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Martin Wight）认为，“尽管公认的经典性政治研究是政治哲学家的著作，但是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唯一得到认可的经典之作却是修昔底德的一部历史著作。”[2]Hedley Bull）也指出，“国际关系理论至少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记录的理论争论一样古老”。[3]Paul R. Viotti）和马克·考皮（Mark V. Kauppi）甚至将修昔底德称为“国际关系学科之父”。[4]然而，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众多、思想繁杂，其中有哪些理论观点受到这部著作的影响？又在多大程度上受之影响？质言之，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这部著作的影响？保罗·维奥蒂（赫德利·布尔（在国际关系学界具有重要的影响。马丁·怀特（
或许正如《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书所言：“任何一个国际关系研究者都能从修昔底德的历史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获得启发。”[5]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围绕这一主题所刊登的论文不下十篇；《和平研究学刊》（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和《国际研究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等重要期刊曾以专题或论战的形式集中组织过相关文章。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界，学者们从各种角度对这部著作进行了解读，彼此之间也进行着激烈的争论。例如，从
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对《历史》的各种解释中，最传统也最有影响的说法是，该书是第一部现实主义著作，修昔底德本人也“常被认为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开端之人”。[6]中国学者也大多持这种看法。[7]更为重要的是，修昔底德与现实主义之间的联系，不仅为很多现实主义者所认同，也被不少其他学派的理论家所承认。为此，笔者试图对《历史》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和分析，算是一种“对解读的再解读”。
下面首先从思想史的角度，对两千多年前修昔底德的著作如何流传至今并影响到当代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这一历史过程进行回顾；其次介绍和分析各派理论家把《历史》一书视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起源的各种观点；最后对对这些观点做出评论和分析。
一、修昔底德著作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渊源
在国际关系学者中，不论认同或反对将《历史》作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端的学者，大多是治思想史的，即对《历史》与现实主义理论进行比较，从而判断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思想上的相似性。笔者认为，从学术传承的角度而言，要讨论修昔底德与现实主义理论家的之间的关系，确实需要进行思想史的梳理，因为后世的思想家不是从真空中来认识这部两千年前的古希腊著作，《历史》一书是通过不断的诠释和翻译，才为当代人所认识和了解。而且，实际上人们往往通过先前各时代的学者对修昔底德著作的研究和介绍才去阅读原作。因此，考察历史渊源应成为了解修昔底德与现实主义思想联系的第一步。
挪威学者托布约尔·克努成(Torbjorn L. Knutsen)对《历史》的传承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中国学者王逸舟曾介绍了克努成的研究成果。[8]以此为基础，下面对修昔底德著作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之间关系的历史脉络给予简要的回顾。
在克努成看来，修昔底德的《历史》成书后，在古代世界似乎并不如在当代这样具有影响力，修昔底德思想“在马其顿、罗马征服希腊之后就已经淡出西方思想界”。[9]不过，这一论断可能失于偏颇。事实上，历史学家们公认，在上述年代中，包括西赛罗、普鲁塔克在内的诸多思想家都受到过修昔底德的影响。甚至在公元前四世纪至希腊化时期，即通常所认为《历史》一书被遗忘的时代，这部著作也一直没有真正湮没过。[10]当然，由于文字和思想较为艰深，修昔底德的著作对希腊罗马世界的影响不及希罗多德和色诺芬的作品，它主要在具有较高修养的文人中流传。
罗马帝国崩溃后，《历史》和其他许多希腊著作一样，在西方世界长期消失了。而穆斯林学者则保存了这些希腊文献，将古典传统延续下来。直至文艺复兴时期，《历史》才在西方重新被发现并受到重视。
文艺复兴指的是希腊罗马文化的“再发现”。1423年，一位意大利商人从希腊带回包括《历史》在内的238份古代手稿。1485年，这部著作首次被翻译成意大利语，很快得到广泛的流传并产生巨大的影响。
克努成认为，《历史》之所以在当时受到欢迎，是因为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个人被要求具备理智、心计、勇于拚搏，这样才能战胜困难，否则就会被困难压倒”。这不仅与当时的商人精神是一致的，也与当时的政治现实相符。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文作家中，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是受到修昔底德著作影响的重要代表。在当代现实主义者的描述中，马基雅维利常常被视为近代现实主义的奠基者，是现实主义思想承上启下的人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基雅维利继承了修昔底德所创立的传统，并最为透彻地表达了现实主义的观点。然而，马基雅维利接受修昔底德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他“既没有采用修昔底德的方法论，也没有汲取他的均势理论。”克努成认为，从国际关系角度继承修昔底德思想的是稍晚于马基雅维利的圭恰迪尼，“圭恰迪尼等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借鉴了修昔底德的均势观念。在被埋没了千年之后，修昔底德重新与西方政治理论建立了联系。修昔底德是跨越两个不同时代的人，一个在古代的希腊，一个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只有从这个意义上，人们才能真正了解他对后世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不过，克努成的判断也带有一些猜测的成分，他说“很可能的情况是，圭恰迪尼发现了修昔底德”，[11]其分析缺少具体史料的支持。
意大利人文作家重新发现修昔底德之后，《历史》一书进一步纳入近代政治学研究范畴。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直接相接的英国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比马基雅维利更为深刻地受到修昔底德的影响。一个明显的证据是，他在1692年出版了《历史》一书的第一个英译本（这一译本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仍得到引用）。[12]霍布斯对《历史》之所以产生兴趣，不仅是因为他和修昔底德一样，都试图找到支配人类行为的基本原理，也因为他们都处于非常相似的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中。[13]尽管关于霍布斯与修昔底德思想之间的异同，学术界始终存在着分歧，但对于很多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来说，霍布斯所描写的自然状态及个体的行为原则与修昔底德在《历史》中所描绘的场景是一致的。
在霍布斯之后，关于修昔底德的研究也一直为近代哲学、古典学和政治学界所重视，某些学者的观点得到了后来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的借鉴，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Carl Clausewitz)和哲学家尼采(Friedrieh Nietzsche)。
克劳塞维茨在被视为战争主义理论的代表，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而不愿从中世纪正义战争的学说出发”看待战争的思想家。[14]根据克努成的研究，克劳塞维茨的观点与修昔底德思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通过强调武力的作用，克劳塞维茨重复了修昔底德的观点，认为只有在参与国实力大体相同的情况下，法律和公正才会发挥作用。”[15]
