:“中国史学体裁上所谓‘通史’,在现在含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中国固有的‘通史’,即与‘断代史’相对的‘通贯古今’的‘通史’,起源于《史记》;最显著的例,如《隋书·经籍志》说梁武帝曾撰《通史》四百八十卷,从三皇到梁代(《史通·六家》篇说六百二十卷)。另一种是中国与西方文化接触后而输入的‘通史’,即与‘专史’相对的‘通贯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等’的‘通史’,将中国史分为若干期而再用分章分节的体裁写作。”④这是从撰述形式上对中国固有的通史与西方输入之通史予以区分,认为前者重视纵通,而后者关注横通。若从实质上考察,这两种通史正如刘家和先生所言,一则强调历时性的时间之经,以“通古今之变”为指归,一则重视共时性的空间之纬,其内容为一般性的、综合概括性的,以区别于记载某一方面、某一地区的专史⑤。20世纪前期所撰之中国通史著作多为这两种类型的通史的糅合,一方面将西方传入的进化史观与“通古今之变”的通史精神相结合,力图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将与国家、社会、人群有关的政治、经济、制度、学术、民族、风俗等内容纳入其中,加以融会贯通,概括地反映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新史家认为,历史应叙人群进化之现象并求得其公理公例,以激励国民的爱国心。而“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然而中国已有之史多“知有一局部之史,不知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也”,难以满足新史学的要求⑥。学者遂采用西方“通史”的编纂方法以改造中国固有之通史,也就是金毓黻所说的“用近代最新之方法,以改造旧史”。如被誉为“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之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不用旧日编年纪传纪事本末等体,而用近世西洋写历史课本的体裁”⑦,一方面对“古今世变”“洞若观火”,另一方面着眼于宗教,也未忘记政制的重要性,对中国民族的发展也给予很大的注意⑧。金毓黻有关通史的定义与认识则是对这种新型中国通史的理论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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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附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82、403、406页。
②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附录》,第406页。
③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本文敬悼故友张荫麟先生》,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下卷),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3页。
④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35页。
⑤刘家和:《论通史》,《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⑥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页。
⑦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
⑧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
清代倡导通史撰述的章学诚曾指出:“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①章氏此论深为致力于探索“通史新义”的何炳松赞赏。在何炳松看来,章学诚不仅深刻地阐述了通史之旨趣,而且为通史下了一明确的定义。他指出:“章氏此地所表示的观念纯粹是我们现在中外史学界共同努力而又还未完全实现的理想。寥寥几句话竟把通史这个观念全部活现在纸上了。”②“通史定义之分明至此,又何以加焉?”③金毓黻则不赞成何氏之说,指出:“夫通史之可贵,不仅详人所略,异人所同,重人所轻,忽人所谨而已。又当略人所详,同人所异,轻人所重,谨人所忽,不在事迹之详备,而在脉络之贯通,不在事事求其分析,而在大体求其综合,所谓成一家之言,故非必要,而通古今之变,则为必具之要义。与其谓为通史,不如径称为普通史,普通亦义同普遍,即含有概括叙述之意,其造端虽大,其措辞则简,不必高语《史记》、《通志》,以马、郑诸氏为师,一人闭户而可殚,假以数年之岁月而可成,此即现代之所谓通史也。”④在这里,金毓黻明确提出现代通史的关键,不在于记述详备与成一家之言,而在综合、简要地反映历史发展脉络,通古今之变则是其精髓,从而说明何氏所谓的“通史定义”难以符合现代通史之实际。从这种认识出发,金毓黻对章学诚竭力表彰的郑樵《通志》颇不以为然,他指出,司马迁《史记》、司马光《资治通鉴》称得上是通史,《通志》与梁武帝时所纂之《通史》一样,不过是总辑之史而已。“《通史》之名,起于会通诸史,亦总辑而为一书之义,与今世之所谓‘通史’,其名虽同,其实异矣。”⑤仿《通史》而作的《通志》“所谓通者,不过通诸断代史而为一书,而去其重复抵牾者耳。语其繁重,亦与断代史等。故吾尝称《通志》为总辑之史,未尝以通史许之也。”⑥金毓黻认为,《通史》、《通志》与《史记》之区别在于,《史记》能“通古今之变”而它们则否。他指出:“刘知幾以《史记》为‘六家’之一,《史记》通上古迄汉武而为一书,不以某一朝代为限,实梁武《通史》之所自昉也。然《史记》具有剪裁,不似《通史》之钞撮前史以前(为)一书,《通志》之病,正同《通史》,此非通史之极则也。”⑦至于《通鉴》,金毓黻认为其难能可贵者,“尤在贯穿古今事迹而为一编,凡梁武、郑樵所逊谢而不能为者,而光则绰绰然有余裕矣。”针对学者以《通鉴》为政治史之说,他指出,《通鉴》并非只记载政治史,胡三省曾说司马光作《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然则谓《通鉴》一书,属于政治一类者,亦非深符名实之论矣。”这是说,《通鉴》不仅通古今之变,而且将古今史实之全部纳入其中,是真正意义上的通史。金毓黻进一步指出,在理想的现代通史未产生之前,《通鉴》仍具参考价值。“近倾学人,亦盛论通史,搉其利病,具体之作,则无闻焉。求其比较精善,供人考览者,仍为《通鉴》一书。”⑧不难看出,金毓黻将《通史》、《通志》视为总辑之史而非通史,是因为其没能做到脉络贯通而综合简要地反映历史发展进程。应该指出的是,金毓黻否定《通史》、《通志》为通史,旨在突显现代通史的特性,但以现代通史观念要求古代通史著作则未必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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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7—408页。
②《章实斋年谱·何序》,胡适:《章实斋年谱齐白石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③何炳松:《通史新义·自序》,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1930年商务印书馆版,第8页。
④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附录》,第407页。
⑤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234页。
⑥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附录》,第406页。
⑦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238页。
⑧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262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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