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典时代雅典奴隶制经济走势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12:11:24 西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 徐松岩 参加讨论
摘要：近几十年来国内史学界流行的观点是，古典时代雅典奴隶制经济总体上呈持续增长趋势。这种观点不尽符合历史实际。雅典奴隶制经济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60余年呈波浪式增长之势，但与古典时代盛期相比，仍处于低谷徘徊状态。中外学者在考察雅典奴隶制经济发展状况和走势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压低甚或完全忽略使用奴隶的必备条件，从而不能不夸大使用奴隶的普遍性。奴隶在当时生产、消费和市场条件下，尚未达到创造出剩余价值的程度，这是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最本质表现。在奴隶制达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无论是国家、集体还是个人，其财富的持续增长通常是奴隶制发展的必要前提，而不是其直接结果。 关键词：古典时代；雅典；奴隶制；经济 100多年来，中外学者在考察前资本主义诸生产方式时，对于古代希腊尤其是雅典经济社会的研究一直给予特别关注。这不仅因为雅典一度是希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城邦，而且是众多古史学者在进行比较研究时的一个重要参照系。然而，即便是史料相对丰富古典时代雅典，研究者们对于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也颇不一致。这些分歧和争论实际上又不能不涉及关于古代奴隶制的某些理论层面的问题。以下我们就此略陈己见，以期抛砖引玉。 一 持续增长：国内学界普遍看法 近几十年来，国内出版的高校世界古代史教科书和专著几乎众口一词，认为古典时代（公元前5世纪至前338年）希腊奴隶制不断发展，由此而引发的贫富分化、社会矛盾尖锐化、阶级斗争日趋激烈。其中，奴隶制经济的持续不断的发展是认识这段历史的核心因素。其具体表现如土地集中和大土地所有制形成、大奴隶主大批涌现、大量公民失地破产从而沦为游民无产者、阶级矛盾趋于激化，等等。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上古部分》在述及“公元前4世纪前半期希腊奴隶制的发展”时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由于大奴隶主阶级集中财富，奴隶制的经营方式却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奴隶制关系的大规模发展，排挤了小农经济和独立手工业经营，因而破坏了古典城邦所由以建立的社会基础。”该书还指出，“希腊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在进入公元前4世纪后还是很不平衡的，但各地的奴隶制关系都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发展。在工商业发达的城邦中，奴隶制的发展表现为大奴隶作坊的盛行，奴隶主比前此拥有更多的奴隶……在那些工商业原来不发达的城邦中，现在也有了较多的奴隶作坊……农业中使用奴隶的情况，也随着土地集中而较前为多。”到公元前4世纪初，“希腊城邦普遍出现贫富两极大相悬殊的现象”。[1] 迄今已印行80万套的由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在述及“公元前4世纪（希腊）社会经济状况”时指出，“希腊奴隶制经济在战乱之中仍继续有所发展……（城邦）危机引起的战争虽然破坏生产，却对奴隶制发展不无好处，因为战争提供了滔滔不绝的奴隶来源，还使许多奴隶主借战争大发横财。”作者还指出，“伯罗奔尼撒战后直到公元前4世纪末，江河日下的希腊世界中惟一不见衰减反而显著发展的是奴隶制。历次大小混战中卖作奴隶的战俘和被征服人口不计其数，各城邦的奴隶市场到处‘货源’充足，而奴仆成群的大奴隶主也日见增多。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获胜的工商业城市如科林斯、叙拉古、底比斯等固然是继续繁荣，连战败的雅典也恢复较快，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雅典的奴隶制经济从数量上看已超过5世纪的极盛期。” [2] 新近出版的由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古代卷》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在衰败的社会经济中，唯有奴隶制度日渐兴旺，这表现在奴隶来源充足、人数增多以及大奴隶制经济出现等方面”；雅典“经济恢复很快”，“一方面，城邦中出现了许多家藏万贯的大奴隶主；另一方面，奴隶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手工业生产，城邦个体经济日益繁荣，税收大幅增加。