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奥勒留.安东尼于公元121年4月26日生于罗马。他的父亲安尼乌斯·维鲁斯死于执政官的任上。他的母亲是多米西娅·卡尔维拉，又名露西拉。罗马皇帝T.安东尼·庇乌斯和安尼乌斯·维鲁斯的妹妹安妮娅·盖利娜·福斯蒂娜结婚，因此他成了奥勒留的姑父。在哈德良皇帝收T.安东尼为养子并且立他为帝国的继承人之后，T.安东尼即收埃琉斯的儿子卢齐乌斯·凯奥尼乌斯·康茂德和奥勒留为养子，奥勒留的名字也从原来的M.安尼乌斯·维鲁斯改为M.埃琉斯.奥勒留.维鲁斯，公元139年又加上了凯撒的称号。埃琉斯这个名字属于哈德良家族，奥勒留则是安东尼·庇乌斯的名字。在奥勒留成为了奥古斯都即帝国皇帝以后，他放弃了维鲁斯的名字，改为安东尼。因此他通常被称作是M.奥勒留.安东尼，或简称为M.安东尼。
奥勒留的童年一直是在精心的照料之下。他感谢神（1.17）赐予他慈祥的祖父，称职的父母，可爱的妹妹，愉快的同事，善良的亲友和朋友们，几乎一切都是好的。他很幸运能够亲眼见到他的姑父兼养父T.安东尼为他树立的榜样，他也在他的书中记录下了这位杰出的人物、明智的统治者的各项美德（I.16 ; VI.30）。和大多数的罗马青年一样他也尝试写诗，并且研究修辞学。希罗德·阿提库斯和弗龙托是他的修辞学的老师。奥勒留和弗龙托之间的许多书信都保留了下来，这些信件显示出这位学生受了老师的很大的影响，也表现了老师对于这位勤奋刻苦的学生的巨大的希望。奥勒留曾经提到弗龙托是众多的他得以追随的老师之一。
奥勒留在十一岁上穿起了那种朴素、粗糙的哲学家的装束，成为了一个刻苦的学生，过着节俭而艰苦的生活，甚至到了损害他的健康的地步。最后他放弃了写诗和修辞学，全力投入了斯多亚学派的学习，但同时他也没有忽略学习法律，这对于他未来即将执掌的权柄将会非常有帮助。教他法律的是杰出的法学家L.沃伦修斯.麦西安努斯。我们猜想奥勒留还学习了罗马军队的军纪，因为唯有如此他才可能在日后率领军队与一个尚武好战的民族作战。
奥勒留在他的书中的第一章记下了他的老师们的名字以及这些老师们所惠泽于他的。他谈到他从这些老师们那里学到的东西，这里如果我们对他的表达方式不够细心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有些空洞和自吹自擂。但是如果真的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的话那他就错了。奥勒留的意思是纪念他的几位老师的功绩，他们所教授的以及作为他们的学生所应该学会的。而且，这本书连同其他的十一本书一样，是为他自己写的。如果我们相信第一本书最后的注释的话，这本书写于奥勒留与夸地人的一次战役当中，那时或许通过对这些老师们的美德的回忆或许使他回想起了他们对他的教导，也使他悟出了些许实际的用途。
他的哲学老师中的塞克斯都是普卢塔克的孙子，奥勒留亲口述说了他从这位优秀的人身上学到的东西（I.9）。他最喜欢的老师是Q.优尼乌斯·卢斯提库斯(I.7)，他既是哲学家，又善于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公共事务，在奥勒留成为了皇帝以后他做了他的顾问。那些注定要身居高位的年轻人通常在自己的同伴和老师这些方面都没有多少运气，除了奥勒留，还没有任何一位王子有这样良好的教育。已经不可能再聚集这样一批有如此成就和品格的人为太子师，而如奥勒留这样的学生也可以说是后无来者了。
哈德良于公元138年7月去世，安东尼·庇乌斯继承了皇位。奥勒留则大概是在公元146年和他的表妹、庇乌斯的女儿福斯蒂娜结婚。他从他的养父那里接过了“恺撒”的称号，协助他治理国家。养父和养子住在一起，他们互相信任，友情牢固。
