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旧石器时代考古造假事件述评(3)(20060911)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6:11:31 未知 徐建新 参加讨论
在和藤村本人进行交涉的同时，特别委员会还与各地考古团体合作，对藤村过去染指的遗址分批进行了排查。专家们对部分保存下来的遗址进行了重新发掘，但并没有发掘出货真价实的旧石器遗物，倒是在个别遗址中发现了过去未被挖出来的、“漏网”的藤村造假石器。更多的遗址在发掘结束后由于土地被另做他用等原因，已无法进行重新发掘，只能依靠原来的发掘记录和出土的石器进行分析。经过对石器的分析，专家们发现有些遗址的石器的石材与遗址当地所产的石材不符，是来自远隔数百公里的其他地方。这种现象明显违反了旧石器时代人一般都是在生活所在地就地取材制作工具的常理（石器远距离移动的现象一般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以后）。另一方面，根据以往旧石器文化的研究成果可知，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的智力水平和工具制作水平要远远落后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人。因此，根据石器类型学的比较研究也帮助人们排查出一大批假石器或非人工加工的自然石。再有，在过去20年中，在东北地区出土的旧石器中有不少石器上带有被铁器划过的划痕，划痕上的铁残留物形成氧化铁，也就是铁锈的锈斑。铁器是文明时代的产物，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可能在年代久远的旧石器上留下印记，比如随着地层的变动，旧石器有可能被搬运到地表，与农耕具等铁制工具相撞击，从而留下划痕。在一般情况下，埋藏在较深地层中的旧石器是不会出现铁器划痕的锈斑。因此，那些不是从地表采集来的有铁器划痕的石器，很可能不是旧石器时代的遗物。通过上述方法的综合分析和排查，东北地区现有的大批前期和中期旧石器的性质遭到怀疑。至于那些由藤村新一亲手挖出的“前•中期旧石器”就更无法让人相信了。 通过上述两方面的工作，一大批假旧石器被排查出来，一批所谓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正在等待最终的“判决”——将其从全国旧石器考古遗址名单中删除。 藤村的造假活动给日本旧石器考古界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创伤和损失。首先，他的造假行为使日本前•中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展步伐倒退了整整20年，使考古学界苦心编织出来的日本前•中期旧石器时代编年体系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他的造假活动还大大降低了日本国民和外国学术界对日本旧石器考古学家和考古成果的信任，从而使日本考古学界蒙受了巨大的耻辱。 其次，他的造假活动还在经济上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损失。当年在发掘东北地方的旧石器遗址时，各地的行政机构和发掘团体为他的发掘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比如，在发掘北海道总进不动坂遗址、岩手县瓢箪洞穴遗址、宫城县上高森遗址、山形县袖原3号遗址等4处遗址时，各遗址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向藤村所在的东北旧石器文化研究所提供了总金额达232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0万元）的发掘补助金。在援助藤村等人发掘埼玉县秩父市的小鹿坂和长尾根两遗址时，埼玉县政府曾批准了一个补助金额高达8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50万元）的预算计划。今天，这一笔笔饱含纳税人血汗的发掘补助金也随同藤村的假石器付诸东流了。在最近的对藤村造假遗址进行重新发掘调查的过程中，面对发掘团体提出的新的发掘补助金申请，各地方行政部门的反应已十分冷淡。 五、重新验证未“受灾”遗址 在日本考古学界加紧收集藤村造假证据的过程中，人们将怀疑的范围逐渐扩大到战后50年来日本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其他重要的遗址和遗物上，通过学者的讨论，动摇了过去对这些遗址和遗物所下的结论。 