这是雅典在失去同盟国贡金之后，公民福利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3] 虽然上述种种著作在表述上有所差异，但其基本观点都是一脉相承、大同小异的。他们认为古典时代雅典经济总体上呈不断增长之势，公元前4世纪（迄前338年）明显超过公元前5世纪（简作“持续增长说”）。其间雅典乃至希腊诸邦的历史特征几乎都是由此出发而加以解释的。《世界史·古代卷》沿用了这一观点，认为公元前4世纪雅典经济“很快”恢复，并且一派繁荣景象。然而，这种看法似乎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 二 低谷徘徊：历史事实原本如此 历时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给雅典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战争使它积累多年的巨额金钱消耗一空，农牧业生产遭到毁灭性打击，劳里昂银矿完全荒废，公民和奴隶人数骤减，工商业急剧败落。尤其是随着雅典帝国的瓦解，雅典人所控制的领土、领海的范围大大缩小，属民人口剧减，国势一落千丈[4]。“持续增长说”对战后65年雅典奴隶制经济的理解明显失实。 首先，按“持续增长说”，雅典历史上奴隶人数最多的时期、最大的奴隶主毫无疑问都应该出现在公元前4世纪。不少学者在论证时列举了雅典历史文献中所提到的拥有奴隶最多的奴隶主和使用奴隶最多的作坊主（分别拥有1000、600、300、120名奴隶）。[5]但是，雅典奴隶总数最多的时代只可能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而这几个大奴隶主也肯定不属于公元前4世纪。[6]必须指出的是，某些学者为了论证“持续增长说”，不惜采用“推迟”或者“移植”史料办法，这种治史方法是不可取的。[7] 其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雅典经济恢复并非很快，而是相当慢。兵燹之祸给雅典经济造成的创伤是巨大的。战后雅典经济的复苏举步维艰，粮食生产虽不难恢复，但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橄榄生产的恢复通常需要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同时，战争的破坏、居民的拓荒和滥采滥伐，使阿提卡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另外，因战争、瘟疫而造成的大量人力损失，大批精壮劳力外流，其人口出生率比前个世纪有所降低。这都不利于经济的回升。德摩斯提尼指出，前4世纪前期，雅典的岁入仅130塔连特，直到前345年前后才达到约400塔连特，而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雅典年平均财政收入约1000塔连特，前427/426年曾经高达近2000塔连特[8]。雅典用50余年的时间使其公共财政收入由约100塔连特增加到1000塔连特；但是，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50年却还徘徊在战前的1/7左右，战后60年还未达到战前的一半。 第三，众多富人的出现，当然可以视为雅典经济增长的重要表现，但历史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汉语中的“家藏万贯”含义模糊，中文“万贯”一词，是形容“钱财极多”。[9]迄今所知，雅典历史上最富有的人和最大奴隶主都出现在前5世纪而不是前4世纪。据古典作家色诺芬和吕西亚斯记载，尼基阿斯曾经拥有1000名奴隶，财产总额达到100塔连特，[10]死于西西里远征；而前4世纪被公认为雅典首富和最大奴隶主的帕西昂，其时最成功的“银行家”，他在前370/369年去世时财富总额约为60塔连特，这当中包括价值约20塔连特的不动产、一处年利1塔连特的作坊（据估计有60~70名奴隶），还有39塔连特的现金用于放贷取利。[11]况且，没有证据证明那些富人把大量金钱用于奴隶制生产。看来，公元前4世纪随着经济快速恢复和增长所出现的那些“家藏万贯”的富人、大奴隶主，恐怕也只不过是一种臆测。 第四，《世界史·古代卷》认为雅典的“税收大幅增加”，公民福利有所增加，是指税收收入大幅增加，这也缺乏史实依据。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经济潜力远不如其极盛时期。雅典政府在前428/427年首次向公民征收战争税（税率约为公民财产价值的1%），一次即征得200塔连特[12]。然而，雅典在前378/377年进行的财产普查表明，应纳税者的财产总值仅约6000塔连特[13]。