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傅斯年的国际时评(20030720)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1:11:15 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网 陈德正 参加讨论
| 摘要：傅斯年先生十分注重对重大国际问题的探讨，在民国时期的报章杂志发表了许多国际时事评论。他撰著的国际时评具有搜罗宏富、视野开阔、谨严求实、爱国主义色彩浓厚、追根溯源，分析判断准确等鲜明特点。傅斯年对国际问题研究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他研究国际问题的方法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关键词：傅斯年、民国时期、国际时事、评论 现代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傅斯年（1896-1950年）在致力于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研讨。了解傅斯年在这方面的有关著述，既有助于我们对其整个思想体系的全面认识，也可从中透视民国时期国内知识界对国际时事的一般看法。 傅斯年对重大国际问题的评介，始于20世纪初，30年代达到高峰，直到去世前仍不稍懈,给后世留下了许多评析国际时事的论著。如：《朝鲜独立运动中之新教训》（载《新潮》1919年4月1日第一卷4号）、《法德问题一勺》（载《独立评论》1932年7月10日第8号）、《国联态度转变之推测》（载《独立评论》1933年2月16日第39号）、《今天和一九一四》（载《大公报》1934年2月18日）、《日俄冲突之可能》（载《独立评论》1934年9月2日第116号）、《一喜一惧的国际局面》（载《独立评论》1935年10月7日）、《国联之沦落和复兴》（载《独立评论》1936年5月10日第200号）、《国际组织与世界和平》（载《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月刊》）1936年5月15日第1卷第1期）、《欧洲两集团对峙之再起》（载《独立评论》1936年8月23日第215号）、《波兰外交方向之直角转变》载《中央日报》1938年11月29日）、《第二战场之前瞻》（载《大公报》1944年7月12日） 、《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载《大公报》1944年4月29日）、《论美苏对峙之基本性》（载《正论》新11号）、《评英国大选》（载《大公报》1945年7月30日）。上述论著均被收入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印行的《傅斯年全集》第5册。 傅斯年在其国际时评中，论述了重大战役、重要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和有关世界全局的关键性问题，评论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其中涉及1919年朝鲜“三一运动”、国际联盟、法德矛盾、二战前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日苏关系、苏美关系、第二战场的开辟等。这些国际时评虽受其阶级与历史条件的局限，有几多偏颇之处，但他写得既有深度，又生动活泼，向关心时局的中国人介绍了重大国际问题的来龙去脉，有助于人们对有关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下面仅就傅斯年国际时评的几个突出特点，略作归纳浅析。 一、搜罗宏富，视野开阔，谨严求实 循名责实，国际时事述评既需要叙述，又需要评析。傅斯年的这些文章，都是紧跟着发展未定的时事勿忙写就的。但在材料的搜集和对材料的分析两方面，都可见到作者的学力和识见。为撰写这些国际时评，傅斯年尽量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第一手材料，并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披阅了大量国内外新闻报章，从中寻觅有关国际形势演变的焦点。由于占有了丰富的资料，所以，傅斯年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国际时评中基本上抓住了当时最重大的国际问题。