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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


     
    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正义战争,中国不仅是主要参战国之一,而且是亚洲战场上抗击日本的主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作为这场战争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抗日战争,对中国有着历史转折点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多年来,中国对这场战争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在此世界沟通交流日益密切的今天,向世界同行学者报告中国的学术成果和研究动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  研究历史的总体回顾
    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大体上经历了起步、沉寂、复苏和发展四个阶段。
    (一)起步阶段:20世纪30年代至1949年
    20世纪30年代,随着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等国的泛滥,中国学术界就开始关注这一国际政治中的热点问题,并翻译和撰写了数百部/篇相关著作和文章,对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特征、理论以及重要人物进行了介绍和探讨。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中国的战地记者和学者萧乾、乔冠华、刘思慕等撰写了大量评论、报道和文章,对二战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评述;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及其进程的通史性著作(包括译著)以及对各大战场的论述也陆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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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论述仅限于中国内地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在2005年提交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国际委员会悉尼年会的《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状况(国家报告)》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并部分参考了赵文亮编著的《二战研究在中国》(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在此深表感谢。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中国学者加大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的力度,特别是在资料的整理和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全貌的著作出版方面一度非常活跃。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起步较早,但大部分属于普及性质,而且涉及的领域也不广泛,缺乏对重大问题的深入探讨。
    (二)沉寂阶段: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海峡两岸的分裂与对峙,国际上的冷战和国内“文化大革命”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内地方面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进入了近30年的沉寂期。这主要表现在这期间几乎没有任何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学术巨著和文章问世。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军队和地方院校曾开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课程。但60年代后,随着“文化大革命”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课程纷纷被取消。50年代中后期围绕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性质、阶段划分等问题,中国学术界曾掀起了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热潮,但只是昙花一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内地的学术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三)复苏阶段:1978—1985年
    1978—1985年是中国大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开始复苏并逐渐步入正轨的阶段。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中国全方位的改革开放,学术界的思想解放,中国的抗战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逐渐恢复了生机。1980年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成立,①标志着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进入了一个规范化、系统化的阶段。在此期间,陆续成立了一些专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机构。如:1979年和1980年武汉大学历史系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分别成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室;80年代初,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了国际关系研究室,研究的重点之一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现为世界军事研究部)也分别设立课题组,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集体攻关。这期间有关抗日战争的研究成为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最大热点,学术专著和论文开始增多。以1985年召开的“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为标志,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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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79年全国首届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术讨论会上决定成立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简称“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英文名称为Chinese Association for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War II.缩写为CAHWWII.
    (四)大发展阶段:1985年以来
    1985年以后,是中国抗战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大发展并取得丰硕成果的阶段,其发展势头至今不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表/出版了大量论著。
    据不完全统计,从1985—2005年,中国内地学者出版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图书1778部(公开出版1415部,内部印刷363部),其中中国学者著作1054部(公开出版823部,内部印刷231部),外文译著724部(公开出版592部,内部印刷132部);撰写和翻译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文章8629篇,其中中国学者撰写的文章7995篇,译文634篇。这些文章或资料,有7770篇刊登在期刊上,295篇刊登在报纸上,564篇收入论文集中。这些成果大部分是1985年以后出版的,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方方面面。
    第二,建立了完整的人才培养机制,形成了一支相对稳定的教研队伍。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开始招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的硕士研究生,80年代中期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使国内高校的国际关系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课程涵盖了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这些研究生的研究课题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的各种重大问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实力比较强大的相对稳定的教学与科研队伍,保证了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健康发展。