安东尼于公元161年3月去世。据说，元老院要求奥勒留独自执掌朝政，但是奥勒留要安东尼的另一个养子卢齐乌斯·凯奥尼乌斯·康茂德做他的副手。于是罗马首次有了两位皇帝。卢齐乌斯·凯奥尼乌斯·康茂德通常被称作L. 维鲁斯，他是一个懒散知足的人，并不适于这一个位置。但是奥勒留容忍他，据说L.维鲁斯也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对奥勒留的品格也敬重有加。一位道德高尚的皇帝和他的懒散的同伴相处得倒也相安无事，而且他们的联系还因为奥勒留把女儿露西拉嫁给了L. 维鲁斯而更加紧密了。
奥勒留所遇到的第一件麻烦事就是与安息人的战争，维鲁斯负责指挥这场战争，但是他无所作为，罗马人在亚美尼亚、幼发拉底河还有底格里斯河所取得的胜利完全是他手下的将军们的功劳。这次与安息人的战争最终于公元165年结束，奥勒留与维鲁斯于166年在东部为此这次的胜利举行了凯旋仪式。接下来的一场瘟疫夺走了罗马和意大利的许多人命，还蔓延到了欧洲西部。
意大利北部还受到居住在阿尔卑斯山脉另一侧的野蛮人的威胁，从高卢的边界一直到哈德里亚的东部都分布着他们。正像日尔曼人在三百年前那样，这些野蛮人也试图攻入意大利。奥勒留的一生除了短暂的闲暇几乎全部用在了驱逐这些入侵者上。公元169年维鲁斯突然去世，于是奥勒留独自一人执掌朝政。
在与日尔曼人的战争中奥勒留曾经在位于多瑙河畔的卡尔图姆要塞住了三年，这期间他将马可曼尼人完全赶出了潘诺尼亚，并且在他们撤退到多瑙河时几乎将他们全部歼灭。公元174年奥勒留皇帝取得了针对夸地人的重大胜利。
公元175年勇猛善战的将军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率领一支军队在亚洲反叛，自立为奥古斯都。后来他被他自己的将军所暗杀，结果叛乱至此而平息。奥勒留以仁慈之心对待卡西乌斯的家庭以及追随者，他给元老院写信建议对这些人宽大为怀。（Vulcatius,Avidius Cassius, c. 12.）
奥勒留在听到卡西乌斯反叛的消息即向东出发，之前他曾经于174年返回罗马，旋即又回去继续与日尔曼人作战，很有可能他是直接从于日尔曼人的战斗中直接前往东方平叛的。他的妻子福斯蒂娜伴随他去了亚洲，却在托罗斯山下突然去世，这使得他的丈夫奥勒留陷入了极大的悲痛中。卡庇托林努斯曾经撰写过奥勒留的生平，还有迪奥·卡西乌斯，他们都指责皇后淫乱，对丈夫不忠。卡庇托林努斯还说奥勒留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或是知道了却假装不知道。这种恶毒的攻击其实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罗马帝国的历史更是充斥这样的事情。奥勒留爱他的妻子，称她“顺从，富于爱心，并且朴实”。福斯蒂娜的母亲，前任皇帝安东尼的妻子也曾经传出这样的丑闻，而安东尼依然十分钟情于他的妻子。在他的妻子去世后安东尼曾经写信给弗龙托，说自己宁可和妻子一起过着流放的日子，也不愿像现在这样独自住在宫殿里却没有妻子相伴。像他们二位这样能够如此高度评价自己的妻子的品格的人其实并不多。卡庇托林努斯的作品作于戴克里先时代，他的本意或许是要写出真实的情况，可是他用以写传记的史料其实不多；迪奥·卡西乌斯则是出了名的心怀恶意的历史学家，他总是轻信并且急忙记下那些可能对某人不利的丑闻。
奥勒留继续前往叙利亚和埃及，在返回意大利的途中他路过雅典，参加了埃琉西斯神秘仪式。作为皇帝按照惯例要遵守国教的宗教礼仪，并且要主持庄重的宗教仪式，但是我们不可以从这一点上就断定奥勒留迷信，虽然我们非常有可能这样认为，因为他的书中并没有说明他不迷信。其实这只是那些众多的说明一个统治者在公共场合的表现并不代表他的真实想法的例证之一。谨慎的统治者并不会粗暴地压制人民的迷信行为，虽然他很希望他们都更有智慧，不过他也知道这一点并不能通过冒犯他们来实现。