因此，尽管这种税收逐步制度化，但是，根据德摩斯提尼所提供的资料，前377~357年的20年征税总额仅约300塔连特，年均15塔连特[14]。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国库金钱储存最多时达9700塔连特，而前4世纪前期至多不超过1000塔连特[15]。公元前4世纪雅典城邦税收项目确实增加，可依然无法摆脱财政困境，原因就在于税收项目增多并不意味着税收收入的大幅增加。 第五，“持续增长说”认定公元前4世纪奴隶来源充足，却并未提出相应的证据。根据色诺芬的记载，直到公元前355年前后，雅典的奴隶来源仍严重不足。色诺芬建议当政者求购1200名奴隶，办法是命人把私家的奴隶带到市场上，由公家出资收购。这表明平时在市场上奴隶“货源”并不多。他还指出，“如今正在劳动的奴隶当中有很多已步入老年”。这反映当时奴隶普遍老化，缺乏精壮奴隶补充。为此他还提醒当政者，“如果我们立即着手收购大量奴隶，那我们就不得不以高价买下那些质量低劣的奴隶”。[16] 最后，按照“持续增长说”，公元前4世纪雅典奴隶制发展水平最高，奴隶人数最多，奴隶反抗和阶级斗争也应该最激烈。但是，公元前403年雅典民主重新建立之后，直到雅典失去独立，其政局一直是相当稳定的（雅典历史上的政变和大规模政治改革都发生在之前）。而雅典政局稳定的重要基础，是其土地所有制的相对稳定。[17]其间非但没有发生大规模奴隶起义，连此前出现的大规模奴隶逃亡都未再出现。[18]这难道不是奴隶制处于低潮的重要特征吗？ 诚然，公元前4世纪雅典公民的津贴项目有所增多，津贴制度也逐步制度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时雅典公共财政状况比伯里克利时代有所改善。军费开支浩大，颇能说明问题。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的财力经常足以担负数万人的薪饷，而到“同盟战争”时期（公元前357~前355年），数千人的薪饷就使雅典财政捉襟见肘，甚至连民众法庭也不得不关闭。 雅典帝国的形成，意味着雅典国家版图急剧扩大，综合国力大为增强；而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战败，意味着她失去了几乎全部海外领土和海外收入，意味着国家财富总量大为减少。极盛时期雅典富人争先恐后，慷慨解囊，捐资助战，而战后雅典对外扩张屡屡受挫，一场战事下来，往往血本无归。色诺芬在《追忆苏格拉底》中谈到，一个城邦固然可以通过征服他邦而使自己富强起来，前提是比敌人强大，如果比敌人弱小，那就会连自己所有的都丢光。[19]因此，尽管雅典当政者殚精竭虑增加“税收”项目，致使许多富人叫苦不迭，却也无法有效改变公共财政拮据的局面。 毋庸置疑，公元前4世纪70~60年代，雅典经济尤其是阿提卡的农牧业生产已有较大恢复，形成战后第一个小高潮。[20]“同盟战争”结束时，其经济再度跌入低谷。其后十余年有较快回升，特别是海上贸易和采银业的恢复，[21]可算作第二个小高潮。因此，单就公元前4世纪而言，雅典经济的确呈波浪式增长之势，说其时完全处于经济衰落状态似有欠公允。但与古典时代极盛时期的伯里克利时代相比，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经济只能说处于低谷徘徊状态。新版《剑桥古代史》（第6卷）在评述其间雅典经济发展状况时，认为其后再也达到公元前5世纪繁荣的顶峰。[22]而正当雅典经济自40年代开始加快复兴步伐之时，北方强敌马其顿兴起，雅典再次处于被征服的险境之中，失去了重新崛起的历史机遇。 三 理论辨正：奴隶制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 “持续增长说”对古典时代雅典经济状况的认识明显失实，但在国内学界流行半个多世纪，并且被广泛接受和传播，却未曾遭到根本性质疑，这与国内学者对奴隶制生产方式认识的某些偏差有关。其实，关于奴隶制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譬如人们占有和使用奴隶需要那些前提？奴隶制的更大发展需要哪些条件？ 1. 小生产者阶层绝非小奴隶主阶层 国内有学者指出，“自耕农或小农所私有和使用的奴隶，在雅典等希腊城邦农业中最常见，在公元前5世纪也是最为发达的农业奴隶经济形式。当时奴隶价格约等于一头毛驴，因此能拥有一两头牲口的小农往往也购买一两名奴隶。在雅典……以第三等级为主的小农几乎都使用奴隶，数目由五六名至二三名不等，甚至第四等级的贫农也常以一名奴隶帮工……可见希腊农业中使用奴隶是非常普遍的，几乎可说是有耕牛处就有奴隶。”[23]英国学者A. H. M. 琼斯也认为：既然20明那的财产相当于6~7名工奴的价钱，那末属于这一等级的公民至多可拥有一处作坊和5个奴隶，以下是那些拥有4~1个奴隶的手工业者。[24] 这样看来，雅典的小生产者似乎肯定都是小奴隶主。但事实远非如此。那么，个人使用奴隶究竟应具备哪些条件呢？恩格斯就此做过精辟的分析，指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使用奴隶服役。为了能使用奴隶，必须掌握两种东西：第一，奴隶劳动所需的工具和对象；第二，维持奴隶因苦生活所需的资料。”