    第三,开展了相当活跃的国内外学术交流。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学者与国外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同行的交流和沟通日益增多,多次召开和参加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学术会议和形式多样的学术交流。
    80年代中期以来,大陆学者举办了60多次学术研讨会,其中国际学术会议有十多次。同时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交流和进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12月,当时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主席、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来北京访问期间,在首都师范大学与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副会长徐蓝教授和张海麟教授以及部分在京理事进行了交流,为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会加入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IGHSWW)牵线搭桥。这些国际学术往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2005年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会正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会还建立了自己的网站:http://www.cihww2.org,进一步便利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
    总体上讲,这一时期,虽然有关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仍然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但是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已经扩展到其他战场、国家和地区。在研究成果方面,无论是资料的编辑、学术专著的出版和专题论文的发表都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在学术研究机构和人员等方面也已经有了十几个相对稳定的中心和一支逐渐扩大的专业研究队伍。
    二  主要研究领域和整体性研究成果
    总体而言,中国内地学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中国战场为主,即专门考察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另一类则不局限于中国战场,而是从世界大战的角度关注这场战争各个方面的情况。两相比较,总体上说,限于语言和材料等条件,中国学者关注抗日战争的人数较多,研究成果也相对突出。
    (一)中国抗日战争/中国战场整体研究
    有关抗日战争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近60年来,无论在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历史专题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资料汇编
    在资料汇编方面,有一系列大部头的权威史料结集出版。如: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8年一),按专题分为l8卷,1000万字,包括“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伪满傀儡政权、东北“大讨伐”、细菌战与毒气战等,迄今各卷已经陆续出版。
    章伯锋、庄建平主编的《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是一部大型综合性资料汇编,按专题分为7卷11册,近1000万字,该书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八五重点项目,是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第13种,所收资料包括美、英、日、苏、德、法等国的文献档案、政府公报、有关专著、回忆录、各地文史刊物中的史料,涉及抗日战争时期政治、军事、经济、对外关系、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等诸多方面,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部全面展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综合性、权威性史料集。
    有关日军的侵华暴行,有《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日军侵华暴行实录》(4册,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和辽宁省档案馆编的《日本侵华罪行档案新辑》(1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
    有关国民政府的抗战,有中国第二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收集了有关正面战场的许多原始资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12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1995年版),收录了许多国民党重要将领的抗战回忆。
    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史料,主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资料丛书和抗日根据地战史和经济史资料,例如由军队系统编纂的《八路军》《新四军》资料丛书。地方中共党史研究机构与档案馆、科研院所也合作编辑出版了大量各个抗日根据地的资料选编,如《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丛书(黑龙江出版社1986年版)、《北京地区抗战史料》(紫禁城出版社1986/2005年版)、《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6年版)、《广东华侨港澳同胞回乡服务团史料》(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5年版)、何理等编《百团大战史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等,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资料,主要是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以及西安事变、皖南事变等多种专题史料。
    另外,还翻译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史料和著作。如:《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中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这些资料和著作的出版,对抗日战争的研究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2.对抗战的整体研究成果
    中国学者关于抗日战争的专题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即日本侵华策略与罪行研究和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各方面研究。关于日本侵华研究主要包括日本侵华暴行研究、日本侵华战略研究、伪满洲国史研究、汪伪政权研究等几个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是具有代表性的通史性著作。
    有关中国抗日斗争情况的研究则主要涉及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与敌后战场、中国国民党与正面战场、抗日战争的起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抗日战争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抗日时期的中外关系、抗战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几个方面。军事科学院编纂的3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是大陆方面迄今篇幅最大的学术著作;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和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已出版20多本,是目前规模最大的一套抗战史丛书。其中,刘大年、白介夫主编的《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从全民族抗战的角度重新审视抗日战争,是论述8年抗战最为深刻的著作。该书已经在日本翻译成日文发行。
    (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体研究