尼采在连接修昔底德思想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方面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克劳塞维茨一样，尼采有时也被视为战争主义理论的鼓吹者，[16]尽管其思想的广度、深度和影响力在战争主义理论中没有显著的地位。尼采对于修昔底德极为热爱，宣称“我的休养，我的偏爱，我对一切柏拉图主义的治疗，始终是修昔底德。修昔底德，也许还有马基雅弗利的学说，因其毫不自欺的以及在实在中、而不是在‘理性’中、更不是在‘道德’中发现理性的绝对意愿，而与我血缘最近。”他将修昔底德称为“古希腊人本能中那种强大的、严格的、坚硬的求实精神的伟大总结和最后显现。”[17]尼采的这一论断在西方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也影响到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家对修昔底德的研究。[18]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尤其是现实主义的确立，与近代哲学政治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9]Hans J. Morgenthau）开始，[20]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现实主义者就往往将自己的理论视为对近代政治思想史中现实主义学派的继承。正是在此基础上，修昔底德思想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克努成精辟地指出，二战之后的美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为了确立其学说在学术上的可信性，在对现实主义传统知之甚少的情况下，构造出了从修昔底德到霍布斯的“现实主义传统”或“历史的连续性”。[21]这一判断可能有些尖刻，但不争的事实是，修昔底德的著作被长期湮没之后，在文艺复兴时期包括马基雅维利在内的意大利学者那里重新被发现和传播，继而得到了霍布斯等思想家的诠释和推广；由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理论对近代思想传统的重视，修昔底德的著作得以被国际关系学者认识和了解。由于《历史》一书被认为描绘和分析了国家间的关系，于是最终确立了作为国际关系学科和现实主义政治思想之父的地位。这解释了为什么从国际关系理论系谱学的角度来说，人们在提及现实主义时，往往会想起“一两句代表性的引语，它们都来自修昔底德、霍布斯或者马基雅维利”。[22]从摩根索（
在梳理了修昔底德思想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历史渊源之后，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首先，从文艺复兴开始，近代思想家重新发现的修昔底德，是否是《历史》中真正要表达的观念，尤其是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对修昔底德的解释是否准确？其次，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家是否真正理解了所谓近代现实主义思想家的学说，从而间接的理解了修昔底德？修昔底德笔下的古代史受到了近代政治思想家的解读，并通过他们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家那里得到了又一次解读。[23]要讨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否继承了修昔底德传统，就必须考察对其思想的解读和再解读。
二、对《历史》的各种现实主义解读
从对思想史的回顾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修昔底德的《历史》是如何被两千多年后的国际关系研究者们发现和重视的。对于很多研究者来说，要证明这一显赫的理论族谱，就必须在修昔底德思想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之间找到共同之处。然而，正如“现实主义”这一名称本身往往遮蔽了其内部不同学者之间的分歧一样，在论述修昔底德与当代现实主义之间的继承关系时，很多研究者由于缺乏精细的分析，从而忽视了不同学者之间的个体差异。因此，本文试图选取较为典型且有较大影响的观点，并从人性、国家、国际体系以及复合层次四个方面，介绍学术界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角度对修昔底德著作所进行的解读。[24]
早期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时也被称为“人性现实主义”，因为它以人的欲望和本性为起点，论证了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特征。在后来的现实主义理论中，“恶的人性”也是一个反复被提及的词语。从人性的角度来解读《历史》，是国际关系学者们常用的方式，其中最有影响力的研究者是摩根索、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和奈（Joseph S. Nye, Jr.）。
摩根索不仅是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也很可能是第一个将修昔底德与国际关系理论相联系的学者。[25]在其著名的现实主义六原则中，为了说明“利益的观念确实是政治的本质，并不因时空环境的变化而受到影响”这一点，他引用了《历史》中的语句：“从古希腊的经验中，修昔底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论是城邦之间或是个人之间，利益一致是最好的保证’”。此后，为了说明人追求权力的本性，他再一次提及《历史》：“修昔底德引述说：‘我们对神灵的信仰，对人们的认识，使我们相信，自然界的必然法则就是将其统治扩展到任何可能的地方。’”[26]由于以权力界定利益和个人具有追求权力的本性这两个假定在摩根索的学说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国家间政治》一书仅有上述两处提及修昔底德，但我们可以认为，摩根索已将修昔底德看作是自己学说的基础乃至现实主义理论的先驱。
霍夫曼则重点描述了《历史》中所记载的雅典人和米洛斯人之间的谈判。他认为，修昔底德所要强调的是,“强者可以做他们能够做的一切，而弱者只能忍受他们必须忍受的一切”，并且“公正的基础是双方实力均衡”。霍夫曼本人不赞同这种观点，将它视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霍布斯式“自然主义”或“必然性”的观点。[27]
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奈在《理解国际冲突》一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研究《历史》中关于战争起源的叙述。他把修昔底德称为“现实主义之父”，认为“修昔底德对于人性的认识是悲观的……古代希腊人做出错误的决策，这是因为他们处于修昔底德所透彻论述的、类似于囚徒困境的情势之中。”对于修昔底德的这种现实主义解读，实际是奈为自己的理论所作的铺垫，他随后试图说明，“安全困境使得战争极可能发生，但是‘极可能’并不等于‘不可避免’。……国际事务中的合作还是可以出现的。”[28]
国家对于许多国际关系研究者尤其是现实主义者来说，是最基本的分析单位。从国家行为的角度来解读《历史》，并将它与现存的国际关系理论相联系，是人们普遍采用的方式，其中以基欧汉（Robert Keohane）、维奥蒂(Paul R. Viotti)和考皮(Mark V. Kauppi)最为典型。
基欧汉认为，“现实主义承载着自修昔底德以后的悠久传统”[29]（1）国家（或城邦国家）是最基本的行动单位；（2）国家追求权力，要么将权力本身作为目标，要么将之作为追求其他目标的手段；（3）国家大体上采取理性的行为方式，因此，旁观者可以从理性的方法加以理解。基欧汉特意引用了《历史》第一卷二十三节中的名言：“我认为这场战争发生的真正原因，几乎被表面现象所遮盖了。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引起拉栖代梦人的恐惧，从而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30]进而，他从上述的政治现实主义角度对这句话进行了解释。[31]，修昔底德之所以可被视为现实主义传统的缔造者，是因为《历史》第一卷对战争起因的讨论包含了政治现实主义的三个假定：
维奥蒂和考皮认为，《历史》在本质上“研究的是为军事和政治权力所进行的斗争”，目的是要揭示“在整个历史中一直起着作用的深刻因素”。他们发现，《历史》中描述的场景与我们所熟知的一些概念非常相似，如军备竞争、威慑、均势等等。同基欧汉一样，他们也引用了《历史》第一卷第二十三节中关于战争起因的语句，并进一步解释说：“战争真正或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均势发生变化而带来的恐惧”。但和从人性角度解释《历史》的理论家不同，这两位学者认为，修昔底德“所界定的恐惧的原因，更多的是国家间政治的本质，而非人所固有的基本特性”，并认为“尽管恐惧可能导致战争，但最终结果是由相对实力和能力决定的”。他们指出，米洛斯谈判中雅典使者的观点（即认为“强者可以做他们能够做的一切，而弱者只能忍受他们必须忍受的一切”）不应被认为是修昔底德个人的偏好，而是作者对雅典民主堕落的描写。[32]在另一篇有关《历史》的文章中，考皮还提到了国家所具有的某种行为矛盾：在无政府环境下试图增加安全的意愿使国家进行扩张，结果却往往削弱了自己的安全。[33]
冷战时期，不少外交领域的实践者和研究家都将美苏两极体系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和斯巴达的两极体系相比拟。[34]Kenneth Waltz）和吉尔平（Robert Gilpin）。从体系角度解读《历史》的最有影响的理论家，是新现实主义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华尔兹（
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有三处提到了修昔底德。第一，他认为不论是霍布斯时代还是当今的核武器与超级大国时代，都与修昔底德所处的环境有相同之处；第二，他引述了耶格（Werner Jaeger）的观点，认为修昔底德强调了国家的相似性，而非意识形态上的差异；第三，他认为从修昔底德开始，“武力的使用以及控制武力的可能性始终是国际政治研究的首要关注”。[35]华尔兹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修昔底德与现实主义理论之间的继承关系，但上述三处内容不仅说明了国际体系的延续性和国际关系研究的传统，而且为其“国家都是相似的单位”提供了例证。[36]