如20年代末的朝鲜“三一运动”、30年代的国联问题、列强争霸及欧亚战争策源地的形成、40年代前期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战后美苏关系等。在对国际重大问题进行分析时，傅斯年经常从世界形势的全局着手，而非局隅于一时一地。如在《法德问题一勺》一文中 ，他既注意到法德矛盾的历史渊源，又分析了英法之龃龉、德苏冲突之暗流及法德矛盾在东亚的影响；在《日俄冲突之可能》一文中，除分析苏、日各自国内形势外，还谈及两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苏联的外交形势已初步打开局面，日见好转，对英对美关系皆走入正轨；而日本的对华关系、对英关系、对美关系都陷入僵局。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日苏矛盾日益尖锐，难以调和，日本很可能走上军事冒险的道路。这样，由于作者把法德关系、日苏关系置于广阔的国际背景下进行考察评析，所以得出的结论也就较接近实际而具有说服力。自15世纪末新航路开通以来，世界各地区之间发生了普遍的联系，世界已联成一个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必然影响到世界全局。只有将局部问题置于世界形势的大背景下加以宏观考察，才能洞悉问题的事实真相。傅斯年的国际述评是具有这种世界的眼光和普遍联系的观点的。 在纵笔分析和判断问题时，傅斯年力求做到证据充分，不说过头的话；有多少根据说多少话，根据不足或是缺乏根据便不下断语。在《法德问题一勺》文末附记中，傅斯年诚恳地写道：“我有5年不大看欧洲的日报了，这篇文章所以只能讨论其历史背景，谈不出洛桑会议的详细问题来，这是很抱歉的。”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傅斯年这种谨严求实的治学态度，贯穿于他的时事评论文章中，这是与他的史学主张相一致的，也是值得后人学习和效仿的。 二、浓厚的爱国主义色彩 傅斯年在剖析重大国际问题时，总是与国内争取民主、坚持抗日的斗争密切相呼应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国，研究世界就是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国。傅斯年的多篇国际时事述评文章的主旨在激励国人奋起抗日，重振民族精神。浓烈的爱国主义感情跃然纸上，溢于言表，至今读来仍使人感奋不已。 1919年3月1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影响下，朝鲜爆发了反抗日本殖民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人民起义。事情过后不到一个月，傅斯年即在《新潮》杂志上发表了《朝鲜独立运动中之新教训》一文，概括了朝鲜“三一运动”的特点。针对北洋政府的软弱无能和部分国人民民自尊心、自信心的沉沦与不足，傅斯年引朝鲜人的精神为借鉴，激昂地写道：“只要大众愿意的事体、大众希望的事体，没有不可能，没有力量不够的可虑。最后的成功，虽然有迟早的问题，终没有否定的问题。中国此刻最可虑的现象，就是社会上一般人，对于改革事业总是虑到不可能。——这是中国人万劫不复的命运定案。大家既不去做，如何可能？大家既是做去，如何不可能？看了朝鲜人的坚固毅力，我们不真要惭到无以自容的地步了。朝鲜人的这种精神就是朝鲜人最后胜利的预告！”⑵作者还对朝鲜的独立精神做了高度评价：“朝鲜的独立未成，这精神自必继续下去；这精神由现在看起来，好像愚不可及，然而顺着这世界的潮流，必得最后胜利的。我们应当高呼：‘朝鲜独立运动是精神万岁’！”⑶傅斯年的介绍和呼吁给中国人这样的启示：朝鲜国破家亡已达10年之久，犹能举族奋起，即使赤手空拳也勇敢地与日帝进行殊死搏斗。而中国尚未灭亡，为何不能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呢？傅斯年的这篇文章客观上为稍后发生的“五•四”爱国运动做了舆论准备。 1936年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的前夕，傅斯年撰写了《国联态度转变之推测》，评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他批评了一些人存在的过分依赖国际联盟、坐等国联谴责侵略者的思想，指出：“我们不做我们应做的工作，而责备别人奈何不进一步，天下岂有此理？”