    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体研究在中国同样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中国学者不仅翻译出版了大量国外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学著作,而且通过自己的视角诠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问题。
    1.翻译出版国外著作
    近60年来,中国史学界非常重视翻译外国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学著作。世界主要国家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经典著作和主要当事人的回忆录基本上都被译成了中文。
    如英国利德尔·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德国蒂佩尔斯基《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戴高乐《战争回忆录》,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著名将领朱可夫、艾森豪威尔、巴顿、蒙哥马利、隆美尔、古德里安、曼施坦因等人的回忆录;英国学者约翰·惠勒一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A.J.P.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等。据统计,截止到2004年底,中国翻译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外文著作724部,其中公开出版592部,内部印刷132部。这些译著的出版帮助中国学者了解了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材料和成果,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
    2.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体研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通史研究方面,罗荣渠出版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著作《二战: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朱贵生、张椿年等编写了不断再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人民出版社1982/1985/1995/2005年版),而中国军事科学院编写的5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1999年版)是中国学者第一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多卷本代表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20世纪中国学者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本看法。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以前,出版各种第二次世界大战通史、论文集、工具书、资料等著作120余种;在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前夕,解放军出版社等11家军队出版社与全国70个城市的100余家书店联手,共同推出了260种纪念抗战的书籍,620种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图书。
    除了编写大部头的通史类著作之外,中国学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更集中于一些重大的问题,并撰写了大量专著和论文。其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的若干问题研究,战时国际关系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意义研究,同盟国对战后世界和平安排研究,联合国与战后国际和平组织研究,战争遗留问题研究等。我们将在本文的第四部分加以介绍。
    三  若干重大问题的个案研究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研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方面,中国内地学者主要集中于法西斯与法西斯主义问题、西方民主国家的绥靖政策、苏联战前外交政策等问题,近年来,则着重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安排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问题。
    中国史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把法西斯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以朱庭光为首的一批专家学者一直致力于这一课题的研究,逐步填补了我国史学的这一空白领域,出版了《法西斯新论》(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法西斯与法西斯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墨索里尼与意大利法西斯》(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版)等专著。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以及法西斯政权在德、意、日三国的确立,揭示了德意日法西斯实行极权主义国家体制的特点以及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内在关系。代表了我国史学工作者关于法西斯主义研究的水平。
    中国学者在研究法西斯主义的同时,也开展了对20世纪30年代英、法对法西斯国家采取的绥靖政策和美国中立法的研究,并成为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此基础上,90年代出现了具有某种总结性和较深入探讨的论著。齐世荣主编的论文集《绥靖政策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选取9位学者从1978年至1989年的19篇论文,不仅论述了英国和法国绥靖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而且揭示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对绥靖政策的利用,代表着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学者关于英、法绥靖政策的研究水平。9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展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徐蓝在其专著《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中,通过解读原始档案资料,对一系列个案进行研究,论证了30年代英国在远东对日本实行的绥靖政策,分析其成因并指出英国在东西方实行这一政策的异同。武寅在其专著《从协调外交到自主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则从日本如何利用绥靖政策步步扩大侵略战争的角度进行研究,而这正是西方学者较少触及的一个方面。在英国对意大利的绥靖政策方面,梁占军《公众舆论与政府决策——1934—1935年英国“和平投票”的政治影响》(《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通过对英国1934—1935年的公民投票进行研究,指出其结果并未根本改变英国政府纵容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政策;程文进《慕尼黑危机与美国对纳粹德国的绥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认为,30年代美国的孤立主义和“中立法”是一种美国式的绥靖政策。
    对苏联参战前的外交政策的探讨集中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建立“东方战线”、《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和评价。主要看法是:尽管这些行动是苏联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而不得已采取的措施,但对大战的提前爆发产生了不可否认的影响。①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学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安排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关系的研究逐步深化,即认为两次世界大战是有其内在联系的。不仅开始深入探讨凡尔赛体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关系,而且开始关注东欧各国战前的外交及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问题上的作用。②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的若干问题研究
    1.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点研究