吉尔平可能是现实主义理论家中对《历史》最为热衷的一个。他称修昔底德为开创了“政治现实主义的丰富传统”的第一位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并将自己的几乎整个学说都与修昔底德相联系。他认为，首先，修昔底德是“国际关系领域的第一个科学研究者”，而不仅仅是“对国家实践感兴趣”的历史学家；其次，《历史》表现了现实主义的重要特征，即“在所有的政治生活中，追求权力和安全是人类的首要动机”；第三，《历史》中对于战争起因的分析揭示了霸权体系变革的关键因素，即权力的变化是国家间关系变化的原因；第四，修昔底德看到，霸权体系的和平变革具有内在的困难；第五，修昔底德是第一个政治经济学家，他描绘了与国际政治经济互动相关的几乎所有事情；[37]第六，虽然修昔底德在米洛斯对话中描绘了某种非道德主义的现实主义思想，但他也阐明了国际关系中“可以为和不可以为”的原则；第七，修昔底德发现国际政治的特征是自然力与伟大领袖的相互作用，这一点在当今的时代仍然适用。[38]
将国际关系理论家们对于修昔底德的研究用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层次进行分类，招致了一些学者的不满。有不少现实主义学者从多个层面对《历史》进行解读，提出了复合型的观点，如多伊尔（Michael Doyle）和史密斯（Michael Joseph Smith）即是如此。
多伊尔将现实主义思想分为复合现实主义、基要主义、结构主义和宪政主义四种，各自的代表者是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卢梭，并认为现代现实主义分别继承了这四种现实主义传统。[39]Arnold Wolfers）、华尔兹和怀特等国际关系理论家；但从他对于修昔底德的描述中，我们甚至也可以发现卡尔（Edward H. Carr）和摩根索思想的影子。[41]多伊尔指出，修昔底德给予我们的，“既是关于如何理解世界政治现实的一系列实际经验，又是关于政治家如何在危急时刻得以保卫本国安全的一系列道德教训”，并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专门论述修昔底德的复合现实主义。他重点分析了战争的起因，认为复合现实主义实际上容纳了其他三种现实主义的观点，即从人性、国际体系和国内社会等各个角度综合性地揭示了国家行为的原因。他否认了对于修昔底德“非道德主义”的责难，认为复合现实主义肯定了伦理标准的存在，但世界政治的环境极大地限制了正义法则的适用范围，也限制了个人选择和政治选择的空间；修昔底德既反对“有力量就有权利”的观点，也反对“有权利就有力量”的观点。[40]多伊尔在论述复合型现实主义的当代表现形式时，提到了沃尔弗斯（
史密斯将现代现实主义者视为古典现实主义学者尤其是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继承者。他认为，上述三位思想家尽管“在许多重要方面有明显区别，但他们关于国际关系的学说却有共同的特征”。他重点研究了《历史》中的三个部分，即战争的起源，关于雅典人是否应该处决米提列涅人的辩论以及米洛斯对话。史密斯指出，在这三部分内容中，修昔底德“奠定了近代现实主义的基石”：首先，通过对于战争起因的描述，他揭示了国际体系的重要性，并将国家看作是内部统一、以权力定义利益以及追求自身安全的行为体；其次，通过米提列涅辩论和米洛斯对话，他表达了对于道德的怀疑，强调了不依赖于情感的利益计算；最后，在对于后两个事例的描述中，他驳斥了主张人性之善的理想主义观点。[42]史密斯的看法代表了将修昔底德著作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相联系的最为典型的思想。
从上述介绍中我们可以发现，修昔底德与当代现实主义理论之间的继承关系，得到了很多国际关系学者的认同。美国学者莱伯(Richard N. Lebow)认为，所有的政治学者在写作中都几乎“处于现实主义的阴影之下，无法回避修昔底德对于当代现实主义理论家所具有的重大影响”。[43]然而，从上述学者对《历史》所进行的各种解读中，我们可以不能忽视的是：
第一，虽然他们都将《历史》视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起源，但对于如何解释这一渊源关系，各自的视角和观点却不尽相同。例如，在道德问题上，吉尔平认为修昔底德阐明了“可以为和不可以为的原则”，维奥蒂和考皮也明确反对对修昔底德“非道德化”的指责；相反，霍夫曼和史密斯却将“非道德主义”看作是《历史》与现实主义具有关联性的重要证据。从根本上而言，他们之间的分歧表现为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内涵的不同认识上。
其次，这些学者往往倾向于从自己的学说出发去解释修昔底德。比如，摩根索和华尔兹将《历史》中的内容作为支持自己理论的例证，吉尔平几乎把自己所有的思想都与修昔底德相联系，奈则将《历史》作为铺垫和反面例证来阐释自己的观点。如此这般，使得我们不得不怀疑，国际关系学者对于修昔底德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观的？
最后，上述学者大多都关注《历史》中一些特定的内容。他们一般都会重点研究修昔底德关于战争起因的分析。雅典公民大会上关于如何惩罚米提列涅人的辩论和雅典使者与米洛斯人的对话也受到了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除了吉尔平等少数学者之外，大多数理论家似乎很少对《历史》中的其他部分进行研究。由此我们不免产生的疑问是，这些特定内容在整部《历史》中究竟占有什么位置呢？
三、对《历史》现实主义解读的批评
从现实主义角度解释《历史》，是国际关系理论界较为传统和主流的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些政治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对此进行批评，认为修昔底德与当代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之间并不存在思想联系。其中，有人承认修昔底德属于现实主义者，但否认20世纪的现实主义理论家继承了他的思想；有人明确反对对《历史》的现实主义解释；有人从国际关系理论中其他流派和观点的角度诠释修昔底德；也有人直接否认修昔底德思想对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下面主要围绕前两种观点，即针对当代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否继承了修昔底德思想的争论，展开评介。
从19世纪以来，修昔底德与马基雅维利之间的继承关系被人们广泛承认。但20世纪下半页开始，这一看法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其中，帕尔默Michael Palmer）和福德（Steven Forde）的观点具有代表性。
帕尔默（对修昔底德的《历史》与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的两个重要词语——即修昔底德所用的“德性”（aretē）和马基雅维利所用的“美德”（virtù）进行了比较。他指出，“马基雅维利的virtù既可以是美德，也可以是邪恶，这要看在某个具体的时刻何者在政治上更有利。”而修昔底德的aretē一词虽然有多种用法，但作者本人的真正意图是强调政治中的正义和伦理。帕尔默总结说：“修昔底德希望富于洞察力的读者们明白，不论是那些雅典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及其‘国家’，还是具有同样想法和行为的国家，都不会长久存在。” [44]
福德认为，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利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两者对“伦理原则的地位和本质”的看法。修昔底德描绘了国内道德要求和国际政治需要之间的冲突，并指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治家的节制。而马基雅维利则认为，不论在国际还是国内社会中，政治家都应当是伪善的，要将安全和力量置于首位。在福德看来，修昔底德仍然关注着正义，马基雅维利则代表了极端的现实主义。[45]
词源学研究表明，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利在道德问题上确实有差异。aretē是古希腊政治哲学中的术语，意味着德性或优良品质；而virtù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流行词语，来自于有男性含义的词根vir，马基雅维利认为它包涵了狐狸的狡诈和狮子的勇猛。[46]对于精通古希腊文献的马基雅维利来说，如果在伦理问题上要表达和修昔底德相同的看法，就完全可以按照当时流行的构词方法，直接借用aretē的拉丁字母拼法。采用virtù一词，说明他有意要体现和古典伦理标准的不同。[47]更为重要的是，从思想史的回顾中我们可以发现，修昔底德的著作对马基雅维利来说，并不比其他古典作品更为重要，因而他们之间的继承关系有些暧昧不明。
修昔底德与霍布斯之间的关系则相对明确得多。霍布斯不仅是《历史》的第一个英译者，而且翻译《历史》还是他的“学者、文学家和哲学家生涯的起点”。[48]但霍布斯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和继承了修昔底德的思想，这在近年来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有学者指出，霍布斯强调，人们对于死亡的理性恐惧使他们倾向于放弃无政府状态；修昔底德则认为，战争激发了人们为共同体献身的精神，这种激情甚至压倒了死亡的恐惧，因而无政府状态是无法消除的。[49]而在国际关系学者中，最为彻底否认修昔底德与霍布斯之间关联性从而间接地否定了存在所谓现实主义传统的，是美国学者约翰逊（Laurie M. Johnson Bagby）。
约翰逊从人性、正义以及领导和机制三个方面，对两位思想家进行了比较。她极为推崇修昔底德，认为霍布斯完全没有理解《历史》，并且批评了建立在霍布斯思想之上的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范式。她指出，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人具有和霍布斯相近的立场，但这正是修昔底德所反对的；我们应当考虑的是，“修昔底德的观点和雅典人的论调是否不同？不同之处在哪里？修昔底德如何且为何在整部《历史》中记述这种论调？”[50]在她看来，修昔底德告诉我们的是，“即使在内心激情和外部压力的强大驱策下，人也可以具有自制能力和道德觉悟”。[51]她甚至认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应当用修昔底德的思想来取代以霍布斯学说为基础的现实主义思想。