[25]恩格斯还进一步做出分析：“要强迫人们从事任何形式的奴隶的劳役，强迫者就必须拥有劳动资料，他只有借助这些劳动资料才能使用被奴役者；而在实行奴隶制的情况下，除此以外，他还必须拥有用来维持奴隶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这样，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拥有一定的超过平均水平的财产。”[26] 按照我们的理解，恩格斯所说的强迫者，既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个人。就个人而言，除非两个条件兼备，否则不可能成为奴隶的使用者。因此，拥有相当于一定数量的奴隶价钱的资产，固然表明他可能具备第一个条件，却未必意味着具备第二个条件，即掌握了超过维持本家庭所需的剩余的生活资料，以维持奴隶的生存。 诚然，在希腊自由人看来，奴隶就如同牲畜、土地、房屋一样，是主人的一种财产，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但他们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奴隶乃是所有财产中唯一可以自己拿起武器与其主人拼死抗争的特殊财产，也是所有工具中唯一需要吃饭穿衣，否则便无法被正常使用的特殊工具。正如古希腊的一位思想家所说：“奴隶的生活有三项内容，那就是劳作、受罚、喂肚子……如果奴隶劳作、受罚而没有食物，那就不止是残酷，还将损害奴隶的（使用）效率。因此，要始终既让奴隶劳作，又给他们以足够的食物；因为不给予报酬是不能统驭奴隶的，而一个奴隶的报酬就是他的食物。”[27] 自由人固然可以把奴隶视若牲畜，但奴隶毕竟不是牲畜。一个简单而明显的事实是：牲畜可以终年以草果腹，而奴隶则不可；牲畜可以被宰杀食用或出售，奴隶也不可。近代史学研究成果已经证明：“无论是私人所有的奴隶或国家所有的奴隶，都由所有者给以衣食住；有时他们获得一部分钱，作为津贴自己衣食之用”[28]。由铭文材料可知，公元前4世纪晚期雅典一名国有奴隶每年可从国家领取伙食费180德拉克玛，另配发一套劳动服，价值45德拉克玛，在某些节日还要改善伙食。[29]这意味着一名奴隶一年的生活费至少需225德拉克玛，与雅典国家分发给年轻公民的口粮钱（240德拉克玛）相差无几。[30]由此大致可以推知私人维持奴隶生活所需费用的一般标准。 雅典公民集体的主体是中等以及中等财产以下的小生产者[31]，他们可能具备了使用奴隶的第一个条件，但未必具备第二个条件。既然奴隶是被作为财产或工具来养活的，因而那些不能自给、勉强自给或自给有余但不足以养活一名奴隶的小生产者，在理论上是不可能成为奴隶主的。吕西亚斯在其演说辞中提到，一位拥有中等财产的公民这样说：“我通晓一门可赚取少量收入的手艺，由我本人亲自经营，因为如果把它移交给一名奴隶来做，我就无力承担养活奴隶的费用。”[32] 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们仍普遍把奴价之和作为推算希腊奴隶劳动利率的全部本金[33]。这实际上不仅是把奴隶视为不需衣食住的一般财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奴隶不与劳动对象和生产工具相结合便不可能成为被剥削的对象这一基本事实。雅典公民大都以农业为主，出租房屋、剥削会手艺的奴隶也是其谋生的重要手段[34]。在公元前4世纪，公民出租一块价值20明那的地产，每年可得1.6明那的收入[35]。因此，一位拥有30明那财产的公民若从事农业，维持本人生活已相当不易，绝不可能再蓄养奴隶。但他们完全有可能饲养一两头耕牛或毛驴。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牛“在穷苦家庭中就相当于奴隶”。[36] 常识告诉我们，耕牛的价格通常高于毛驴，因而把牛价与奴价加以比较也许更能说明问题。荷马提到，一名女奴可与20头耕牛交换[37]。据格罗茨所引史料，公元前410年雅典人献祭所用牛的价格为平均每头51德拉克玛，不足同期奴价（1.7~1.8明那）的1/3；前375年牛价涨至每头77.25德拉克玛，不足同期奴价的1/5[38]。 可见，奴隶的卖价比耕牛高出数倍，加上蓄养奴隶所需支出大大高于饲养耕牛，更高于养驴。因此，把个人拥有和使用奴隶的物质前提与拥有毛驴、耕牛的条件等量齐观，其必然结果就是极大地低估使用奴隶的物质条件；由此出发去理解雅典的奴隶制，就必然片面夸大奴隶被占有和使用的普遍性，错误地把小生产者阶层等同于小奴隶主阶层。 2. 关于奴隶制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 奴隶制经济是希腊社会经济中与非奴隶制经济相对的一种经济成份，正如工商业经济之于农业经济，商品经济之于自然经济一样。因此，它的消长必然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奴隶作为一种需要衣食住和劳动工具及对象的特殊财产，他们的增多始终是与其他财产的增加相伴随的，并以后者的增加为前提。恩格斯指出，“先要在生产上达到一定的阶段，并在分配的不平等上达到一定的程度，奴隶制才会成为可能。