⑷傅斯年呼吁国人应行动起来，依靠自身力量奋击侵略者：“不抵抗没有结果，小抵抗有小结果，大抵抗有大结果。”⑸“既要抵抗，又要抵抗得好，否则昔日醉生梦死之无抵抗，今日醉生梦死之抵抗，其无济而有害于国家大事、国民荣誉是一样的！”⑹在另一篇述评中，他则以欧洲史为鉴，激励中国人振奋民族精神：“十九世纪欧洲之大进步，正靠其民族主义，中国此时尤非民族主义不足以锻炼国民。”⑺在其他有关文章中，傅斯年也十分注意探讨国际问题同国内抗战形势的内在联系，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或冷嘲热讽。如在《日俄冲之可能》一文中，他借介绍苏联针对日本侵略的强硬态度，讥讽了国民党政府软弱的对日妥协投降政策。傅斯年写道：苏联红军“一旦受迫害，平日是有严整的军事及政治训练之部队，又不曾学习过‘无抵抗主义’，也不会‘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势必出于应战。到那时节，苏联不是‘酷爱和平’的中国能一朝撤防一千里的，一切也就不由自主了。”⑻在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独裁专制统治下，敢于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表达自己对政府对外政策的不满，没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做不到的。 总之，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国内形势下，在抗日战争前及抗战进行过程中，傅斯年表达了坚决抗战的立场并以各种方式激励人民树立起抗战必胜的信心，对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进行了激烈批评。这都充分表现了傅斯年作为一名爱国主义者所具有的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热情。 三、追根溯源，求本寻根 作为一位史学家，傅斯年在国际时评中，非常注重对现实问题追根溯源，以寻找其赖以发生的历史因素。 法德矛盾是近现代欧洲主要矛盾之一。傅斯年曾多次谈及这一矛盾的历史根源。他在《法德问题一勺》一文中指出，法国和德国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战争，双方结怨极深。傅斯年认为，“若从政治的意义以看民族，则法承罗马之统，德接日耳曼帝国之绪，是皎然明白的。”⑼罗马与日耳曼在古代是对立的两民族，迨至中世纪，罗马长期统治的高卢地区形成法兰西国家，日耳曼地区则形成德意志国家。以后两国经常进行争霸混战，导致欧洲时局的动荡不安。普法战争即是突出一例。“从普法战争结束时起，六十多年来，法国人一直生存在畏惧德国人的心绪中。”⑽这一语道破了两国矛盾的历史根源，颇有见地也符合实际。法德矛盾确有历史的恩怨，普法战争失败的阴影长期笼罩在法国人的心理意识中，对德国的崛起一直心存戒惧。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法国欲致德国于死地而后快，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矛盾。 在分析美国战前的亚洲政策时，傅斯年指出：“美国一向对远东的兴趣比欧洲为多，对欧洲则专做‘不过问’的宣言，对东亚则从头方针一贯，从他打破日本关门起，合并檀香山群岛，合并菲律宾群岛，宣布中国领土保全，门户开放，调停日俄战，开华府会议……。”⑾从而追寻出美国重亚轻欧政策的历史渊源。在《美苏对峙之基本性》一文中，傅斯年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过程中及稍后苏联巧取豪夺邻国领土的历史根源：其一，“俄罗斯对于欧洲文明的威胁，正和历史上野蛮民族威胁罗马帝国一样，地理同，性质也有不少相同之处”；其二，“东罗马的影响”。“俄罗斯在宗教上、文化上最早得之于东罗马”；其三，“蒙古的影响”。“在俄国，蒙古统治过200年”，俄罗斯国家的创始者莫斯科大公“受钦察汗的‘政治教育’不少年代”，深受蒙古人游牧扩张倾向的影响。傅斯年指出，“一个国若和一个人一样，有下意识的话，这样的历史形成，便是他的下意识。”⑿ 傅斯年对国际问题的历史原因的探寻，虽然有失之于偏颇乃至牵强附会之处，但这种从历史源流中研究国际问题的方法则是可取的。 四、实事求是的分析，准确的预见与判断 国际时事述评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事态的发展及其前景做出合乎逻辑的预测和比较准确的判断。