约翰逊对霍布斯的批评虽然过于偏激，[52]但她对于两位思想家观点差异的分析是中肯的。不论是霍布斯还是后来的现实主义者，关注的往往是修昔底德对于“非道德主义”言辞和行为的描述，但问题在于作者本人的真正观点是什么？对于两人之间的差别，我们可以找出很多，如修昔底德注重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而霍布斯则从未注意这一点，等等。不过，要从“现实主义传统”角度研究两人之间的关系，约翰逊所重点分析的人性和正义问题是最直接的切入点。从伦理角度来说，代表了修昔底德本人观念的，不是以“霍布斯主义”行事的某些雅典领导人和使者，而是政治家狄奥多图斯和将军尼基阿斯。[53]修昔底德的思想是“人道”的，[54]远不是霍布斯所看到的“恐惧、荣誉和利益”所能涵盖的——实际上这三点并非来自于作者本人的分析，而是引自雅典使者的演讲。[55]
从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的比较来看，他们之间构成“现实主义传统”这一说法缺乏足够的支持。首先，《君主论》并非完整地代表了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不仅他在《论李维前十书》中并没有宣扬“马基雅维利主义”；[56]其次，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的结局是强大主权者的出现，如果要将国际无政府状态与此相类比，那么其逻辑结果应当是世界政府的设立。[57]也许正如帕尔默所言：“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者透过霍布斯的眼镜去阅读修昔底德，他们根本上误解了修昔底德的思想（顺便说一句，他们也从未能直接把握住霍布斯政治理论的复杂思想）。”[58]
在对从修昔底德到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直至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家的“现实主义传统”进行分析之后，更重要的工作是对修昔底德和当代现实主义学者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而这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内部存在着众多分歧甚至对立的观点，“以致于我们面对的不只是一种现实主义理论，而是多种现实主义理论”，[59]有些被广泛认为是现实主义者的学者甚至并不认同自己的学说是现实主义。[60]在修昔底德研究中，这个问题虽然困难，却无法回避，因为不少学者认为虽然认为修昔底德是现实主义者，却否认当代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继承了他的思想。[61]
尽管学术界关于现实主义并没有权威的界定，但学者们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某些基本特征存在共识：第一，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际事务具有冲突性的本质；第二，具有相似特性的国家是最根本的行为者和分析单位；最后，权力是重要的核心概念，尽管它缺乏被广泛认可的定义。[62]
近年来，西方有不少学者对修昔底德与当代现实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反思。美国学者加斯特（Daniel Garst）对《历史》中的对话和演讲进行了研究。[63]他指出，新现实主义者认为，权力即是物质力量及其运用，对权力的追求源自于不依赖于社会结构的物质体系；而在修昔底德那里，政治权力不仅包括物质权力，也包括韦伯式的合法/程序性权威，物质力量要成为政治权力，需要有得到广泛认同和定义的以规范演说和行为的社会习惯，权力和霸权是建立在政治和社会结构基础上的。作者进一步认为，修昔底德的观念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科学性的，新现实主义者从修昔底德的著作中发现非历史性的抽象概念是不正确的。笔者认为，加斯特在批评现实主义者寻找“非历史性的抽象概念”的努力时，自己似乎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他只不过用“社会结构”与“合法性”的抽象概念补充新现实主义者从修昔底德处找到的“物质结构”与“物质力量”的抽象概念。此外，他集中关注的是《历史》中的对话和演讲，而没有进一步分析其它内容，特别是广泛被现实主义者索引用的部分（如战争起因），从而限制批判的广度和深度。
加拿大学者奥尔文（Clifford Orwin）深刻地研究了修昔底德的政治哲学。[64]与现实主义者的解释不同，奥尔文对《历史》做了全面而细致的分析，尤其对一些经常被现实主义者引用重要的部分进行了解读。但奥尔文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哲学和思想史学者，他的研究并不是直接针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出的批判。
四、对《历史》的文本解读
如前所述，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角度解读修昔底德的学者们，彼此既存在许多分歧，而且大多只关注《历史》中几个特定的部分。下文试图在上述提到的批评者的研究基础上，围绕理论家们最为重视的三处内容——即战争原因、米提列涅辩论和米洛斯对话（需要注意的是，被普遍引以为现实主义依据的这三处内容，实际上在整部著作中的比重不及十分之一）——结合古希腊文原文和《历史》中的上下文，考察修昔底德在这几处的字面意思和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进而与现实主义者的解释相比较。
由于涉及文本的比较研究，首先需要回答的是一个颇为有趣却似乎被所有研究者都忽视的问题：国际关系学者们所阅读的都是哪些版本的《历史》？事实上，《历史》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抄本，[65]很少有国际关系理论家能够阅读古希腊文原文（即使在古代世界，《历史》也以言辞深奥著称）。前面提到的大多数学者，基本上是通过英译本来了解修昔底德的。在《历史》的英译本中，流传最广的是克劳利（Richard Clawley）译本、史密斯（Charles Foster Smith）译本、昭伊特（Jowett）译本和华纳（Rex Warner）译本，[66]其中收入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s）的史译本采取希腊文英文对照的形式，翻译最为精确；收入企鹅古典丛书（Penguin Classics）的华译本以通俗易懂、便于现代读者理解著称，但译文与原文距离较大，章节划分和传统方式也有区别。国际关系研究者阅读的一般都是克译本（如华尔兹、吉尔平、基欧汉）和华译本（如奈、史密斯、多伊尔、维奥蒂和考皮），尚未见阅读翻译精确的史译本的国际关系学者。
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67]——这里主要指的是恐惧——导致了战争；第二，国家追求权力，以权力定义利益，其行为大体上是理性的；其三，权力的变化（均势的破坏）引起国家间关系的变化；第四，国际体系的结构具有重要作用。但这不是本文关注的问题。笔者感兴趣的是，国际关系学者是如何解读修昔底德的描述和分析的。总的来看，国际关系学者的解读包括四个要素：第一，人性或国家本性
由于在分析战争起因时，国际关系学者总会引用第一卷第二十三节第六句。第六句的全文是：“我认为这场战争发生的真正原因，几乎被表面现象所遮盖了。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引起斯巴达克人的恐惧，从而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以下将展示双方所公开表示导致和约被破坏和战争爆发的原因。”其中，后半句常被国际关系研究者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人们之所以倾向于从现实主义角度解读这句话，翻译问题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句话的希腊文原文是：“tên men gar alêthestatên prophasin, aphanestatên de logôi, tous Athênaious hêgoumai megalous gignomenous kai phobon parechontas tois Lakedaimoniois anankasai es to polemein…”[68]
其中，alêthestatên prophasin指“真正的原因”，aphanestatên……logôi指“从言语（演讲）中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奥尔文对此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修昔底德在这里并没有将“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这个原因和“双方公开表示”的原因（即同一节第五句中“双方争执的背景和分歧所在”）对立起来，alêthestatên prophasin起到了插入语的作用，通过men……de（表示对比，可以译作“一方面……另一方面”或“虽然……但是”）的连接，说明“双方争执的背景和分歧所在”也是“真正的原因”，只不过“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这个原因在人们的演讲中表现得不明显，而前者则表现得较为明显。但克译本在第六句的后半句用“Still it is well……”虚构了一种气氛，使人误认为“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是真正的原因，“公开表示”的原因则是虚假的。[69]prophasis（prophasin是其宾格形式）并不代表客观原因，而只是一种主观的解释。[70]同时，奥尔文还从词源上指出，
笔者认为，奥尔文的分析是合理的。一方面，在华译本中，第六句开头加了转折词but（徐松岩的中译本中也加了“但是”一词），而在原文中第五句和第六句之间并没有这样的词语。另一方面，在国际关系学者普遍使用的克译本和华译本中，aphanestatên……logôi分别被译为“was formally most kept out of sight”和“most likely to be disguised by such an argument”（徐版中译本中也译为“被表面现象所遮盖”），但logôi是logos（言辞、演讲）的与格形式，与直接表达被动含义的前置词加属格形式hupo logou不同，这里译为“从言语（演讲）中没有明显地显示出来”可能更适当，即在“公开表示”中体现得较少（并非没有体现）——如史译本即为“has been the least often advanced”。