或许是在取得了对日尔曼人的几次胜利之后，奥勒留和他的儿子于公元176年12月23日凯旋，回到了罗马。在接下来的那年康茂德和他的父亲共同治理帝国，并且被授予“奥古斯都”的称号。公元177年在基督教会史上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年，阿塔罗斯还有其他人因为信仰基督教在里昂被处死，这次宗教迫害的证据是尤西比乌保留的一封信，是维也纳和高卢里昂的基督徒写给在亚洲和普里吉亚的弟兄们的信，保存得非常完整。信中详细地描述了高卢的基督徒所遭受的迫害，信中说在这次迫害中那些平民一致要把一位叫做阿塔罗斯的基督徒还有另一位罗马公民带去角斗场，但是总督要求把他和其他人留在监狱中的人呆在一起，直到他得到皇帝的指示。很多人在总督决定上报皇帝前都被施以酷刑。信中还说，皇帝的诏书称，这些基督徒应该受到惩罚，但是如果他们放弃他们的信仰，那么他们就应该得到释放。结果那些罗马公民身份的基督徒被斩首，其他的则被丢到角斗场中喂了野兽。许多现代的教会史的学者在引用这封信时，都不太提到这些殉道者遭受酷刑时出现的奇迹。信中提到赛脱司被放在一个铁盘子上烤，直到整个身体变成了一块焦炭，完全没有了人形。但是当再次刑求于他的时候他又恢复了原来的形象，因此这与其说是惩罚，反而倒更像是治疗。他后来被野兽撕碎，又被放在一个铁椅子上烤，最后终于死去了。
这封信只是一面之辞。写信者自称是高卢的基督徒，无论他是谁，他都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个事件本身的寻常和非寻常方面的证据。我们不能只接受他的一方面的证据而拒绝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相信一件事情的发生是比较有可能的话，那么有时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证据我们也会接受它；反之如果一件事情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话，虽然是同样的证据我们也会拒绝它。这样的求证方法是错误的。有些现代的学者还是这样作，他们从一个故事中挑选他们喜欢的部分，而拒绝承认其它的部分；或者即使他们不断然拒绝，也会不诚实的将这样的证据压制起来。人们要保持先后一致就得要么承认这封信的全部的内容，要不就全部予以否认，这样我们才不会怪他。但是有些人拒绝这封信的真实性，却又承认其中有些事情是真实的，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解释这封信的存在，而他又认为这封信的作者捏造了部分事实，而他自己也说不出这封信到底哪一部分的可信度更高。
北方前线的战事即使在奥勒留前往东部期间也没有中断，皇帝从东部返回后就立刻离开了罗马继续打击那些野蛮人。日尔曼人在公元179年的大战中被打败，在这次的战役中皇帝感染了传染病，于公元180年3月17日在位于下潘诺尼亚的希尔米乌姆的军营中病逝，时年59岁，也有的学者说他是病逝在维也纳。他的儿子康茂德当时和他在一起，遗体也许是骨灰被运回了罗马。他被神化，那些出得起钱的人为他塑了全身像或半身像，在卡庇托林努斯的时候许多人家还把奥勒留的塑像和家里的其他神像放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成了圣人。康茂德为纪念他的父亲还为他树立了一座纪念碑，在现在罗马的圆柱广场，圆柱形的纪念碑上雕刻着螺旋上升式的浅浮雕以纪念奥勒留对马可曼尼以及夸地人的战绩，还描绘了那场曾经鼓舞了罗马士兵斗志而使敌人丧胆的神秘的倾盆大雨。奥勒留的塑像原本被安置在圆柱的顶部，但是后来不知什么时候被移走了，五世纪时教皇西斯都五世代之以圣保罗的铜像。
关于奥勒留时代的一些历史文献大都残缺不全，许多流传到今日的也不完全可信。最古怪的是发生在公元174年与夸地人作战时的神迹。那时罗马军队正限于饥渴当中，处境危险，忽然倾盆大雨从天而降，落在敌人身上的则是火和冰雹，罗马军队于是大胜。那些权威著作在提到这次胜利时都必然会提到这次的神迹。异教的学者们将其归功于他们的神灵，基督徒们则声称这是奥勒留军中的基督徒军团的功劳，基督徒们为了证明这一点还提到皇帝曾经授予这个军团以“雷击”的称号。但是达西耶以及其他的学者们在维持了基督徒的关于这次的神迹的说法的同时，也承认这个军团得到“雷击”的称号并不是因为夸地人受到了雷击，而是因为这个军团的战士的盾牌上有一个闪电的标记，而这个军团其实是奥古斯都时代的。