日本的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正式展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此之前，尽管有一些个别的研究成果，但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并不承认更新世 的日本列岛有人类生存。所以考古调查一般是挖到更新世地层（即红土层）时就停止了。1946年，一位名叫相泽忠洋的民间考古爱好者在群马县岩宿地方的一处暴露的红土层中发现了石器，接着，日本明治大学的考古学家在1949年对岩宿遗址进行了正式的发掘调查，结果也发现了石器。人们根据这一发现认定更新世的日本列岛曾有人类生存，也就是说当时日本列岛上存在着旧石器文化。在岩宿遗址发现后的10年里，日本考古界在北至北海道、南至九州地区的广泛区域内也发现了埋藏于红土层中的石器。并且，这些石器出土时都不伴有陶器。由于当时的考古学家还不能断定这些石器就是更新世的遗物，因此不少学者并没有直接称之为旧石器文化，而是称作“先绳纹文化”、“无陶器文化”或“前陶器文化”。直到1980年代以后，随着更新世地层的确认，才有更多的学者开始使用“旧石器时代”的称谓。关于日本旧石器时代的分期，日本学界一般采用国际流行的分期法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期，其中前期的下限年代为13万年前；中期为13万年前—3、4万年前；后期为3、4万年前—1万年前。另外，也有些学者采用两分法，即以3万年前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在对日本列岛更新世地层的遗物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一项特殊的研究在1960 年代以后迅速发展起来，这就是火山灰地层编年学。日本列岛是一个多地震、多火山的国家，素有“火山国”、“地震国”之称。更新世晚期的日本列岛，火山活动频繁，火山喷发剧烈，且规模很大，成为当时日本列岛自然环境的一大特色。人们在研究中发现，大约在2•5万年前，九州南部的鹿儿岛地区曾有过一次大规模的火山喷发，火山灰覆盖了日本列岛的大部分地区，并且还散落到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由这次喷发造成的火山灰层被称作“蛤良•丹泽火山灰层”，简称“AT火山灰”。该火山灰层今天成为人们划分后期旧石器时代的标志性地层。通过对火山灰层的对比，可以大体把握各地出土的后期旧石器时代的文化编年。 不过，大量的火山灰土壤的存在也给日本旧石器时代考古，特别是前•中期旧石器考古带来了一个很不利的因素，即旧石器时代的骨角等有机物质极容易被火山灰的酸性土壤溶解。世界上其他碱性土壤较多的地区，骨角等有机质物质可以保存下来，因而能将人骨、动物遗骨、骨角制品和出土石器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和分析。然而日本的旧石器考古研究中可利用的骨角材料很少，特别是前•中期旧石器考古研究中可利用的只有石器。这样一来等于规定了日本的前•中期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只能走对石器进行详细研究这一条路。 战后日本旧石器时代史的研究大体上可以1980年代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出土的遗物和少量人骨都属于后期旧石器时代。1980年代以后，前•中期旧石器考古发现明显增加，但这期间的许多成果与藤村的造假活动有关。在藤村的造假活动败露之后，前•中期旧石器的研究成果被基本否定，由此还使人联想到3、4万年前至1万年前的后期旧石器时代的研究成果的可靠性问题。迄今为止，据称日本考古学界已在日本列岛上发现了5000处以上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与此同时，还发现了一些属于晚更新世的人骨化石，其中包括著名的明石人、葛生人、浜北人、三日人、牛川人、港川人、圣岳洞穴人等人骨化石。在过去的讨论中，这些人骨化石一般被认为是证明日本旧石器时代人存在的“铁证”。虽然198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些反对意见，但这些反对意见并未受到重视。在一般历史书和教科书中，肯定这些人骨化石的真实性的观点仍占上风。 