不过，奥尔文对 “tous Athênaious……megalous gignomenous”没有给出进一步的分析。笔者认为，对国际关系研究来说，这一句其实很值得注意。“megalous”指“大、强大”，“gignomenous”指“成为、变成”，这句话只是说“雅典变得更强大”。就此而言，史译本译为“the growth of the Athenians to greatness”最为精确。克译本和华译本分别译作“the growth of the power of Athens”和“the growth of Athenian Power”（昭译本为“the growth of the Athenian power”），虽然在语句上更为流畅，但意思上却有微妙的变化，因为其中都出现了一个词：power。国际关系学者大都阅读克译本和华译本，于是很自然认为修昔底德在这里明确强调了权力的作用，并进而将他与以权力概念为核心的当代现实主义理论相联系。实际上，修昔底德并没有提出power这一概念。
因此，由于这句直译应该是：“雅典变得更为强大以及由此所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导致了战争”。如果在翻译中出现“雅典权力”一词，就会让人觉得，斯巴达是因为害怕失去权力或是害怕在权力斗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而开战的。实际上，结合上下文我们可以发现，“雅典变得更为强大”是指它不再局限于原先的扩张和统治（雅典的扩张实质从波斯战争结束就已经开始）而开始与伯罗奔尼撒同盟内的城邦科林斯作战，从而威胁到了（至少在同盟大会上科林斯让斯巴达人觉得这一事件威胁到了）斯巴达的盟友以至于自身的安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斯巴达才开始感到恐惧。在自身安全受到直接威胁时进行战争，这与权力无关。在修昔底德的《历史》中，斯巴达从来也没有以追求在希腊世界的霸权为目标，也并无意通过追求在希腊世界的权力来达到自身的安全。再回到前面所说的“aphanestatên……logôi”一语，我们可以发现，其实爱皮丹努斯事件以及雅典与科林斯交战这些“直接原因”同雅典的日益强大和斯巴达的恐惧这样的“真正原因” 本质上是同一个事件，只不过前者是现象而后者是实质（参见前述奥尔文关于“prophasis”一词的解释）。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修昔底德仅仅在这里用一句话描述了“真正原因”，接下来却在第一卷其后的部分中用很大篇幅分析了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和“双方公开表示”的原因，[71]而在那些体现“双方争执的背景和分歧所在”的演讲中又体现了人们对“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的关注，[72]因为这些只不过是对同一个起因不同层次的分析而已。
从对于第一卷第二十三节第六句的分析起步，联系《历史》中其他有关战争根源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修昔底德对于战争原因的论述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并没有多少联系。首先，修昔底德并没有认为战争的起因仅仅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斯巴达人的恐惧，而那些“公开宣称”的原因却不重要。实际上，两者是同一个原因的不同侧面，只不过是因为人们在言辞中较少提及前者，他才加以强调。其次，在修昔底德看来，国家本性并不是固定的，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个性，修昔底德多次指出，雅典具有冒险精神，斯巴达则迟缓而冷静。[73]megalous gignomenous”，而没有提到权力——“kratêsis”一词，更没有认为斯巴达的恐惧是因为害怕失去权力。不论在政治学还是国际关系学领域，这都不能看作是权力理论的起源。第四，权力的变化与国家间关系的变化没有必然联系。雅典的扩张在波斯战争之后就开始了，但直到出现“公开宣称”的原因，即直到拉栖代梦同盟受到侵略，斯巴达才做出反应。[76]第五，修昔底德并没有强调国际体系结构的作用。伯罗奔尼撒战争不是古希腊时期唯一的战争，甚至也不是最大的战争，这一场战争在类似于两极体系的结构下发生，并不能说明修昔底德从体系角度提出了解释所有战争起因的思想。将古希腊体系与美苏两极体系相比较并不合适，对两极体系的分析要“依赖于两极的具体特征，而不是依赖于有两个极这一事实。”[77]更何况，当时的国际结构与现代意义上的两极体系并不相同。自然，国家也不能被抽象为理性、统一的整体（即使是多伊尔也认为修昔底德将国内问题视为战争起因之一）。[74]人性则并非一成不变，它受到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是人的本性导致了战争，而是战争改变了人的本性。[75]第三，修昔底德在战争起因问题上，所论述的只是雅典变得更强大——“
米提列涅辩论被视为《历史》中最重要和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78]关于如何处罚叛变雅典的米提列涅，克里昂和狄奥多图斯在公民大会上进行了辩论，前者主张坚持先前的决定——处死成年男子，把妇女和儿童变为奴隶，后者则主张较为宽大的处理。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克里昂的演讲表明，国家不能依据道德原则行事，否则只会对自身带来损害（雅典对米提列涅的政策原先是和缓的，结果却引起叛变）；狄奥多图斯尽管反对克里昂，但他并不是从正义和道德的角度出发，而是认为，对米提列涅的宽大符合雅典的利益。最终，雅典人支持狄奥多图斯的意见，是因为“他提出的政策更为深远地考虑了雅典的利益”。[79]现实主义者因此认为，米提列涅辩论不仅体现了修昔底德对国际伦理的质疑和对国家利益的重视，也表达了他对人性之善的批评。
这里可以具体地分析一下克里昂和狄奥多图斯之间的辩论。克里昂的观点相当明确：“人性从来就是由尊重产生傲慢”，“有同情心、感情用事、宽大为怀”对雅典这样的帝国来说是“最为致命的弱点”。[80]这里需要加以辨析的问题是，克里昂是否完全忽视道德和正义的作用？修昔底德本人又是如何评价克里昂的？
其实，克里昂并非完全没有伦理观念，反对同情和仁慈不等于反对道德和正义，也不是后者的必然结果。在他看来，雅典可以有同情，只是要“给予那些和我们相互同情的人们”，他所反对的是“对于那些自然的和必然的仇敌们”抱有同情心。他对雅典人说，之所以要严厉地处置米提列涅人，是因为“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对你们的祸害比米提列涅人还大的”。这说明，他并不主张对所有的国家都采取同样残酷的政策。克里昂是具有正义观念的，否则他不会在演讲中批评米提列涅人“先用武力，后讲公理”，[81]只不过正如奥尔文所指出的那样，他的正义意味着“严格的以眼还眼、一报还一报”。[82]
尽管克里昂并没有完全忽视伦理准则，但修昔底德仍对他持批评态度，称克里昂为“雅典人中最狂暴的”。[83]Nancy Kokaz）认为，克里昂的观点符合“传统的友谊关系准则”。修昔底德反对克里昂，不是因为他忽视正义，而是由于他过于残酷，与德性的实践相违背。修昔底德由此在关于政治友谊的问题上提出了与亚理士多德相近的观点。[84]考卡兹的判断或许值得商榷，但无疑，米提列涅辩论中克里昂的演讲不能被认为代表了修昔底德本人的观点。考卡兹（
狄奥多图斯则是《历史》中非常特别的人物，他在这部著作中只出现过这一次，而且历史上也没有其他记载。很多研究者认为，他是修昔底德虚构的人物，用来表达作者自己的观点。[85]Daniel Garst）则将雅典人接受狄奥多图斯的意见视为雅典政策的一个转折，即不仅追求物质力量，也要建立意识形态上的同盟以获得统治上的合法性。[88]笔者认为，尽管完全理解狄奥多图斯是困难，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即不能简单地从利益的角度来解释他的演讲。在雅典人已经被克里昂煽动起激情的时候，如果强调正义和道德，无疑不会达到目的，用利益来说服他们则是有效的方式。修昔底德似乎有意要读者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在狄奥多图斯正式论述米提列涅问题之前，让他稍显突兀地说了一大段话，表明面对当时的雅典人，政治家不得不进行欺骗以免被怀疑为谋取私利。[89]这或许在暗示我们，从利益角度来说服雅典人，只是某种权宜甚至欺骗的做法。对这个人物的分析是《历史》研究中的难点。鲍罗廷（David Bolotin）认为，狄奥多图斯首先欺骗了听众，他试图用关于利益的言辞来说服他们，而掩盖了自己对于正义的关注；同时他又欺骗了读者，因为比对正义的关心隐藏得更深的是他对（有别于城邦利益的）个人利益的关注。[86]奥尔文指出，既不能认为狄奥多图斯仅仅追求利益，又不能（在更深层次上）认为他只要求正义。[87]加斯特（
由此可见，在米提列涅辩论中，不论修昔底德本人还是其笔下的雅典人，都没有质疑伦理而强调利益，从现实主义角度对此进行解读是不妥的。至于人性问题，我们只需要注意这样一件事：先前被派遣传递屠杀命令的战舰，其船员由于担负着可怕的使命，并不急于到达，以致于晚一天一夜启程的第二艘战舰能及时赶到，从而避免了米提列涅的灭亡。[90]人性的善良在这里鲜明地得到了体现。
米洛斯对话是《历史》中唯一采用对话（而不是演讲）形式的部分。雅典使者强调安全和利益，要求米洛斯人臣服纳贡，米洛斯人则强调正义，希望保持中立。谈判结束后，雅典人攻占了米洛斯，杀死全部成年男子，把妇女、儿童变为奴隶。雅典使者的言辞常被视为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尤其是第五卷第八十九节中的话：“公正的基础是双方实力均衡；……强者可以做他们能够做的一切，而弱者只能忍受他们必须忍受的一切”，往往被引作批评修昔底德“非道德主义”的论据。
米洛斯谈判在《历史》中的真实含意是什么？修昔底德的究竟要表达什么看法呢？[91]
第八十九节人们广泛引用的这句话原文是：“dikaia men en tôi anthrôpeiôi logôi apo tês isês anankês krinetai, dunata de hoi prouchontes prassousi kai hoi astheneis xunchôrousin.”