斯卡利热尔注意到这个军团在安东尼时代以前就已经被授予“雷击”的称号，迪奥·卡西乌斯为我们留下了奥古斯都时代的所有军团的名字，“雷击”（或“闪电”）这个名字出现在图拉真时代的一块碑铭上，于的里雅斯特被发现。尤西比乌在提到这一神迹的时候提到了希拉波利的的主教阿波里那留的名字，说正是因为他们的祈祷皇帝才取得了这样的胜利，因此马拉提亚军团被授予“雷击”的称号。由此我们或许可以估测阿波里那留的证词的价值。尤西比乌并没有提到阿波里那留在他所著的哪一部书中叙述了这一事件，迪奥说“雷击”军团在奥古斯都的时代驻扎在卡帕多启亚。沃尔什也注意到罗马帝国官名名册中提到亚美尼亚的道德监察官指挥的第十二军团被称为“马拉提亚的雷击”，而亚美尼亚的也正位于迪奥所说的卡帕多启亚，因此沃尔什断定马拉提亚并不是军团的名字，而是军团的驻地的名字。这一地区也叫马拉提亚，因此他说军团的名字并不是来自于他们执行任务的地方，而是他们被招募的地方。因此，尤西比乌所说的恐怕不太可能，不过沃尔什还是因为阿波里那留和特土良的缘故相信是因为军团中基督教士兵的祈祷才带来这次的神迹。沃尔什说鲁斐纳并没有给这个军团命名为马拉提亚，或许他是有意不要这样做，因为他知道马拉提亚是亚美尼亚的一个小镇，那时这个军团驻扎在那里。
据说皇帝本人在这次的胜利之后给元老院写了一封信，我们相信这也是惯例。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在信中说了些什么，因为这封信没有能够流传下来。达西耶认为是元老院或是那些基督教的敌人们故意将这封信毁掉了，因为将这样一份有重大价值的证据毁掉，他们的宗教就不能流传下去了。但是他的话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一方面说信被毁掉了，另一方面又说明了信的内容，要知道连尤西比乌都找不到这封信。但是确实存在着一封奥勒留在这次的胜利之后写给罗马人民和元老院的用希腊文写的信件。这封信附在游斯丁的《护教辞》之后，但是信的内容与护教辞毫无关系。其实这封信只是众多的愚蠢的赝品中的一个，其内容甚至都不可能基于真正的奥勒留写给元老院的信，因为如果这封信是真实的话，它反而会使皇帝不再背负迫害基督徒的指责，因为这封伪造的信件说如果一个人指控另外的一个人是基督徒，而那个人又承认，而且有没有其他的可以指控他的事情的话，那么这个人应该被释放，而且，那个告发的人应该被活活烧死。最后这一句显然是被一个极端无知的人画蛇添足上去的。
在安东尼和奥勒留的统治期间出现了游斯丁的《第一护教辞》，在奥勒留时期还有他提安的《致希腊人书》，这篇文章对于当时盛行的宗教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还有亚他那哥拉代表所有的基督徒向奥勒留皇帝的上书；还有萨尔迪斯的梅利都写给皇帝的护教辞，阿波里那留也写了类似的护教辞。游斯丁的《第一护教辞》是写给安东尼皇帝和他的两个养子奥勒留和维鲁斯，但是我们无从知道他们是否曾经读到。游斯丁的《第二护教辞》带有“致元老院”的标题，不过这个标题是某个抄写员加上去的，第一篇是向罗马人的演讲，在第二篇中游斯丁提到最近发生的一个事件，似乎是在奥勒留和维鲁斯的时代，这是他直接写给皇帝的，他提到一位妇女，“她向陛下您陈情，但您却没有恩准。”在其他的章节中他提到两位皇帝，因此我们相信是写给奥勒留和维鲁斯的。尤西比乌称《第二护教辞》是写给安东尼皇帝的继任者，他称之为安东尼·维鲁斯，意指奥勒留。在《第二护教辞》的一段中，游斯丁，或者是该文的真正的作者，无论他是谁，这样写到，那些人用伦理道德来规范自己的生活，即使他们信奉斯多亚哲学，他们也会被人仇恨并且被谋杀，就像同时代的赫拉克里特和穆索尼乌斯还有其他的人那样，那些以理性的方式生活的，总是试图避开邪恶的人总是被人痛恨，因为这正是魔鬼们所做的。