    中国学术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点的争论由来已久,至今并没有一致的看法,其原因主要在于确定起点的标准和依据不同。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937年7月7日/1939年9月1日/“从1931年到1939年的逐渐发展”等三种看法。但是对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这一观点,中国学术界基本没有异议。③
    2.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研究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的看法也是中国学术界争论的老问题,但近年来这种争论已不多见。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自始至终是一场反法西斯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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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李巨廉、潘人杰:《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史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79年第5期;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39—340页;《20世纪的历史巨变》,第443页;李嘉谷:《中苏关系史研究二题》,《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
    ②张继平、胡德坤:《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陈谦:《走向全球战争之路》,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徐蓝:《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3期;时殷弘:《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页。
    ③徐天新等主编:《世界通史·现代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46页;方连庆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现代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1页;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96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5卷本)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9页。
    3.法国迅速败降原因探讨
    这一课题曾是中国学者探讨较多的问题之一,大多数学者认为,法国迅速败降是由于政局动荡、政治分裂、扶植法西斯势力、推行绥靖政策、经济落后、和平主义盛行、民族精神萎靡、军备不足、战略思想陈旧、军事指挥不利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①
    4.苏德战争初期苏军失利原因探讨
    大多数学者认为,苏军在苏德战争初期的失利是由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实力对比上的德军强于苏军,苏军在军事上的一系列失误,战争准备不充分,军事工业发展缓慢,军队建设存在严重缺陷,外交上的短视和东方战线在军事上的严重后果,以及苏联国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和斯大林个人的责任等。②
    5.围绕珍珠港事件发生原因的探讨
    学术界主要争论的问题是珍珠港事件是否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一个“阴谋”和“苦肉计”,目的是迫使日本对美国先动手,从而克服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使美国进入战争。但主流看法认为“阴谋”或“苦肉计”的证据不足。许多学者认为珍珠港事件的发生有其复杂的背景,包括美国长期实行变相绥靖政策的中立主义、战略准备严重不足、战略判断失误等。③
    6.美国对日本投掷原子弹原因考
    对这个问题,中国学术界已经从相对简单的看法——美国为抢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果实和进行原子讹诈——发展为比较深入的探讨,并认为加速日本投降,减少美军伤亡,就曼哈顿工程对国会有个交代,以及实现其战后战略设想是其主要原因。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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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于群:《论法国败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原因》,《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李道豫:《1940年法国败降原因分析》,《唐都学刊》1997年第1期;夏正伟:《浅析1940年法国战败的原因》,《军事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
    ②沈志恩:《苏联军内“肃反”与卫国战争初期失利》,《苏联历史问题》1991年第2期;彭训厚:《对苏德战争初期苏军失利主要原因的再思考》,《军事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张广翔:《苏德战争初期苏军受挫原因新探》,《长白学刊》1997年第1期。
    ③李安华:《珍珠港事件是绥靖政策的必然结果——驳所谓“苦肉计”说》,《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11期;张继平:《珍珠港事件为何发生》,《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孟庆龙:《华盛顿难辞其责——珍珠港事件再揭秘》,《世界历史》1995年第4期。
    ④戴超武:《美国结束太平洋战争的战略与原子弹的使用》,《世界历史》1995年第4期;刘庭华:《评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军事历史》1995年第4期。
    7.日本的投降是否是有条件投降
    一些学者认为日本并不是无条件投降,而是在保留天皇制的前提下的有条件投降,并认为这种有条件投降是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未能正确认识和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罪行的历史根源。①
    (三)战时国际关系研究
    1.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研究
    (1)中国对外关系研究
    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重点讨论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的对外关系,涉及美、英、苏、德等国家,认为国民政府制定并贯彻了力求多寻友国,减少敌国,搁置分歧,求同存异,使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的务实外交政策,体现了弱国外交的特点。王真《没有硝烟的战线——抗战时期的中共外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着重探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外交战略以及对抗战做出的重要贡献,章百家《抗日战争结束前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政策的演变》(《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1期)对抗战结束前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进行了考察。杨天石《孔祥熙与抗战时期的中日秘密交涉》(《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对中日关系进行了探讨,陈仁霞《陶德曼调停新论》(《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对“陶德曼调停”进行研究,房建昌《纳粹德国与伪满洲国的交往》(《德国研究》2000年第2期)对1931—1945年德国与伪满洲国的交往史给予勾勒。
    (2)抗战中的大国对华关系研究
    齐世荣的《中国抗日战争与国际关系(1937—1945)》(见刘大年主编《中日学者对谈录——卢沟桥事件五十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着重从国际关系的角度,阐明中国抗日战争的重大意义。任东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和吴景平《抗战时期中美租借关系述评》(《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分别透过美国对华援助来观察这一时期的美中关系,指出了双方互惠的性质。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对1931—1941年间的英国对中日战争的政策进行了深入研究。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专门研究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对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给以系统勾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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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徐康明:《日本的“有条件投降”及其消极影响——日德两国投降情况比较》,《日本学刊》2000年第2期。