藤村造假事件发生后，上述这些后期旧石器时代人骨化石的性质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通过对实物的重新调查，一些学者对过去的主流观点提出强烈质疑。其中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人类学部部长马场悠男教授。马场不是考古学家，而是人类学家。他对旧石器时代史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为了寻找爪哇人，他曾在印度尼西亚从事过近20年的发掘工作。他认为，日本学界以往关于旧石器时代人骨化石的研究结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这些研究结论中存在着不少问题，诸如将人骨化石的年代提前，误将动物遗骨认作人骨，以及旧石器中混入了新石器等问题。他在研究了日本旧石器时代人骨化石后，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传统结论的新见解。下面略作介绍。 葛生人是1950年以后在栃木县葛生町发现的化石人骨。过去被认为是旧石器时代遗物，属晚更新世晚期。现存有8件人骨化石。在最近的调查中发现，这8件人骨化石中只有4件是人骨化石，其他4件是动物遗骨。马场认为，这些人骨与冲绳那霸市发现的港川人骨毫无相似性，而与绳纹时代以后的人骨却有不少共通特征。因此葛生人有可能是全新世的人骨。 牛川人是1975年在爱知县牛川矿山发现的，包括一块上肢骨化石和一块大腿骨化石。过去铃木尚等人类学家认为，牛川人属早期智人，其上肢骨来自一位个子极矮的女性。近年来，马场等学者断定牛川人的上肢骨化石不是人骨化石，而可能是来自小猛犸象身上的一块腓骨。 明石人是1931年在兵库县明石市发现的一块髋骨化石。该化石原件在太平洋战争的空袭中焚毁，现只保存着根据原件制作的石膏模型。发现者直良信夫曾认为明石人是古人（或称尼人、早期智人），1980年以后，通过对世界各地的髋骨化石、特别是港川人髋骨的比较研究，马场等人认为，明石人既不是直立人，也不是古人，而是新人（晚期智人）。而且，由于它与港川人没有共通之处，所以极有可能属于绳纹时代以后的人骨。 另外，1960～1962年在静冈县浜北市发现的浜北人骨和1959～1961年发现的静冈县三日人骨近来也被认为与绳纹时代人骨很相似。马场认为，在以往著名的旧石器时代化石人骨中只有冲绳县港川采石场发现的港川人骨具有旧石器时代人的特征，港川人与其说与山顶洞人相似，不如说与印度尼西亚的瓦克加人更为接近，其化石年代大致属于晚更新世后期，距今约18000年前。 六、排查工作中的“案中案” 以上这些人骨化石出土时均未发现石器。在日本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中，人骨化石和旧石器同时出土的遗址只有九州地区大分县本匠村的圣岳洞穴遗址。圣岳遗址的第一次调查发掘是在1961年～1962年间进行的。负责此次发掘的是九州地区著名的考古学家、别府大学教授贺川光夫 。在这次发掘中除出土了石器和大量的动物遗骨以外，还发现了一个不十分完整的人的头盖骨。当时，发掘者们将石器断定为旧石器，所以其人骨化石也被认定为旧石器时代的人骨，其年代被推定为晚更新世晚期。由于是人骨和旧石器同时出土，该遗址受到格外的重视。不过，在发掘之后，关于遗址地层的年代和石器的性质也引起了一些讨论。 1999年以别府大学文学部长后藤宗俊和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考古学部部长春成秀尔为首的考古学家组成发掘调查团，对圣岳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调查。通过再调查，学者们对第一次调查的结论提出怀疑。首先，关于第一次调查所获圣岳人头骨的性质，过去的结论认为，该头骨与1～2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101号头骨十分相似，于是将其年代确定为14000年前。在第二次发掘调查中，专家们在前次出土头骨的地层、即圣岳遗址第三层堆积层中也发现了人骨。但是经过对遗址的地层和各种遗骨、遗物的测定，所获的年代数值相当不一致。其中，人骨的年代大约在550年前（相当于日本中世纪的室町时代），而包含了人骨的地层的年代为380年前～100年前，属于江户时代的堆积层。此外，马场悠男等学者不久前也对前次发现的圣岳人骨进行了类型学的分析。分析结果是，圣岳人头骨无疑属于现代人的头骨。该头骨不具备过去所说的山顶洞人的那些原始性特征，其形态与江户时代人骨十分相似。 其次是石器的问题。在第二次发掘调查中，专家们在前次发掘的地层中又出土了一些石器。