游斯丁本人据说是在罗马被处死，因为他不肯向神袛们献祭。正如某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件事情不可能发生在哈德良的时代，如果《第二护教辞》是写在奥勒留时代的话，那么他也不可能死于安东尼时代，有证据显示这一事件发生在奥勒留与维鲁斯的时代，因为那时正是汝斯堤古任罗马的行政官。
坡旅甲在士每拿受迫害也发生在奥勒留的时代。其证据就是士每拿的教会写给非罗士林以及其他基督教会的信。尤西比乌保存了这封信，但是研究者们对于坡旅甲殉教的时间并未达成一致，各种意见相差12年之久。坡旅甲的殉难也伴有神迹，其中之一为尤西比乌所忽略，但是却出现在乌雪主教公布的该信的最早的拉丁语版本中，据信这一版本出现于尤西比乌之后不久，信件结尾处说明了这封信是卡里乌斯从坡旅甲的弟子爱任纽那里转抄过来的，后来哥林多的苏克瑞克又抄了一遍，然后，“我，庇沃纽在坡旅甲启示并且引导下，终于使我找到上面的版本，又重新誊录了一次”。坡旅甲殉道的事迹中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多现代研究教会史的专家们都有意识地将其忽略了。
为了对奥勒留时代基督徒们的境遇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我们必须要回到图拉真的时代。在小普林尼担任比提尼亚的总督时，那里的基督徒就达到了相当的数量，对古老宗教的崇拜正在急剧滑落。庙宇被废弃，宗教庆典被忽视，也没有人购买牺牲来献祭，那些试图维护古老宗教的人发现自己的利益正处在危险之中。不分性别和年龄的基督徒都被带到总督面前听候发落，但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所有这些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坚持自己的信仰的人都应该受到惩罚，不为别的原因，只因为他们的极端固执。他发现这些基督徒并没有犯下任何的罪行，他只能将这种宗教归结为一种颓废而且极端的迷信，如果给与这些人机会放弃信仰的话应该有可能阻止这个宗教的蔓延。因此小普林尼向图拉真皇帝上书，请皇帝明示，因为他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承认自己从未审理过基督徒的案件，完全不知道该问什么样的问题，问多深以及处以什么样的刑罚。这也说明了检查一个人是否是基督徒并且加以惩罚并不是一个新鲜事。图拉真的旨意现在保留了下来。他认同了总督对于这件事的看法，但是他指出不可以搜捕基督徒；如果一个人因为一个新的宗教信仰而被告上法庭的话，那么只要他确认自己不是基督徒，并且通过尊重非基督教的神袛们来证明这一点的话，他就不应该受到惩罚。他还特意强调不可以接受匿名的控告，因为这会开启一个很坏的先例。图拉真本人是一个温和而明智的人，可能既是出于仁慈又是政策的考虑促使他尽量不对基督徒多加留意，而尽可能让他们安静地生活。图拉真的这道命令是我们所知的罗马官方有关基督教的第一份法律文件。没有迹象表明基督徒们在他的治下受到更进一步的骚扰，伊格那丢是因为图拉真的命令而殉道这件事普遍上并不被认为是历史事实。
到了哈德良时代，罗马帝国再也不能无视基督教的快速发展以及普遍存在的对基督徒的敌意了。即使各省的总督愿意放他们一马，他们也无法阻止那些狂热的非基督教团体将基督徒视为无神论者。遍布罗马帝国各地的犹太人也和异邦人一起敌视基督徒。哈德良的时代一开始即有基督徒的护教辞，这再清楚不过的表明了当时社会对基督教的普遍的看法。哈德良给亚洲殖民地总督米纽修斯·丰达努斯的诏书就附在游斯丁的《第一护教辞》的后面，他指示各位总督不可以给无辜的人带来麻烦，不能让他们被那些诬告的人勒索钱财。对基督徒的起诉要合乎程序，不可以受喧哗的民众的影响。如果基督徒们经常被起诉，被指控不法的行为，那么他们就应该得到应得的惩罚，诬告的人也应该受到惩罚。据说安东尼皇帝也发布过相同的诏书。