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票盐，兴利除弊在中国历史上，盐政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政。盐政的好坏，可视为国家治乱的征候。清代中叶以后，盐政腐败，几乎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当时苏杭一带，盐商麇集，斗富争豪；一些文人墨客，帮闻凑趣，沦为豪门清客。“牢盆狭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龚自珍的诗句，就是说的这种情况。我国食盐的来源，主要是东南的海盐和西北的池盐。在交通不便制盐技术落后，盐的价格高，供量少的时代，老百姓吃盐是极困难的。但盐又是人们生活的必需，柴米油盐，不可须臾或缺。因此，中国自西汉以来，食盐一直由国家实行专卖，称为“榷盐”，西汉理财家桑弘羊首倡其议，曾为此与守旧派展开了一场大辩论，桓宽的《盐铁论》，就是这场大辩论的实况记录。历代盐法因时而异，各有利弊。但无论何时，盐官的舞弊，奸商的走私，盐枭的猖獗，都未杜绝，成了国家的一大弊政。前面提到的刘晏，曾改革榷盐法，实行“常平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据《资治通鉴》记载，“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其始江淮盐利岁不过40万缗，季年乃600万缗。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弊。”或谓富国便民，堪称德政。
清沿明制，实行“纲盐法”。商人交纳包括税金在内的盐价款，领取盐引（即发票，每引400斤），作为运销食盐的凭证。盐局将每年各商所领盐引分为10纲，编入纲册，每纲食盐有固定的数额和销区。凡编入了纲册的盐商为“纲商”，永远有权运销食盐，这种专利权还可世袭，未入“纲册”者，则不能经营食盐。“纲商”与盐户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盐官受贿缄口，视而不见，盐场一片黑暗。魏源于1832年应两江总督陶澍之聘入幕，受命整顿盐政，改革“纲盐”。他对腐败的盐政，早就深恶痛绝，亟欲更张；同时这也是与他的经世思想和“便国、便民”的改革宗旨相符的。受命伊始，他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出“纲盐”三个主要弊病。一是固定不变的销售数额与区域，造成食盐运程远、成本高、价格贵；有时供不应求，有时则积压滞销。二是繁琐的产销制度，为大小盐官营私中饱提供了方便，致使“盐为利薮，官为盐蠹”。盐商入场采盐，要履行各种手续，打通多道关节，“委曲烦重，徒稽守候，而滋规费。”（11）（魏源筹鹾篇）出场之后，又有各种浮费盘剥，“名色百出，不可胜胪。”三是私盐泛滥，盐枭猖獗，致使盐利“不归于上，不归于下”，而“尽分于中饱蠹弊之人。（12）这是切中要害的分析。
“利出三孔者民贫，利出二孔者国贫。”“纲盐”利出多孔，造成了民贫、国贫的严重后果。废止“纲盐”，另行新法，刻不容缓。魏源经过周密规划，制订章程，以淮北为试点，推行票盐法。票盐法的要点是：国家在盐场设局收税，合理议定盐价：任何人只要一次交清税款，就可领取票证，凭证在盐场按价购盐，可运往任何地方销售；无票证入场购盐或销售食盐者，均以偷税漏税的私盐论处。“票盐”在淮北全面推行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它针对性地克服了“纲盐”的主要弊病：撤销了产、销之间的中间环节，减少了官、商之间的繁文陋规，取消了数额、地区的限制。废除了纲商的垄断与世袭，打击了盐枭的走私活动，“牢盆狭客”从此以也无所施其伎了。因此，国家盐税收入大幅度增加，食盐价格趋于合理，老百性吃盐方便了，“成本减轻过半”，楚西各岸，盐价骤贱，农民欢声雷动。”（14）特别是打破食盐的垄断与放开市场，国家只控制税课与价格，允许商人自由经营，它带有资本主义经营性质，是清代中叶资本主义因素在盐业经营中的表现。
盐政改革的成功，是魏源经世思想的实践成果，事实再次证明：经世致用之学是历史的需要，时代的需要。他后来两任知县，一任知州，并亲身参加了鸦片战争，在河工、水利、国防等方面，在著述，有理论，有实践，硕果累累。尤其是《海国图志》的编纂出版，“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的提出，都是以“实用”、“救时”为宗归。对后世影响很大。
注释：
①指东汉的经学家许慎、郑玄、贾逵、马融；
②《皇朝经世文编·序》；
③⑤魏源《古微堂内集·治篇一》；
④魏源《古微堂内集·治篇五》；
⑥龚自珍《己亥杂诗》；⑦《资治通鉴》卷226；⑧⑨⑩魏源《海运全案·序》；
（11）、（13）魏源《筹鹾篇》；
（12）魏源《淮北票盐志·序》；
（14）《清史稿·食货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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