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德里达在一些西方人眼里“臭名昭彰”，但人在读书时，与作者不断交流、互动的情形，其实比比皆是。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虽然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但它所揭橥的有些现象，却基于人类活动的共同经验。就人们认知的过程来说，书本的阅读虽然首要，却也并不是全部，应当还包括观摩画展、欣赏音乐、出门旅游等等。一些作家、学者，常常交代创作的动机、研究的意图等。但他们的解释，是否就一定会让读者接受，又另当别论，因为读者还是会说喜欢这本书而不是那本书等等。而若要画家、作曲家为自己的作品，作出详尽的解释，也许就勉为其难了，因为他们在创作时，选择那种颜色、那个风景，或者那个曲调、那种乐器的缘由，很难言传，观摩和欣赏者只能自己体会。通常人们去听音乐会、观摩画展，也不一定希望有人告诉他们，这个代表什么、那个又代表了什么；他们更想得到的也许只是一种赏心悦目的经验。而外出旅游，欣赏风景，更主要是为了怡情悦性，而如何做到，则因人而异，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在上述这些认知活动中，“读者”能“自作主张”，为什么读书时就必须“盲从”作者的解释呢？
其实，依笔者所见，中国的读书人对“后现代读书法”，不应十分陌生。举例来说，近代的王国维，就曾在《人间词话》中，提出“境界”、“意境”等说法，用来探讨中国古代的诗人、词人，如何在创作中追求“美”和“真”。他写道：“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和“杜鹃声里斜阳暮”表现的是“有我之境”，而“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为“无我之境”。“有我之境”，是“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而“无我之境”，则“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王国维总结道：“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也即是说，中国读书人，常能借物抒情、睹物思人，游刃于主观与客观之间。更有意思的是，王国维写作《人间词话》，本身就表现了一种“有我之境”。他阅读这些古人的诗词，并非为了追究这些作品本身的含义，而是为了阐发他所提炼的“境界”“意境”等概念，希望引起读者的共鸣。易言之，王国维写作《人间词话》，展现的是他作为一个读者与那些词人作者之间互动的读书经验。
王国维主要是以其学著世。他也曾用“境界”来形容一个人治学的几个阶段，十分有名。他形容的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界则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而第三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前面两种境界讲的是人如何立志和如何发奋的情形，而第三种境界，则含义深远。王国维所谈，其实是读书、治学的过程中，主、客观之间的交流、摩擦所产生的瞬间火花。这一火花的出现，自然基于多年的发奋，但在这最后的阶段，所学者能一下了然于心，则也有赖于主观的思考。孔子有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而这里的“众里寻他千百度”，描绘的就是治学者如何在积累学问的同时，所从事的主观思考。显然，如果没有这一思考，所学者无法获得真正的突破。
类似王国维《人间词话》这样的作品，还有不少。如上篇提到的钱锺书先生，便以《管锥编》、《谈艺录》等作品知名。《管锥编》、《谈艺录》的研究主题，与《人间词话》有所差别，但其研究的手段，则颇有可比之处。像王国维一样，钱锺书的著作，以评论为主。但他写作评论的目的，并非只为了阐明作品的意义、作者的意图。相反，他经常用这些作品，来阐述他自己的理论和心得，以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以《谈艺录》为例，钱锺书旁征博引，论证他所观察到的一些文学现象，而他研究这些文学现象，并非只是为了展示他学问淹贯中西，而是为了指出它们的普遍性，也即如何超越了中外文化的隔阂。譬如他在“神韵”一条下，论证其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特色之一，因而引用了前人写的不少诗话之类的著作。但他在最后，又笔锋一转，跳出中国文化的范围，指出在西方的文学、哲学的著作中，也有不少人强调在欣赏作品的时候，必须同时考虑作品的精神、直觉等方面，这正与中国文学评论的传统有可比之处。显然，钱锺书之论证“神韵”，意有所指；他用中外古今的材料，以“六经注我”的方式，阐明了文学欣赏时观察角度的某种普遍性。更应一提的是，他在一些貌似平凡的条目下，也指出了一些人类文化共同的现象。譬如，在《谈艺录》“陶渊明诗显晦”一条下，钱锺书举出许多例子，指明陶渊明的名望，到了宋代才臻于极盛。这一研究，看来只是一种归纳观察，但其中钱锺书又指出中外文化心理的普遍现象，其中有二。一是厚古薄今，“古人好宪章祖述，每云后必逊前”；二是文学价值随时代风气所左右。前者使陶渊明文名“晦”，而后者则使其“显”。由此可见，钱锺书出入中外文本，并非单单为了研究陶渊明，也用来阐明他的一己之得。
笔者用钱锺书的治学来讨论“后现代读书法”，并非仅仅因为钱锺书先生创造了“解构”一词，因此与德里达有某种“缘分”，更因为“后现代的读书法”，的确可以通过中国学问的例子来理解。这里的道理是，西方的现代文化，或现代主义，以前被认为是代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主流，其原因无非是因为自19世纪以来，西方强权征服了世界的许多地区。但其实，现代主义并非救世良药，而是有十分明显的“副作用”，这在西方当代社会，表现十分明显，譬如工业过度发展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物质丰富之后对道德心的腐蚀和贫富过于分化所引起的社会犯罪率之增加等等。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正是西方学者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反思。由于这一反思，使得西方人注意到，如写作了《文明的冲突》而著名的美国学者亨廷顿便指出，现代西方的历史，只是一个“特例”，而非“常例”。而一些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如福柯、德里达等人，又有在西方之外的地区生活的经验，因此他们能注意到非西方文化的传统，也能运用这些传统，来挑战近代西方的传统观念。举例而言，主观和客观、物质和精神的划分和对立，是近现代西方哲学、文化的主要特征，但却不代表人类认知活动的常例。在非西方地区、甚至在古代西方，人们认知周围的世界，常常并不遵循这样的方式。总之，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评，让西方人看到现代西方之外的文化及其价值，但如此一来，也让现代西方失去了高自标置的地位，引起一些人的不快，这也许就是德里达死后仍让人诟病、切齿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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