看起来哈德良诏书的内容对基督徒们有利，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把它理解成基督徒也应该和其他人一样为不法行为而受惩罚的话，这份诏书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这些并不需要征求皇帝的同意。这份诏书的真正的目的是说，如果基督徒们坚持他们的信仰的话他们就必须受到惩罚，而且即使他们接受非基督教的神袛的话也不证明他们他们放弃了信仰。这本是图拉真立的规则，当然我们也没有理由会认为哈德良就一定会比图拉真给予基督徒更多的权利。在游斯丁的《第一护教辞》的背后还有一封安东尼皇帝写给亚洲地区的信，这封信也收在尤西比乌的著作中，诏书的日期是安东尼的第三届执政官任期。信中宣布基督教徒（这是根据信中的内容这样说，因为信中并没有出现基督徒这样的名称）不应该受到侵犯，除非他们意图推翻罗马的统治，人不应该因为是基督徒而受到惩罚。但这份诏书是假的，任何对罗马史比较熟悉的人都会从这封信的风格和主旨中看出这不过是拙劣的伪造。
到了奥勒留的时代新老两种信仰之间的对立变得更加严重。那些古老宗教的信徒们强烈要求官方对基督教信仰的抵制日常化，梅利都写给奥勒留的护教辞即代表了在新的帝国法令下遭受迫害的亚洲的基督徒。他在信中说，那些毫无廉耻的告密者，他们垂涎于别人的财产，利用这些法令作为手段来掠夺那些从没有对任何人造成伤害的人。他质疑一位公正的皇帝是否会发布如此不公正的法令。如果最后一道法令不是出自皇帝之手，那么基督徒们恳求皇帝不要将他们交到他们的敌人手上。从这封信上我们可以断定的是，至少是有皇帝的手谕，或者是奥勒留皇帝制订的法律，构成了这些迫害的基础。作为基督徒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罪行，并且会受到惩罚，除非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接下来的就是士每拿的宗教迫害，许多现代的学者认为发生于公元167年，在里昂迫害之前十年。奥勒留手下各行省的总督们可能从图拉真的手谕中就可以找到足够的根据来迫害基督徒，即使他们并不愿意这样作，民众的狂热情绪也迫使他们不得不这样作。但是，撇开基督徒们拒绝所有的异教的仪式这一点不谈，我们也一定不要忘记，基督徒坚持认为所有的异教信仰都是虚假的。这不啻于是基督教向异教宣战，而且我们也很容易地就注意到这是与罗马帝国为敌，因为帝国一向容忍帝国境内的各种形式迷信，因此就无法容忍一种宗教宣布别的所有的宗教都是假的，而且所有的帝国的华丽的宗教仪式都是在崇拜魔鬼。
如果我们有一部真实的教会史的话，我们就应该知道罗马皇帝们是曾经试图对基督教进行调查，最后则终于用惩罚基督徒们来强制推行自己的原则，仅仅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游斯丁在他的护教辞中确认了这一点，我毫不怀疑他讲的是实情。一般民众在这件事情上的喧闹和骚动，许多盲目和无知的基督徒，都在加剧着双方的狂热程度，并且使得罗马政府与新的宗教之间的争执进一步加深。现存至今的教会史都很明显地有所曲解，其中的事实部分也有夸大。但确信无疑的事实是在奥勒留时代非基督教的民众已经公开与基督徒为敌。优西比乌在他的第五章的前言中曾经提到，在奥勒留统治的十七年间，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对基督徒的迫害已经变得非常激烈，而且在城市中是由普通民众发起的，然后他用他惯用的夸张的语气说，从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推断出在整个地球各地上的殉道者的数量。他这里提及的国家指的是高卢，他接着给出了维也纳和里昂的教会写的信，有可能他已经把这些迫害的元凶认定了是狂热的民众，这些骚乱也深深地困扰着行省的总督们和皇帝本人。我们无法得知奥勒留对这些暴力行为知道多少，因为关于他的统治的历史资料残缺不全。他并没有向图拉真那样制订法律来镇压基督徒，但即使我们承认他有想法任由基督徒行事，我们也不确定他是否有这样的权力。