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分期和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目的。今年是中国共产 党的80诞辰。对党的80年历史如何分期，将党的创立到新中国成立作为一个时期，没有 不同意见。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是以1976年粉碎“四人帮”，还是以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界碑，则存在着严重分歧。这是“七一”讲话之前党史 界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江总书记的“七一”讲话对此有了明确说法，这个问题可能解 决了。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分期的标志，最早是小平同志在19 79年3月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出的，以后一直坚持这个观点，讲了十多 次。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以来的重要文献也是这个观点。江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 话也是这么讲的。但是从把这个政治论断具体运用到如何写党史来说，是胡绳同志第一 个提出的。在《七十年》的结束语中，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就是以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的。胡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成为划时期的坐标 ，就因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将以往的好的经验和思想加以继承、发扬光大 ，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总结以往犯错误的经验教训，得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到19 94年，他进一步指出：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标志，将此前后 分为两个大时期，这样的分法与《历史决议》的精神是相符的。从形式上看，这是编写 党史的划分章节问题，但实质意义是要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突出出来。现 在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比写《历史决议》时要清楚得多了，内涵丰富得多 了。它可以同1935年的遵义会议类比并论，这是党的历史上的两个伟大转折。也许现在 还没能完全认识它的历史意义，以后会看得更加清楚。因此，建国后党史的分期问题表 面看来是一个提法问题，实质问题则是胡绳同志所提出的，是要不要突出十一届三中全 会的历史地位问题，因而也是一个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如何评价的问题。这才是要害。胡 绳同志抓住了这个关键。
正因为如此，胡绳同志强调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目的，首先就是要用历史事实来 论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说明为什么要坚持这条基本路线和 怎样才能坚持这条基本路线。此外，还要说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胡绳同志认为， 这个长期性的含义包括三点，一是时间长，比民主革命需要的时间长得多。二是曲折性 ，不可能是直线的发展，而是在迂回曲折中前进。三是艰险性，即使基本的路线、方针 、政策正确，在具体实践中还可能遇到各种艰难险阻，客观环境会有种种艰险，主观上 也可能有失误。他说：研究社会主义党史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坚持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尽量避免大的失误。这样的分析，将我们对 研究社会主义党史的目的性认识推进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这既表现了他分析问题的深 邃性和细密性，也表现了他在党史中讲政治的鲜明性和坚定性。就此而言，也可以说， 胡绳同志是在党史研究中第一个提倡应当怎样讲政治的。
（十）关于党的“左”与右的倾向。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 要是防止‘左’”的这一惊世骇俗的论断之后，在党内产生了强烈的震撼。霎时间，各 种议论都有。这一论断，现在可以说是对党的80年、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达半个世纪的 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在10年前，尽管获得了党内外绝大多数人的热烈拥护，但怀疑和 反对之声不小。直到如今也不能说已在全党统一了认识，对“七一”讲话关于党的建设 的新看法表示明确反对的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最近召开的十五届六中 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的决定》才又重新加以强调。在当初，大家尽管 衷心拥护，但如何讲清楚令人信服的道理却并非易事。在南方谈话传达仅仅50天，正是 各种意见纷纭的时候，胡绳同志发表了《关于防“左”》的讲话，以后又撰文继续论述 这个问题。他从党的历史经验出发，针对人们的思想困惑，深刻地说明了当时“左”的 内涵和产生“左”的原因。他指出：所谓防“左”，一防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 为纲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方针，用搞革命的办法来发展生产力，“只能说是开错了 药方”。二防对改革开放动摇。要动摇的人，就是要回到“文革”以前。“文革”以前 ，固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但发展速度缓慢，且有一些错误的东西，其结果就是导致“ 文革”。因此，他强调，防止这两个方面，就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 线不能变。要警惕右，反对资本主义自由化，但不能用“左”反右。关于“左”的原因 ，他支持乔木同志，破除了那种简单地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反映的传统说法，认为小 资产阶级在中国很复杂，可以产生各种倾向，不见得一定就产生“左”的东西。
与此相关，还有一个说法，即只要站在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就一定不会 犯错误；一旦有错误，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他指出：站在无产阶级和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的人，即使真站稳了，还可能由于对形势的估计不准确，看事情的 认识有偏差，也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是严重错误。过去那样的分析太简单化， 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对于右的阶级根源，他也不赞成简单地归结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 。这种“阶级分析”，正是产生“左”比右好的“阶级根源”。他认为，犯右的错误不 一定要找上述的阶级根源，比如陈独秀，说他代表资产阶级反对革命，没有什么根据； 就是王明在抗战初期犯右的错误，也不好说他是代表资产阶级。这都与共产国际有关。 党内错误，有的有阶级根源，有的“可以由于认识偏差而产生”。要纠正党的倾向性问 题，需要研究一些思想理论问题，既结合历史经验，又结合实际来说清楚。胡绳同志的 这些分析，破除了若干传统观念，对一些重要的思想理论问题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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