但石器的年代也是十分不统一。其中有2～3万年前的旧石器，也有1万数千年前的石器，还有不到1万年的石器，而且这些石器都出土于同一地层。故此，专家们对前次出土的旧石器也提出了否定的意见。在第二次调查的发掘报告中有这样一段结论：“在这个洞穴中发现的用黑曜石制作的一组石器是从该遗址以外的其他遗址——也许是位于长崎县、佐贺县以及福冈县的遗址——的地表采集到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些石器是在过去的某一时间里被带到这个洞穴中的。” 为了进一步澄清圣岳遗址石器的石材产地和年代，别府大学于2001年1月邀请17名考古学专家组成“圣岳问题研讨委员会”，再次对1961～62年第一次发掘调查时出土的旧石器进行了分析。检测结果表明，第一次发掘时出土的12件用黑曜石制作的石器中，有4件属于后期旧石器时代，有7件是绳纹时代（即日本新石器时代）后期或晚期的制品。这7件石器所用的石材来自180公里以外的佐贺县伊万里市的腰岳山地。另有一件石器的年代性质不明。这一结果说明，在过去被认定为旧石器的12件石器中，混入了7件绳纹时代的石器。也就是说，这些新石器的存在使圣岳遗址石器失去了印证该遗址出土的人骨化石是旧石器时代人的作用。 第一次发掘调查的负责人贺川光夫教授在得知上述复查结果时，心情十分沉重。但他还是真诚地要求学术界以现代的观察方法，搞清圣岳遗址的诸多疑团。这时正值藤村造假案事发，于是有的日本新闻媒体根据圣岳遗址的旧石器中混入新石器的事实，怀疑圣岳遗址的第一次发掘调查与藤村遗址的造假案有“异曲同工之妙”，推测圣岳遗址的第一次调查中，可能存在着“第二双上帝之手”。媒体的报道使78岁高龄的贺川教授心情感到十分压抑，他一再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伪造石器。为抗议媒体的指责，他于2001年3月9日在家中上吊自杀。贺川教授在自杀前曾谈到，“（圣岳遗址）石器在形态上缺乏统一性，这一点在当初发掘时就有疑问，并且在发掘报告中也指出过。我欢迎用现代的观察角度重新审视40年前的结论。” 圣岳遗址的早期发掘调查中是否存在人为造假的事实，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根据近来多数学者的“会诊”，该遗址的可靠性已大大降低，正如春成秀尔所说，圣岳人在学术上“已不能使用了” 。 贺川教授的死是令人惋惜的，毕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圣岳遗址的新石器是由发掘者自己埋进去的，今天圣岳遗址中发现的问题可能与当初学者的学术判断失误有关，而不是故意为之的结果。 七、造假事件的学术背景 旧石器考古造假事件发生后，关心此事的人们不禁要问，藤村的造假活动为什么得以持续20年（而且很可能要超过20年）。在这20年中，藤村的足迹遍及日本国内的180多个遗址，他本人已交代的造假遗址达42处。如此大范围的学术造假活动为什么始终没有被日本考古学界彻底揭露和批判，为什么最终斩断这双“上帝之手”的是新闻媒体的记者，而不是考古学家。这样的事实如果仅用藤村的造假之术极为高明之类的理由来解释，恐怕是很难说服人的。痛定思痛，现在有不少学者逐渐认识到，正是日本旧石器考古界的发展现状使藤村这样的造假者有机可乘，有空可钻。 造成考古学界未能及时揭露藤村的造假活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考古学界自身的原因，也有考古学界以外的原因。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致使整个考古学界上当受骗的原因至少可从两个方面来总结，一是日本旧石器考古的主流学术观点无形中对藤村的造假活动起了保护伞的作用；二是学术体制和学风存在缺陷和偏差。 实际上，藤村的造假手法并不复杂。他偷埋石器的方法不外乎两种：一是在相应的地层中挖一个坑穴，埋入一组石器。二是用“大面积播撒”的方法，在遗址的较大范围内分散地埋入石器。在出土石器后，藤村一般都会请专家测定地层年代，地层的年代一旦确定，石器的年代也随之确定。过去学术界之所以相信了藤村的发掘成果，就是因为他“发现”的石器出土于古老的地层。实际上，旧石器的年代确定方法，除了查明石器包含层的地层年代，还需要对石器进行石器形态、加工技术和区域特点等类型学方面的分析。那么，过去日本旧石器考古中为什么偏重地层的检测而忽视了类型学的研究呢。这恐怕与旧石器考古界多年来形成的主流观点有关。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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