这里如果我们觉得奥勒留可以像那些现代的独裁者那样拥有无限的权力的话，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他的权力受制于宪政体制：首先是元老院，其次是他的前任们的先例。我们不认为像他这样的人会积极地迫害基督徒，也没有证据证明他这样做过，虽然从他自己的话语中可以确定他对于基督徒并没有好感。但他除了知道基督教反对罗马宗教以外其实对基督教也所知不多，或许他认为他们对于国家有一定的威胁，而不去理会那些护教者的抗辩是真是假。我这样说是因为如果不把奥勒留所受到的各种压力讲清楚的话对他就是不公平的，要知道这个人在当时和后来的时代都被作为美德与仁慈的楷模。如果我承认某些文献的真实性的话，那么奥勒留倒可以洗清曾经允许任何迫害的嫌疑。但现在随着我进一步的寻找真相我已经断定这些文献是伪造的，所以我现在觉得他所受到的这些指责也无不妥，我还要再补充的就是，很明显奥勒留的道德原则没有一条是来自于一个他一无所知的宗教。
我们毫不怀疑奥勒留皇帝的这本通常被称为《沉思录》的书的真实性。在第一章他谈到了他自己，家庭和他的老师们。在其它的各章中他也提到他自己。《苏达辞书》中提到奥勒留的著作有十二章，称之为《个人生活的准则》。书中的字典也有几个条目提到了奥勒留的著作，其中提到了皇帝的名字，但是没有作品的名字。《苏达辞书》的有些章节也引用了奥勒留的著作，但是没有提到皇帝的名字，因此他的著作的真实名字依然不得而知。克胥兰德首次出版该书的时候（苏黎世，1558，8卷，附拉丁译文）使用的是一个有十二章的原稿，但是现在这个原稿也已经不知所终了。现在唯一的一份保存完好的手稿保存在梵蒂冈图书馆，但是其中几章没有标题也没有题辞，只有第十一章有一个题辞并带有星号。梵蒂冈的其它手稿还有佛罗伦萨的三部手稿都只有部分的节选。所有这些节选本的标题都和克胥兰德在他的第一版时加的标题一样。这个标题也为以后所有的编辑者所使用。我们无法知道是奥勒留本人还是别的什么人把他的书分成了章节。如果第一章和第二章结尾处的题辞是真实的话，那就很可能是奥勒留自己这样划分的。
很显然奥勒留皇帝的这些思想是在他稍有闲暇时记录下来的。因为是写了给自己看的，所以我们也就不可能会以为他会留下一份完整的亲笔的手稿，而且像他这样一位勤勉的人也不可能会劳动一位抄写员，特别是还要将自己心中最隐秘的想法暴露给他人。他可能是想把这本书留给他自己的儿子康茂德，但康茂德对他的父亲的哲学毫无兴趣。某些人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这本珍贵的著作，除了《苏达辞书》后来的一些学者也提到了这本书。
许多学者都曾经做过这部著作的文字上的工作。其中最完整的是托马斯·盖特克于1652年出版的。该书的第二版由乔治·斯坦霍普监制，出版于1697年。1704年又出了一版。盖特克作出并且建议了许多正确的订正。他还做出了一个新的拉丁文版本，虽然不可以作为一个优美的拉丁文的样板，但总的来说表达出了原书的思想，比大多数的现代的版本都要好。在每一段的空白出他还加上了附注，指明其它的与之类似的段落。他写了一个评注，是古代学者的评注中最为全面的。这份评注包括了编者对某些较为困难的章节的说明，还引用了所有的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学者对这些文本的说明。这部著作是学识和考证工作的纪念碑，还有没有任何一位英国学者曾经这样做过。在前言的结束部分他说这本书是他于一个严冬在伦敦附近的罗瑟希德写就的，那是1651年，他已经是78岁高龄了，那也是米尔顿、塞尔登还有其他的伟大的英联邦学者生活的年代，还有伟大的法国学者萨尔梅歇斯，盖特克曾经与他通信并且从他编辑的版本中获得了帮助。希腊文版本由J.M.舒尔兹于1802年在莱比锡出版，共八卷。希腊语版本由学识渊博的AdamantinusCorai 于1816年在巴黎出本，也是八卷。舒尔兹的文本由陶赫尼茨于1821年再版。