    2.战时同盟国的战略关系研究
    随着对档案文献研究的深入,从战略方面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国际关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研究的较新领域,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例如:吴春秋整体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战略思想。徐蓝、熊伟民、韩永利等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英美之间的全球战略协调、美国的欧洲战略和亚洲战略与其盟国的分歧和协调进行了深入探讨。①
    3.战时苏联外交研究
    由于苏东巨变后大量档案的解密,对苏联战时外交特别是对东欧的外交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李兴、吴伟对围绕整个东欧问题特别是波兰问题进行探讨,说明控制东欧是苏联外交从不忽视、从不忘记的基本国策;耿志对1941—1942年波兰军队在苏联的组建与撤离进行探讨,折射出苏德战争开始前后,苏、英、波三国既协作又斗争的关系。②
    (四)中国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意义
    1.抗日战争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
    中国学者认为抗日战争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意义巨大。张海鹏、胡德坤等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张振鹍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但是8年抗战的胜利,也是70多年抗击日本侵略的总胜利。荣维木则从现代化的视角审视了中国的抗日战争。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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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吴春秋:《大战略论》,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徐蓝:《评1941年英美参谋会谈》,《历史研究》1992年第6期等系列论文;熊伟民:《战时美国的欧洲战略》,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韩永利:《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194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李兴:《1939—1945年苏联的东欧政策剖析》,《世界历史》2001年第6期;吴伟:《苏联与“波兰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耿志:《1941年至1942年波兰军队在苏联的组建与撤离》,《世界历史》2006年第2期。
    ③张海鹏:《走向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论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张振鸥:《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日本侵华70年历史的终结》;荣维木:《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均为提交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
    2.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著述颇多。中国学者一般公认中国战场是亚太地区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战场,中国人是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坚持长久抗战从战略上有力地支援了苏联、美国、英国等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与此同时,中国在抗战中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并赢得大国地位,从而使中国成为保障战后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①
    3.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意义
    众多论著分别从结束“欧洲中心”的旧格局、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推动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的发展,推动世界科技、经济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等角度,分析了战争与和平问题,论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和人类文化的巨大影响。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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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齐世荣:《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史学会编:《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胡德坤、韩永利:《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徐蓝:《世界历史视野下的中国抗日战争》,《光明日报》2005年5月10日。
    ②彭树智:《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三次科技革命》,《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李巨廉:《战争历史运动坐标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历史》1995年第4期;徐蓝:《从两次世界大战看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光明日报》2001年5月8日,《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直与发展》,《世界历史》2003年第6期。
    (五)同盟国对战后世界和平安排研究
    冷战结束之前,中国学者对“雅尔塔协定”已有不少探讨。冷战结束后,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雅尔塔体制(亦称体系)的评价方面,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研究的新领域。最初的成果体现在1990年11月22—23日在天津召开的关于“雅尔塔体制与战后世界格局”的圆桌讨论会中。大部分与会学者认为,雅尔塔体制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以雅尔塔会议为主的一系列大国首脑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和协定为载体的各大国对战后世界的安排和设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结束时大国之间实力对比和妥协的产物。虽然大国强权政治和秘密外交依然存在其中,并与冷战的爆发密切相关,但是它对维护战后长期和平起了积极作用。近年来的研究进一步表明,雅尔塔体系与一战后的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相比,有着明显的历史进步性,对于战后世界的总体和平状态与战后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决定了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联合国是雅尔塔体系留给当今世界的宝贵遗产。①
    随着档案资料的解密,研究继续深入。张盛发论述苏联势力范围的建立与雅尔塔体制的形成之间的关系,对雅尔塔体制范围内的苏联势力范围问题和冷战的起源问题提供了新的认识。②
    (六)联合国与战后国际和平组织研究
    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研究的新领域。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1.对联合国的研究
    随着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增强,中国学者对联合国的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热点。20世纪80年代,李铁城便发表了论述联合国的论文,1992年北京语言大学在国内率先成立了以李铁城为首的联合国研究中心,2007年上海复旦大学也成立了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目前中国学者的研究包括联合国的建立以及发展历程、联合国的历史作用和局限、联合国的机制与改革、联合国在建立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方面的作用、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等方面。③