要使奴隶劳动成为整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还需要大得多的生产、贸易和财富积聚的增长”。[39]因此，古代国家奴隶制的发展总是同本国物质财富的增长轨迹相一致的。而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雅典城邦经济的整体水平，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拥有、使用奴隶的物质条件皆明显不如伯里克利时代，其奴隶制不可能在这种条件下得到显著发展的。 公元前4世纪使用奴隶的领域和私有奴隶的规模较前此大为减小。雅典奴隶主要用于采矿业和手工业，以及富人的家务劳作。但其间绝大部分时间采矿业远未全面恢复；[40]公共建筑业与伯里克利时代相比小得可怜；农业生产的不景气、物价上涨、食物短缺要求蓄奴者具备更好的物质条件；而所谓手工业作坊规模日益扩大，大作坊愈益流行的说法，也是没有任何史实依据的。 不仅如此，奴隶在某些生产领域劳动者中的比率亦呈缓缓下降趋势。在公元前409/408年的一件有关公共建筑业的铭文所提供的劳动者清单中，奴隶占总数的23%；在80年后的一件同行业的铭文中，奴隶仅占21%；而在伯里克利时代，奴隶曾占25%。[41]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伯里克利时代以后奴隶劳动日益排斥自由民劳动的发展趋势并不存在。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可以提出以下几点认识：其一，古代世界经济是以农牧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雅典和同时代东方诸国生产力水平大致相当，商品经济规模和水平都是有限的。在这样的生产力条件下，不论是东方的奴隶，还是西方的奴隶，都不可能创造出近代意义上的剩余价值。这也是奴隶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外征服和掠夺的根本原因。其二，在奴隶制生产方式的上升时期，社会生产、贸易和财富积聚的增长是一个国家奴隶制持续发展的前提，而不是其结果。同样，随着经济的衰落，生产萎缩，个人财富减少，奴隶制必然（往往是暂时地）趋于衰落。其三，城邦（公民集体）在发挥其侵略、欺压、剥削、奴役异邦人的作用时，在理论上，它是一个奴隶主的集体；而实际上，在公民之中，奴隶主阶层主要局限于中等财产以上的少数富人范围内；作为占公民集体80%以上的小生产者，通常都不是奴隶的直接占有者。最后，在古典时代的雅典，小土地所有制始终是城邦的经济基础。自公元前5世纪末开始的小土地所有制的逐步瓦解和小生产者的破产、没落，主要是由于战争对其生产条件的破坏和城邦综合国力的衰弱等原因所致，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各城邦国内奴隶制持续发展的结果。 国内外学者对古典时代雅典奴隶制发展水平的认识，最根本的误区是有意无意地压低甚或完全忽略使用奴隶的必备条件。由此也才会在某些著作中出现类似于“在衰败的社会经济中，唯有奴隶制度日渐兴旺”、“ 有耕牛处就有奴隶”等明显脱离历史实际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论断，对于古代奴隶制的研究，仍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论断似乎迄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近代以来，由于古史现代化思潮的巨大影响，许多学者自觉不自觉地把古代奴隶比拟为近代雇佣工人。100多年来奴隶制研究中的重大缺陷，是某些学者认为奴隶主像近代社会的资本家一样，可以依靠剥削奴隶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发财致富。这不符合基本历史事实。 奴隶制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力水平有着巨大差别。奴隶在当时生产、消费和市场条件下，尚未达到生产出剩余价值的程度，这是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最本质的表现。奴隶制经济的发展主要靠对外掠夺和征服等暴力手段。惟其如此，古代国家奴隶制的高峰通常都出现在大规模对外征服期间或者紧随其后的一段时间。因此，在奴隶制达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无论是国家、集体还是个人，其财富的持续增长通常是奴隶制发展的必要前提，而不是其直接结果。 顺便说一下，近年来在学界关于撰写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著作的呼声不绝于耳。然而，特色之要义首先在于有经过独立思考后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所谓特色，对于推动历史科学的进步没有多大意义。