上半句中，“tês isês anankês”在中译本里译作“实力均衡”。不过，“anankês”一词具有多种含义，既可以解释为“力量”，又可以是“必需、规律”。国际关系学者常用的两个英译本恰巧都从“权力”角度来理解这个词，分别译成power和power to compel，而史译本译作the necessity on both sides。下半句中的“dunata…prassousi”和“xunchôrousin”则更需要引起重视。“dunata”意味着“统治”，“prassousi”则是“做、获得”，史译本和克译本分别译为“the powerful exact what they can”和“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应当都是准确的，但华译本译作“the strong do what they have the power to do”则带有“为所欲为”的意思，与原文有差异。[92]“xunchôrousin”是“让步、同意”的意思，“弱者让步”在克译本中变成了“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在华译本中则是“the weak accept what they have to accept”，这两种译法给人的感觉都是：弱者不得不接受强加于他们的东西，即使这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或他们不愿意。
由此可见，由于翻译的微妙变化，这段话呈现在国际关系研究者眼前时表现出了强者不顾正义欺凌弱者的气氛，这在原文中是不存在的。考卡兹虽然引用了华译本，但她同样发现，这句话并不意味着双方处于强制性关系中、强者滥用权力强加于弱者，而只是说正义的标准随着力量大小有所不同。[93]实际上，这句话只是一种对现实的描述，是从利益和安全角度对米洛斯人进行的劝说，而不是对正义原则的否定。米洛斯对话中的其余部分也体现了这一特征。米洛斯人强调他们是正义的一方并会受到援助，雅典人并没有说自己可以不顾正义：“我们的主张和行为在任何方面都是与人们对神的信仰或他们的习惯并行不悖的”，[94]而只是反复告诫米洛斯人应该认清现实，考虑自身的安全和利益，不要沉湎于对将来的希望中。
如果我们要研究修昔底德描写这段对话的意图，就必须将它放在《历史》的整体中来考察。雅典使者的话和米提列涅辩论中狄奥多图斯的演讲——不论他是否欺骗了民众——都以利益为核心，即至少从那时（前427年）开始，雅典人已经用利益而非美德作为价值的准则。但在米提列涅事件中，克里昂的残暴建议先是被通过，后来又以微弱的少数被否决，而米提列涅所避免的结果，却在米洛斯人身上发生。[95]
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人至少还能因不使用武力、平等地对待属邦而感到自豪，[96]en tôi anthrôpeiôi logôi”。“anthrôpeiôi”可以泛指人类，但福勒（Harold North Fowler）认为，“en tôi anthrôpeiôi logôi”在这里应当特指与哲思相对的实践生活（practical life）准则。[98]when these matters are discussed by practical people, the standard of justice…”，但读者中的国际关系学者们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在米洛斯谈判的最后，修昔底德出乎意料地让雅典使者说出了只有在过去时代才可能听到的话：“不卑不亢地善待地位平等者，卑躬屈膝地奉承地位优越者，温文尔雅地对待地位低贱者”，[99]这似乎是作者有意而为的对照。这进一步说明，雅典人已经不再以美德而是实际的利益作为正义的标准。在四个英译本中，只有华译本体现了这层含义：“米提列涅和米洛斯事件，则代表了雅典人正义标准的变化和德性的逐渐丧失。[97]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到第五卷第八十九节中的“
很多研究者指出，米洛斯对话是和紧随其后的西西里远征以及雅典最终的失败相联系的。[100]从结构上看，米洛斯谈判是第五卷的结尾，直接承接第六、七卷中导致雅典重大损失的西西里远征。从因果关系上说，米洛斯对话中所表现的雅典人的堕落——对伯里克利时代德性和政策的背离——是雅典最终失败的原因。修昔底德在谈判中通过米洛斯人之口预示了雅典的命运：“如果你们到了倾危之时，你们不但会遭到最可怕的报复，还会成为全世界引为殷鉴的一个例证。”[101]
因此，米洛斯对话不能用“非道德主义”，更不能用国际关系中的“非道德主义”简单概括。它是《历史》中承上启下的关键部分，不仅代表了雅典从兴盛到失败的转折，也表明内部的堕落——利益取代德性成为正义的标准——开始转化为外在的“hubris”（暴行）。
从对战争起因、米提列涅辩论和米洛斯对话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修昔底德的思想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当然，在从现实主义角度解读《历史》时，有些学者提出了中肯的观点（如维奥蒂和考皮对米洛斯对话的看法），有些学者则同时关注这部著作中的其他内容（如吉尔平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但这些都不足以说明，修昔底德的思想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来源，他的著作并未体现出现实主义思想的几个重要特征。
首先，修昔底德并不认为，国际社会（城邦之间）处于无政府状态，国际事务具有冲突性的本质。例如，雅典同盟内部就具有鲜明的等级制。虽然关于修昔底德所用的雅典“帝国”（arkhē）一词历史学家意见并不统一，但无疑，这和无政府状态是截然不同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情况虽然并不完全相同，然而斯巴达的地位同样远超过其他城邦。固然，在雅典和斯巴达两大集团之间没有更高权威的存在，但我们应当注意到，战争是在同盟之间开展的，而不是在两个城邦之间开展的。更确切地说，修昔底德描述的是混合了无政府状态和等级制的复杂体系，但他也没有认为，这样的状态是普遍、恒久的。同时，修昔底德虽然记述战争和冲突，但并未将它视为国际事务中的常态，也并不视其为必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各城邦来说，“追求财富成为日益重要的目标”。他之所以要记载这场战争，正是因为它罕见地造成了“空前的灾难”，而不是因为在城邦体系中始终存在着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相反，修昔底德记载，在雅典同盟内部，雅典曾依靠法律而非武力进行统治，他还提出了“不卑不亢地善待地位平等者，卑躬屈膝地奉承地位优越者，温文尔雅地对待地位低贱者”等准则。[102]
其次，修昔底德强调国家（城邦）的不同性格以及所属的不同人种和不同政体，而没有将国家视为相似的单位。如前所述，他经常对比雅典所具有冒险精神和斯巴达迟缓而冷静的个性，并认为这对战争的爆发和进行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实际上，在《历史》中，几乎每一个城邦在考虑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一方还是加入雅典一方时，都会考虑自己是属于斯巴达所属的多利安人还是雅典所属的伊奥利亚人、是斯巴达式的寡头政体还是雅典式的民主政体，这方面的考虑往往超越了对实际利益的考虑，如米洛斯人之所以不愿接受雅典人提出的条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和斯巴达同族，相信自己会得到援助。
最后，同时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是，权力是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但修昔底德很少提及权力，更没有认为城邦间的政治活动和战争行为是“为了权力与和平的斗争”（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而道德却是无力的。在战争起因问题上，雅典的扩张实质从波斯战争结束就已经开始，但只有当侵犯到伯罗奔尼撒半岛时，斯巴达才决定进行战争并进行准备，而且其过程既勉强又迟缓。第一卷第二十三节第六句的名言确实提到了雅典势力的增长和斯巴达的恐惧，但结合上下文就就会发现，斯巴达所恐惧的并不是雅典会成为霸主，而是雅典已经开始侵犯伯罗奔尼撒同盟，在修昔底德的记述中，斯巴达从来也没有以追求在希腊世界的霸权为目标，也并无意通过追求权力来达到自身的安全。在自身受到侵犯时进行战争，这只是一个单纯的自卫行为，与追求权力无关，也不是现实主义思想的特征。这一句的翻译中出现的“power”一词以及语气上的微妙变化，很容易使人们认为，修昔底德将此视为战争爆发的最重要原因并提出了“权力”这一现实主义的核心词语。实际上，修昔底德既不是反道德主义论者，甚至也不是道德无力论者，虽然没有强调国际正义、国际法等观念，但他的整部作品正是在记述雅典人和雅典城邦如何因为失去德性而带来自大，并导致最终的失败。“如果你们到了倾危之时，你们不但会遭到最可怕的报复，还会成为全世界引为殷鉴的一个例证。”[103]修昔底德为我们描述的“殷鉴”是，不论是个人还是城邦，不谨守德性而为所欲为，所带来的将是毁灭。
修昔底德超越了当代现实主义者的视野，权力和利益都不是他的重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更接近于古典政治哲学家，只不过他没有研究善的生活和德性（aretē）何以可能，而是描述恶的生活或暴行（hubris）何以产生。[104]修昔底德并非在《历史》中研究国际关系，而是试图找出雅典堕落和衰落的原因。我们不能忘记他的身份——他是雅典的将军，不是一个独立、客观的旁观者。修昔底德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理论家。他没有提出概念或范畴，更没有像新现实主义者那样建立理论模型。[105]他的《历史》更应当被看作一部悲剧，而不是“科学”的理论著作。[106]学者们为证明修昔底德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具有内在联系，常常引用他的一句话：“我所撰写的著作不是为了迎合人们一时的兴趣，而是要作为千秋万世的瑰宝。”[107]但将两者相联系这一行为本身，是否就出于“一时的兴趣”呢？
四、小结与展望
对于《历史》与当代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之间是否存在继承关系的分析，并不是要否认后者的价值，也不是出于考据的兴趣。笔者认为，厘清这一问题，对于更好地理解修昔底德著作和更好地研究国际关系理论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古希腊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和波利比乌斯——的著作，书名都只有一个词“历史”（historiai），修昔底德也不例外。[108]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既有客观的描述的含义，也有查找、探寻的意思。修昔底德从未自称是历史学家，也的确在著作中表达了自己的很多见解，但《历史》的价值并不在于它能成为两千年后某种国际关系理论的起源。从体裁上讲，它并非理论著作（而更接近于悲剧）；从内容上看，它不是对国际关系的专门研究（而是广泛地探讨了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从思想上说，它和近代现实主义的观念是相悖的，修昔底德并不强调权力的作用，而是强调正义、节制等美德，以及失去德性对城邦所造成的恶果。如果我们试图从作者的论述中找出对当代的教益，而不把《历史》仅视为单纯的史料，那么将它限制在当代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视野之内，或许只会误解它的思想、削弱它的价值。
国际关系（姑且认为古代也存在着“国际关系”）植根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因此，一种国际关系理论不可能脱离具体的时空环境解释一切人类历史。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源于20世纪的国际关系现实，在更深层面上依赖于社会历史的大环境。将这种现代理论与古希腊的历史著作相联系，容易使研究者忽视它的局限性而过于强调它的解释力（甚至热衷于以某些抽象概念和原则构建起永恒性的理论模型），这对研究现实主义理论本身也是不利的。
为某种当代理论寻找历史传统，在国际关系领域并非只有现实主义。有趣的是，尽管希罗多德以及其他古代历史学家的著作也都是融合了客观陈述和主观评论的“historia”，却很少有人将它们视为某种思想或理论的起源。除了现实主义之外，还有学者从民主和平论和建构主义等角度解读修昔底德，当然也有研究者全面否认其著作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作用。在对这些观点进行分析之后，或许能对《历史》和国际关系理论都有更深的认识。
无疑，人类的智慧是具有延续性的，我们的观念都有意无意地受到了古代思想家的影响。但对于古人的智慧，切不可套用现代理论简单地进行诠释以证明某种历史传统的存在。只有在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细致的学习和研究，才能让它真正成为“千秋万世的瑰宝”。
[1] 下文简称为《历史》。文中所涉及的《历史》译文，除特别说明之外，均来自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黄贤全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马丁·怀特：《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载于詹姆斯·德·代元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秦治来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3] 汉迪·布尔：《1919—1969年的国际政治理论》，载于詹姆斯·德·代元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第217页。
[4] Paul R. Viotti and Mark V. Kaupp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Pluralism, Globalism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p. 37.