    2.对其他国际组织的研究
    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参与各种国际组织的活动,中国学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建立的其他国际组织的研究也不断重视。韩长青在《试论罗斯福政府与1943年联合国家粮农会议的缘起》(《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一文对美国与1943年举行的“联合国家粮食与农业会议”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并在《试析1943年美国国会与政府在UNRRA协定上的冲突与妥协》(《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一文中对1943年美国国会与政府之问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拨款的联合决议案的争论进行了探讨,认为这场争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战时国会两院特别是参议院的主要观点,对战后美国国际组织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发挥了重要影响。王德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中国(1945—1947)》(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系统考察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中国的关系,认为“联总”把大量生活必需品和善后物资及时运到中国无偿馈赠给中国人民,是暗淡的近代中外关系史上闪光的一页;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联总不过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道德工具,是美国理想主义的试验园地。目前已有博士研究生深入探讨美国与战后国际和平组织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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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关于这次会议的详细内容,参见《世界历史》1991年第1期,对这次会议的综合报道,参见《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1期;徐蓝:《试论雅尔塔体系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影响》,《历史教学》2002年第5期。
    ②张盛发:《雅尔塔体制的形成与苏联势力范围的确立》,《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③陈鲁直、李铁城等编写了一套有关联合国的丛书,包括《联合国与世界秩序》《联合国的历程》《联合国机制与改革》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1996年版;李铁城:《联合国五十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1996年版;许光建主编:《联合国宪章诠释》,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谢启美等主编:《中国与联合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金光耀:《国民政府与联合国的创建》,《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还有一些论著主要涉及冷战期间和冷战后联合国面临的问题,这里不再列举。
    (七)战争遗留问题
    所谓战争遗留问题主要是与现实有关的历史问题,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上,并以实证研究为主。《抗日战争研究》杂志从1997年第3期开辟“战争遗留问题研究”专栏,使这一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主要包括:日本的战争责任、教科书修改、领土争议(钓鱼列岛主权归属)、南京大屠杀史实考证、战争赔偿、慰安妇、强制劳工、化学战和遗留化学武器、战争期间中国财物损失统计、日本战时公债遗留及其他问题。①
    1.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
    王希亮、高凡夫、步平、忻平等学者从不同角度,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考察和对现实中日本右翼否定其战争责任的言论与活动分析,认为日本在其战争责任问题上的认识与其政治右翼化、国内和平反战运动和东南亚国际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并认定裕仁天皇对战争负有责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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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国内一些学者已经对这些遗留问题及其研究情况进行了总体评述,主要有何天义:《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概述》,《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4期;荣维木:《抗日战争遗留问题研究述评》,《江海学刊》2001年第2期;梁占军:《近年中国史学界关于二战时期日本侵华遗留问题的研究成果述评》,《世界历史》2005年第4期。本文参考了这些研究成果,一并致谢。
    ②王希亮:《试析日本战争责任问题尖锐化的趋势》,《日本学刊》2004年第4期;高凡夫:《日本天皇裕仁与南京大屠杀》,《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步平:《慰安妇问题与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忻平:《日本佛教的战争责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等。
    2.教科书修改问题
    针对日本一些教科书中回避许多重要的侵略事实,张海鹏、步平、王智新、苏智良、李秀石等学者对日本修改教科书问题进行全面研究,论证了近年来新编历史教科书出笼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而且特别指出了新编历史教科书中歪曲篡改历史事实之处,从多方面探讨了教科书问题形成的原因。①
    3.关于钓鱼列岛的领土争议问题
    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一直比较关注,并出版了高水平的学术论著。吴天颍、鞠德源等学者从大历史观研究钓鱼岛问题,相继对中国拥有钓鱼岛的主权进行历史、地理的考证,并对日本窃取钓鱼岛的历史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和论证。李国强对近10年来国内学者有关钓鱼岛问题的研究做了较细致的梳理,为进一步研究该问题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②
    4.南京大屠杀史实考证问题
    针对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中国学者在有关资料的收集、整理方面下了很大功夫,除了翻译出版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资料《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和《东史郎战地日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等史料之外,朱成山等人还收集了中日双方当事人的证言。与此同时,中国学者撰写了大量论著揭示南京大屠杀的真相。③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55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007年版),首次全面、系统地汇集了中、日与西方不同派别和各界人士的相关史料与证言的大型史料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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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张海鹏、步平主编:《对历史岂容说“不”——日本历史教科书剖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王智新、刘琪编著:《揭开日本教科书问题的黑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苏智良:《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的真相》,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李秀石:《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剖析》,《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等。