学者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全盘接受古典时代雅典奴隶制经济这个面目全非的参照系，的确不无值得反思之处。 [1] 参阅：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齐思和主编），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版，1973年第2版）1980年修订版，第222~223页。 [2] 参阅：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刘家和、王敦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版1998年重印本，第270~271页。此外，《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所著《世界上古史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188~200页）崔连仲主编的《世界史·古代史》（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236~238页）、刘家和主编的《世界上古史》（修订版，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60~264页）、朱寰主编：《世界上古中古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版，1997年第2版，上册，第186~188页）等著作，都持几乎完全一致的观点。 [3] 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卷》（杨共乐、彭小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61~162页。 [4] B. S. 斯特劳斯：《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的雅典》（B. S. Strauss, Athens after the Peloponnesian War），伦敦1986年版，第43~63页。 [5] 刘家和：《世界上古史》（修订版），第261页；崔连仲主编的《世界史·古代史》，第236页；朱寰主编：《世界上古中古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版，2003年重印本，上册，第186页。 [6] 参阅：徐松岩：《关于雅典奴隶制的两个问题》，《世界历史》，1993年第5期；徐松岩：《古典时代雅典奴隶人数考析：兼及“持续增长说”》，《世界历史》，1994年第3期；徐松岩：《雅典两大奴隶主年代考辩》，《求是学刊》，1995年第1期；徐松岩：《公元前4世纪前期雅典采银业状况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7] 这种做法也许受到苏联学者的影响。参阅：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2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36、69~70页。 [8] 德摩斯提尼（Demosthenes）：X. 37~38；色诺芬：《长征记》（Xenophon，Anabasis），VII. 1. 27；阿里斯托芬：《马蜂》（Aristophanes, Wasps），656~660。本文所引古典作品凡未另注明者。皆据《劳易卜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90~1999），希腊语英语对照本。 [9]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299页。 [10] 吕西亚斯（Lysias）：XIX. 47；色诺芬：《论收入》（Xenophon，Means and Ways），IV. 14。 [11] 德摩斯提尼：XXXVI. 5、11。 [12] 修昔底德（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lated by C. F. Smith ）：III. 19. 1。参阅：徐松岩等译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3] 德摩斯提尼：XIV. 19、37。 [14] 德摩斯提尼：XXII. 44；XXVII. 37。 [15] 德摩斯提尼：IX. 37~40。 [16] 色诺芬：《论收入》，IV. 18~43。 [17] 高中伟、徐松岩：《公元前4世纪雅典土地所有制状况及其成因》，《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18] 徐松岩：《雅典民主城邦何以逆向蜕变》，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评论》，第4辑，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51~163页。 [19] 色诺芬：《追忆苏格拉底》（Xenophon，Memorabilia），III. 1. 3；6. 7~8。 [20] A.弗伦奇：《公元前4世纪雅典经济状况》（A. French, “Economic Conditions in Fourth-century Athens”），《希腊和罗马》（Greece and Rome），Vol. 38，No.1，1991， pp.24~40。 [21] E. M. 伯克：《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的雅典：国力恢复及海上贸易的作用》（E. M. Burke, “Athens after the Peloponnesian War: Restoration Efforts and the Role of Maritime Commerce”），《古典古代》（Classical Antiquity），第9卷第1期，1990年，第1~13页。 [22] 参阅：D. M. 刘易斯、J. 鲍德曼、S. 霍恩布洛尔、M. 奥斯特沃德主编：《剑桥古代史》，第6卷（D. M. Lewis，J. Boardman，S. Hornblower and M. Ostwal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6），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版，第527~528页。 [23] 刘家和、王敦书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第264页。 [24] A. H. M. 琼斯：《雅典民主》（A. H. M. Jones，Athenian Democracy），牛津1957年版，第80~81页。 [25]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3页。 [26]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4页。 [27] 伪亚里士多德：《经济论》（Pseudo-Aristotle, Oeconomica），I. 5。 [28]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7页。 [29] G. 格罗茨：《古代希腊的劳作》（G. Glotz, Ancient Greece at Work），纽约1926年版，第212页。 [30]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Aristotle,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XLII. 3。 [31] 据研究，其财产大致不超过30明那。参阅：A. H. M. 琼斯：《雅典民主》，第83-84页。 [32] 吕西亚斯（Lysias），XXIV. 6。 [33] J. 博厄德曼等：《牛津古典世界史》（J.Boardman & others,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牛津大 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页；库左甫科夫：《论奴隶制发展中产生差别的诸条件和古典世界中奴隶制的最高发展》，《史学译丛》1954年第3期；G. 格罗茨：《古代希腊的劳作》，第273页。 [34] 色诺芬：《追忆苏格拉底》，III. 11. 4。 [35] 伊萨优斯（Isaeus），XI. 42。 [36]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Aristotle，The Politics），1252b13。 [37] 荷马：《奥德赛》，I. 431。奴隶依其性别、技能等情况而有不同的价格，但从古代两河流域和埃及的有关资料来看，奴隶与其它商品相比，仍是相当昂贵的。 [38] G. 格罗茨：《古代希腊的劳作》，第237~238页注；梅格斯、刘易斯：《希腊历史铭文选辑》（R. Meiggs & D. Lewis, A Selection of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牛津1980年版，第240~247页。 3~504页。 [40] 徐松岩：《公元前4世纪前期雅典采银业状况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3期。 [41] G. 格罗兹：《古代希腊的劳作》，第174~180页；B. C. 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266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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