[5]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6] Paul R. Viotti and Mark V. Kaupp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Pluralism, Globalism, p. 37.
[7] 例如，时殷弘、叶凤丽：《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及其当代典型表现》，《欧洲》1995年第3期；徐莹、刘静：《修昔底德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东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刘飞涛：《审慎和节制：权势与道义的脆弱纽带——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国际伦理取向》，《欧洲研究》2005年第1期。
[8] 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11页。
[9] 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第12页。
[10] Simon Hornblower, “The Fourth-Century and Hellenistic Reception of Thucydides,”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 115, 1995.
[11] 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第42、46、51、50页。
[12] 如Nancy Kokaz, “Moderating Power: A Thucydidean Perspectiv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Jan. 2001, p. 41.
[13] 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第104页。
[14]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219、220页。还可参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22—23页。
[15] 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第166页。
[16]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221页。
[17] 尼采：《偶像的黄昏》（周国平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121页。
[18] 如Nancy Kokaz, “Moderating Power: A Thucydidean Perspective,” p. 27。
[19]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往往将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称为古典（classical）思想家，但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理应归于近代（modern）思想家之中。
[20] 参见Hans J. Morgenthau and Kenneth W. Thompson,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85), 6th ed., pp. 3－4。
[21] 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第246页。
[22] 詹姆斯·德·代元：《重释现实主义：系谱学、符号学、引导学》，载于詹姆斯·德·代元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第405页。
[23] 二战后，哲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界对修昔底德的解读仍在继续，其中对国际关系理论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主要有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Leo Strauss），其学生遍布美国政界和学界，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即是其再传弟子，以及历史学家霍恩布鲁尔（Simon Hornblower）和政治学家奥尔文（Clifford Orwin）等。他们的主要相关著作是：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4); Simon Hornblower, The Greek World: 479-323 BC (New York: Metheun, 1983); Clifford Orwin, The Humanity of Thucydides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24] 更确切地说是美国学者的解读。一方面，国际关系理论中各个流派的划分基本都是由美国学者做出的，所针对的也主要是美国理论家的观点。另一方面，美国以外的国际关系研究者似乎对于将《历史》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相联系并不十分感兴趣。比如，一位法国学者认为，类似于“修昔底德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样的标题在法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修昔底德研究属于希腊学家和古代史学家的“禁脔”。（参见Claude Mossé, “Book Review: Thucydide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Fall 2002, p. 298）。
[25] 在此之前，卡尔曾提及“正义就是强者的权利”（来自柏拉图《理想国》）一语，但他认为，这一观点在古代世界影响较小，且介于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之间。在卡尔看来，第一个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家是马基雅维利。参见Edward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p. 63。
[26] Hans J. Morgenthau and Kenneth W. Thompson, Politics Among Nations, pp. 8, 35.
[27] Stanley Hoffmann, Duties Beyond Borders: On the Limits and Possibilities of Ethical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1-12.
[28] 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8、29页。
[29] 罗伯特·基欧汉：《世界政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及其超越》，载于罗伯特·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8页。
[30] 《历史》，I. 23。基欧汉所用的英译本中为第一卷第二十四节。
[31] 罗伯特·基欧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世界政治研究》，载于罗伯特·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6—7页。
[32] Paul R. Viotti and Mark V. Kaupp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37, 38,39.
[33] Mark V. Kauppi,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 in Richard Ned Lebow and Barry S. Strauss eds., Hegemonic Rivalry: From Thucydides to the Nuclear Ag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1), pp. 101－124.
[34] Michael Doyle, Ways of War and Peace: Realism, Liberalism and Socialism, (New York: Norton, 1997), p. 50.
[35]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8、168、250页。
[36] 在华尔兹的早期代表作《人、国家和战争》中，他还用修昔底德对战争起因的分析作为例证，来说明所谓第三意象中的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参见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159。
[37] 早在1940年，就有研究者开始关注《历史》中的经济动因，参见Stanley Barney Smith, “The Economic Motive in Thucydides,”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Vol. 51, 1940。
[38] 参见Robert Gilpin,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War,” Journal of Interdiciplinary History, Vol. 18, No. 4, 1988；罗伯特·吉尔平，《政治现实主义的丰富传统》，载于罗伯特·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78、279、281、291页；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6—224页； Robert Gilpin, “Peloponnesian War and Cold War,” in Richard Ned Lebow and Barry S. Strauss eds., Hegemonic Rivalr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1)。不知什么原因，吉尔平的最后另一篇文章常常被人忽视。在该文中，他认为这两个时代中的国际体系虽然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差别，正是这些差别导致了结果的不同。
[39] 多伊尔认为，后三种现实主义分别从人性、国际体系和国内社会的角度解释国家行为的原因。
[40] Michael Doyle, Ways of War and Peace, Introduction and Chapter I。在第一章中，多伊尔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如何从自己的理论出发解读《历史》一书也进行了介绍。
[41] 在较早的一篇文章中，多伊尔将现实主义分为最小主义、基要主义和结构主义三种，其中最小主义强调持续的“战争状态”是国际社会区别于国内社会的特征，而不对国家做出“理性”或“追求权力”等假设。在多伊尔看来，修昔底德是最小主义的代表。参见Michael Doyle, “Thucydides: A Realist?” in Richard Ned Lebow and Barry S. Strauss eds., Hegemonic Rivalry, pp. 169－188。
[42] Michael J. Smith, 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 (LA: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4－11.
[43] Richard N. Lebow and Barry S. Strauss, “Thucydid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roduction,” in Richard Ned Lebow and Barry S. Strauss eds., Hegemonic Rivalry, p. 17.
[44] Michael Palmer, “Machiavellian virtù and Thucydidean aretē,” Review of Politics, Summer 1989, pp.368, 381.
[45] Steven Forde, “Varieties of Realism: Thucydides and Machiavelli,” Journal of Politics, May 1992, pp. 372－393.
[46] 参见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第41、44页。
[47] 此外，马基雅维利的喜剧《曼陀罗花》（Mandragola）直接取材于李维著作中的故事，但两个同名的卢克蕾齐亚（Lucrezia）最后的结局不同，说明马基雅维利的伦理观异于基督教伦理观，也异于古代伦理观。
[48] Richard Schlatter, “Thomas Hobbes and Thucydide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Jun. 1945, p. 350.
[49] Peter J. Ahrensdorf, “The Fear of Death and the Longing for Immortality: Hobbes and Thucydides on Human Nature and the Problem of Anarch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Sep. 2000.
[50] Laurie M. Johnson Bagby, Thucydides, Hobbe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alism (NL: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12.
[51] Laurie M. Johnson Bagby, “The Use and Abuse of Thucydid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inter 1994, p. 153.