    ②吴天颍:《甲午战前钓鱼列岛归属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鞠德源:《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岛主权辩》,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李国强:《近10年来钓鱼岛问题研究之状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
    ③《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东史郎战地日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2000年版;章开沅:《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孙宅巍:《论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认定的历史演变》,《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程兆奇:《南京大屠杀中的日军屠杀令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张连红:《南京大屠杀之前南京市民的社会心理》,《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
    5.战争赔偿问题
    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论证日本的赔偿政策,指出日本至今认罪态度暖昧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偿付足够的战争赔偿;其二是研究美国的政策对战后日本赔偿问题的影响,崔丕在国内较早地研究了美国对日本赔偿政策的演变;其三是关于民间索赔,步平对截止到2003年的23起中日跨国诉讼情况进行了初步统计和介绍。姜维久对亚洲平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中的23项受害索赔诉讼案进行了分析,并将其与德国对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的个人赔偿等进行比较,认为重新提出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的民间个人受害索赔问题,对抑制日本现实中的军国主义的膨胀,意义重大。①
    6.慰安妇问题
    中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1999年上海师范大学成立了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推进了这一问题的研究工作。苏智良利用中日两国文献并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出版了国内有关这个问题的第一部专著,揭示了慰安妇问题的真相,同时中国学者还在制度上对其进行了考察。②
    7.强制劳工问题
    有关这个问题的史料和论著都有发展。何天义、傅波、居之芬、庄建平等收集了大量档案资料,对日本在中国东北、华北及其他地区的强制劳工进行揭露;在强制劳工人数等过去研究较为薄弱的问题上有所进展,初步认定1935—1945年间大约有1500万劳工被日军奴役。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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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李运祥、盂国祥:《日本逃避对华战争赔偿责任的历史与现实》,《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袁成毅:《日本对亚洲国家战争赔偿立场之比较——以国家间的赔偿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3期;崔丕:《美国关于日本战争赔偿政策的演变》,《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步平:《关于“跨国诉讼”——中日民间战争赔偿诉讼评述》,《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4期;姜维久:《日本与德国战后国家赔偿及个人受害者赔偿比较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
    ②苏智良:《慰安妇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2000年版,苏智良、荣维木等:《滔天罪孽——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
    ③何天义主编:《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4卷本),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傅波主编:《罪行、罪证、罪责》,辽宁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居之芬、庄建平主编:《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陈景彦:《二战期间在日中国劳工问题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2005年版;居之芬:《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使用中国强制劳工人数初考》,《抗日战争研究》2001第1期。
    8.化学战和遗留化学武器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除了编辑相关的资料之外,有关的研究论著也相继出版。韩晓、辛培林对日军371部队的历史进行了个案探讨,郭成周、廖应昌对日军细菌战进行了集中研究;步平、高晓燕等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华进行化学战进行了迄今有关这个问题最新、最全面的论述。①
    9.战争期间中国财物损失统计
    这个问题是近年国内学术界研究的新问题。目前尚无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问世,戴雄对中国抗战期间古建筑、文物和图书的损失进行了研究,指出战时遭日军毁坏的中国古建筑至少应在1万处以上,中国文物损失在1000万件以上,中国各级各类图书馆及私人藏书损失在5000万册以上,其中珍贵藏书1000万册以上,普通百姓家庭图书损失尚未包括,其价值无法估算。②
    10.日本战时公债及其他遗留问题
    这也是国内近年来涉及的新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战后遗留在中国的公债总值471亿日元。戴建兵、曹大臣、林晓光等对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发行的公债、军票等经济侵略事实给以揭露。③
    应当指出的是,有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呈现国际化研究的趋势。中国不仅介绍和翻译国外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的著述,而且不断出现合作性的研究成果。如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日学者共同编辑了资料集《钓鱼台群岛(尖阁诸岛)问题研究资料汇编》(香港励志出版社2001年版);在强制劳工问题上,解学诗与日本学者松村高夫共同主编的《满铁与中国劳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是11位中日学者合作的产物。特别要提及的是中、日、韩三国学者经历了3年11次会议的讨论,他们共同编写的《东亚历史共同读本》终于于2005年在三国同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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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央档案馆:《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版;韩晓、辛培林:《日军371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郭成周、廖应昌编著:《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步平等:《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②戴雄:《侵华日军对中国古建筑的毁损》,《民国档案》2000年第3期;《抗战时期中国文物损失概况》,《民国档案》2003年第2期;《抗战时期中国图书损失概况》,《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
    ③戴建兵:《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台湾的公债政策研究》,《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曹大臣:《论日本侵华时期的军票政策》,《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林晓光:《日本军票史小考》,提交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
    四  结束语
    总之,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在经历了风风雨雨的60年后,已经逐步走上了一条健康、正规的发展道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学者与国外同行交流的机会日益增多,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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