奥勒留的这部作品还存在着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版本，也许还存在着其他语种的版本。我没有见过全部的英语版本。有一部是杰瑞米·科利尔于1702年出版的八卷英文译本，是对原文的最粗糙庸俗的复制。由亚亚力克西斯·皮埃尔翻译的法语版收集在Charpentier系列中，比达西耶的受人尊敬的意大利文版还要好。还有一个1675年的意大利文版，但是我没有见过，据说是一位红衣主教写的。“教会中的著名人物，教皇厄本八世的侄子，红衣主教佛朗西丝·巴贝里尼，用他的晚年岁月将这部罗马皇帝的思想翻译成了自己的母语，以在信众中传播丰饶与活力的种子。他将这部翻译作品献给自己的灵魂，在这里他自己以一种充满活力的风格写道，是为了是他的灵魂在这位异教徒的美德面前比他的袍子还要鲜红。”（皮埃尔，前言）
我在使用这本书很多年之后利用空余时间将其译出。原文是希腊文，但我也不总是依据一个文本，我会经常地将其他的一些版本与我自己的相比较。我本意是个人使用而已，因为我觉得很值得花这样的功夫，但是这个译本或许也对其他人有用，于是我又决定将其印刷出版。因为原文有时非常难以理解，更加难于翻译，因此错误也在所难免。但是我相信在绝大多数的时候我都领会了原文的意思，所以有谁愿意花些时间去与原文进行比较的话，如果他们不同意我的说法，请也不要立刻就做出结论说我错了。一些段落虽然第一眼看上去不太容易，但确实有他自己的意思；有时我与其他的译者不一样，我觉得在某些时候是他们错了，而且某些地方我十分确信他们确实是错了。某些地方我做了一个 的符号，表示这里的字句有脱漏，或者其含义非常不明确。我本应该使语言风格更加简单流畅，但是我更加倾向于使用一种较粗犷的风格来表达原文中的性格特征。有时译文中的晦涩不明也正是原希腊文中的晦涩不明的忠实再现。如果我需要修订这一版本的话，我也会乐于接受任何修改意见。我为一些希腊语术语做了索引，并且有对应的英语术语。即使我没有找出最佳的希腊语的对应的话，我也已经尽了全力了，在正文中我也尽量给同一希腊术语以相同的英语单词对应。
我所注意到的斯多亚哲学的最后一次体现是辛普利修斯对爱比克泰德的《日常生活准则》的评注中。辛普利修斯本人不是基督徒，而且这样一个人也尤其不可能在基督教已经大规模腐败的年代变成基督徒。他将他的评注连同一份祈祷词献给一位比基督教的神还要高的神袛。从芝诺到辛普利修斯的九百年间，斯多亚哲学产生了许多最优秀和最伟大的人，最终，这个哲学消亡了，我们再也没有听到它，直到这些文在在意大利重新出现。安哲罗"波利齐亚诺（波利提安）找到了两本非常不准确且不完整的《日常生活准则》的手稿，他将其译成拉丁文，并且献给他的赞助人洛伦佐·德·美迪奇，这些作品正是在他的藏品中找到的。波利提安的译作第一次以合集的形式出版于1531年。波利提安还将这本书推荐给洛伦佐，因为这部作品非常适合他的性格，而且对于他克服那些经常困扰他的困难很有帮助。
爱比克泰德和奥勒留的作品在第一次出版以后就拥有很多的读者。奥勒留的这本小书曾伴随许多伟大的人物。约翰·史密斯船长在其年轻年代经常阅读的两本书就是马基雅维利的《战争的艺术》和奥勒留的《沉思录》，他再也找不到其他的两本书更适合于形成战士加君子的性格。史密斯在他的祖国英国默默无名且几乎被遗忘，但是在美洲他却拯救了年轻的弗吉尼亚殖民地。他的英雄气概和他在军事上的成就都很伟大，但最伟大的则是他的高贵的性格。因为一个人的高贵绝不如一般的粗鄙的想法那样是来自于财富和地位，也并非来源于人的知识，相反知识反倒经常与那些最卑劣的人性相连，它使得人们对那些位居高位的人极尽谄媚，对处在贫穷的底层的人则傲慢无礼。一个人的真正的伟大来源于对一种以诚实为目的的生活方式的认知，它建立在对自己和对一切都公正的评价的基础上，建立在经常的自我反省，坚定的遵守他认为是正确的原则而不让自己陷入烦恼。正如皇帝所说的那样，他不应该根据别人怎样想、怎样说，或是别人做与不做，来决定自己的思想，言语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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