[52] 关于这一可参见Michael Palmer, “Book Review: Thucydides, Hobbe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alism,” Review of Politics, Spring 1995; Karen O’Brien, “Book Review: Thucydides, Hobbe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alism,”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Apr. 1996。
[53] 参见Michael Palmer, “Machiavellian virtù and Thucydidean aretē,” pp. 377－378。
[54] 关于修昔底德的人道思想，最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是即是前述的Clifford Orwin, The Humanity of Thucydides。
[55] 参见《历史》，I. 76。
[56] 福德认为，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像现实主义国际理论家那样假设国家行为是理性的。Steven Forde, “Varieties of Realism: Thucydides and Machiavelli,” p. 378。
[57] 参见拙作：《第一次论战中现实主义者的误读及其学科意义》，《国际论坛》2005年第4期。
[58] Michael Palmer, “Book Review: Thucydides, Hobbe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alism,” p. 339.
[59]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68页。
[60] 例如，罗伯特·吉尔平。参见倪世雄主编：《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143页。
[61] 如Steven Forde, “International Realism and the Science of Politics: Thucydides Machiavelli and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June 1995; Peter J. Ahrensdorf, “Thucydides’ Realistic Critique of Realism,” Polity, Winter 1997。
[62] 参见罗伯特·基欧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世界政治研究》，第6—7页；罗伯特·G·吉尔平，《政治现实主义的丰富传统》，第279页；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68—69、99页。
[63] Daniel Garst, “Thucydides and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Mar. 1989.
[64] Clifford Orwin, The Humanity of Thucydides.他的主要文章包括“Democratic Deliberation and Distrust: A Lesson from Thucydides,” American Scholar, Summer 1984; “The Just and the Advantageous in Thucydides: The Case of the Mytilenaian Deb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June 1984; “Justifying Empire: The Speech of the Athenians at Sparta and the Problem of Justice in Thucydid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Feb. 1986; “Stasis and Plague: Thucydides on the Dissolution of Society,” Journal of Politics, Nov. 1988; “Justice，and the Necessities of War: Thucydides' Delian Deb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Mar. 1989; “Thucydides' Contest, Review of Politics,” Summer 1989; “Review Essay on Thucydides, Political Theory,” Dec. 2000.
[65] 可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修昔底德著作版本目录”；张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巴黎本中的H 本——兼论西方古典著作的校勘》，《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2期。
[66] Thucydides,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Th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 Richard Crawley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51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 H. Finley));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 Charles Foster Smi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London: William Heineman Ltd., 1980);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 Benjamin Jowet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81);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 Rex Warner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72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M. I. Finley)). 以下分别简称克译本、史译本、昭译本和华译本。
[67] 大致有以下五种观点：一、当时的国际体系是战争爆发的原因；二、雅典是战争的责任者；三、斯巴达应当承担责任；四、“第三种力量”——如科林斯和底比斯——负有责任；五、战争是一系列个人在难以判断的环境中做出的错误决策导致的，没有谁应受到指责。国际关系学者常常引用的著作有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G. E. M. de Ste. Croix, 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68] 本文中所引的原文来自希英对照的史译本和塔夫斯大学古典学网站www.perseus.tufts.edu。由于字体原因，文中用拉丁字母拼写希腊文。
[69] Clifford Orwin, The Humanity of Thucydides, Appendix 2.
[70] 关于这个词的含义，还可参考Lionel Pearson, “Prophasis: A Clarification,”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2)
[71] 如果只有“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和由此带来的斯巴达的恐惧是真正的原因，作者就无需分析那些虚假的原因。
[72] 有学者认为，“真正的原因”在演讲中表现得不明显，是相对于人们在演讲中更多地关注非正义问题（违反条约的行为）来说的。参见Clifford Orwin, The Humanity of Thucydides, Appendix 2，n.2。
[73] 如《历史》，I. 70—71, I. 84, I. 90, I. 118。相关论述可见Steven Forde, “Thucydides on the Causes of Athenian Imperial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June 1986。
[74] 即使从霍布斯式的角度来解读修昔底德，国家至少也受到“恐惧、荣誉和利益”的支配，因而不是理性的行为体。相关论述可见William O. Chittick and Annette Feyberg-Inan, “‘Chiefly for Fear，Next for Honour, and Lastly for Profit’: An Analysis of Foreign Policy Motivation in the Peloponnesian Wa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January 2001。
[75] 如《历史》，III. 82—83。相关论述可见Paul Shorey, “On the Implicit Ethics and Psychology of Thucydides,”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893; Nancy Kokaz, “Moderating Power: A Thucydidean Perspective”。
[76] 《历史》，I. 89—I. 118。
[77] 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 trans. Richard Howard and Annette Baker Fox (Florida: Robert E. 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66), p. 149.
[78] Clifford Orwin, “The Just and the Advantageous in Thucydides: The Case of the Mytilenaian Deb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June 1984, p. 485.
[79] Michael Joseph Smith, 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 p. 9.
[80] 《历史》，III. 39—40。要注意的是，克里昂并没有认为这是国家行事的普遍原则，而只是针对帝国所说。
[81] 《历史》，V. 40, V. 39。
[82] Clifford Orwin, “The Just and the Advantageous in Thucydides: The Case of the Mytilenaian Debate,” p. 487.
[83] 《历史》，V. 36。徐版中译本译为“雅典人中言辞最激烈的”，似乎不妥。“biaiotatos”意味着狂暴、暴力，并不单指言辞，这里应当主要指其个性的残暴，英译本一般都作“violent”。有学者认为，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和克里昂进行了明显的对比，参见S. Sara Monoson and Michael Loriaux,” The Illusion of Power and the Disruption of Moral Norms: Thucydides’ Critique of Periclean Poli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June 1998, p. 287。
[84] Nancy Kokaz, “Between anarchy and tyranny: excellence and the pursuit of power and peace in ancient Gree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7(5) 2001, p. 113.
[85] 如参见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28页；Michael Palmer, “Machiavellian virtù and Thucydidean aretē,” pp. 377-378; Clifford Orwin, “The Just and the Advantageous in Thucydides: The Case of the Mytilenaian Debate,” 494。
[86] 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第24—27页。
[87] Clifford Orwin, “The Just and the Advantageous in Thucydides: The Case of the Mytilenaian Debate,” p.485.
[88] Daniel Garst, “Thucydides and Neorealism,” p.14.
[89] 《历史》，V.42—43。
[90] 《历史》，V.49。
[91]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修昔底德已经被流放，雅典使者与米洛斯人的谈判只有极少数人参加（《历史》，V. 84），所以这段对话中作者自己添加和想象的内容具有相当的比重。这对于理解作者的意图似乎尤显重要。
[92] 有意思的是，克译本的读者（基欧汉、华尔兹、吉尔平）并不十分关注修昔底德的“非道德主义”，华译本的读者（史密斯、多伊尔、维奥蒂和考皮）却围绕着这句话，针对修昔底德是否主张“非道德主义”提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这里是否有翻译的因素在内呢？
[93] Kokaz, “Moderating Power: A Thucydidean Perspective,” p.42.
[94] 《历史》，V.105。
[95] 在此之前（前420年），根据由克里昂建议而作出的决定，雅典人也屠杀了斯基奥涅的所有男人，把妇女和儿童变为奴隶。《历史》，V.32。
[96] 《历史》，I. 77。
[97] 参见Laurie M. Johnson Bagby, “The Use and Abuse of Thucydid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46; Nancy Kokaz, “Moderating Power: A Thucydidean Perspective,” p.43。
[98] 参见塔夫斯大学古典学网站注释www.perseus.tufts.edu。
[99] 《历史》，V. 111。
[100] 如W. Liebeschuetz,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Melian Dialogu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1968, p. 76; Daniel Garst, “Thucydides and Neorealism,” p. 16; Laurie M. Johnson Bagby, “The Use and Abuse of Thucydid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47; Paul R. Viotti and Mark V. Kaupp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 39。
[101] 《历史》，V. 90。
[102] 《历史》，V. 111。
[103] 《历史》，V. 90。
[104] 可以将米提列涅和米洛斯事件以及西西里远征与第一卷中的描述“在希腊人之间，通常只有边界冲突，没有以征服对方为宗旨的远征”（《历史》，I.15）相比较。
[105] 值得思考的是，行为主义代表人物阿尔克（Hayward R. Alker）却在对修昔底德的研究中，提倡具体分析，反对“非历史性的规律、归纳统计和数理演绎”。Hayward R. Alker, The Dialectical Logic of Thucydides’ Melian Dialogu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September 1988, pp.805-820.
[106] 参见Hayward R. Alker, “The Dialectical Logic of Thucydides’ Melian Dialogue,” p. 816; Daniel Garst, “Thucydides and Neorealism,” p. 5。哈利（Louis J. Halle）还将《历史》与莎士比亚《麦克白斯》相比较，参见Louis J. Halle, Civilization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5, Appendix.
[107] 《历史》，I.22。
[108] 因此本文中可以简称为《历史》，这也是著作真正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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