傅斯年的国际时评不仅注重对问题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而且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和判断。兹举以下三例。 20世纪30年代，英、法、德关系是欧洲的焦点问题。尤其在30年代前期，三国关系更是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竭力追求欧洲霸权，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国。为此组织了所谓“小协约”，从而引起了英国的戒惧，于是导致了英法关系的疏远和紧张。至30年代初期，法国仍迷恋欧洲霸权，使英法矛盾一度上升为主要矛盾。刚刚崛起的希特勒第三帝国则对英法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而英法的矛盾在客观上有利于这种威胁力量的增长。傅斯年在《国联之沦落和复兴》一文中，全面分析了当时的三国关系。他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在欧洲大陆政策上携手”，为大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⒀“欧战以后，英法渐离”，英国“亲德趋势愈演愈显，成就了希特勒不当有的成功”。⒁“英法合作无诚意，双方敷衍，英法绝难得到安心的合作，其效果只是为墨索里尼、希特勒制造机会而己。”⒂这种趋势如何发展呢？傅斯年认为，英国如为环境所迫，会同法国合作，形成军事同盟的。“这是不得已的一条路程”，“英国算起总帐来，恐怕终究是不得已与法国彻底合作”。⒃傅斯年的分析颇中鹄的。尽管英法在30年代初矛盾重得，但迨至30年代末，它们还是本着根本利害和共同利益，走上了联盟反法西斯的道路。傅斯年对此所作的预见，是相当准确的。 日苏矛盾也是当时中国人所关注的国际问题之一。1934年，日苏中东铁路⒄谈判破裂，日本大批逮捕苏联在中国东北铁路工作的职员，两国关系趋于紧张。事态下一步如何发展当然是人们所密切关注的。傅斯年在1934年9月撰写了《日俄冲突之可能》一文，分析了当时的日苏关系。他断言，“日苏冲突可能扩大”，如果发生战争，“我以为日本虽可小胜于前，还当终败于后”。⒅其预言双方冲突扩大的根据是：日本在中国东北已站稳脚跟，攻苏无后顾之忧；苏联国际地位日趋上升，对日本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是严重障碍，苏联一向持强硬的外交路线，不能容忍日本的挑衅行径；日本国内法西斯军阀势力气焰嚣张，可能促使政府走上对苏军事冒险道路。⒆果然，几年之后，1938年7月-8月，日苏在中朝苏边境交界处的张鼓峰发生武装冲突，次年5月-9月又发生了规模更大的诺门坎事件，两次武装冲突皆以苏联的胜利告终，日本则付出了伤亡数万人的惨重代价。在日苏矛盾初露端倪的1934年，傅斯年就能作出如此准确的分析判断，这充分显示了他具有卓尔不凡的逻辑判断能力。 在1944年7月撰写的《第二战场之前瞻》一文中，傅斯年分析并预测了欧洲第二战场开辟的的发展进程。他认为，“第二战场的进展大致可分四段：①登陆；②扩充混合为大战线；③决战；④德虏无条件投降。”⒇在盟军登陆前，傅斯年即断言“非在英国南部海岸对面的地方（诺曼底）不可，却不可能在海峡最窄处”。（21）其理由是，诺曼底一带“德虏的远程炮既接近不着，制海权又全在盟军手中，即使德国潜水艇也毫无作用”。在此登陆可将损失减至最低度，傅斯年预言登陆后应扩大战在此登陆可将损失减至最低度。（22）傅斯年预言登陆之后应扩大战场，使之能容纳大军团作战，即“必须解放法国，这是因为战略上有此必要”，“凡以为登陆之后不大扩充地盘便进行决战者，诚皮相之言也”。（23）傅斯年预言的第三步是决战，决战的地点当在法国北部，“那个古原古道古战场就是法国北部，比利时中部，由巴黎至阿登的一条路”。“这个决战必是一个空前伟大的决战”。（24）此后，“德虏必在迅速败退中”，盟军则渡过莱茵河，占领鲁尔区，“用不着打到柏林”，“德国便完了”。（25）傅斯年认为，登陆以后，“进展必然节节胜利，而且每段胜利必付出重大代价。其所以必然节节胜利者，以实力优越之故；其所以必付重大代价者，以在这些地方打仗，在德虏是拿手好戏。”（26）后来第二战场的进程诚如作者所言，先登陆，后解放法国，扩大战场，继之在阿登地区，盟军同德军展开空前大决战。最后则越过莱茵河，攻入德国腹地，占领鲁尔、阿尔萨斯、洛林等重要工业城市，摧毁其经济基础。加之苏军开辟东线战场，最后迫其投降。真可谓节节胜利，然而损失也非常巨大。盟军从诺曼底登陆到德国投降，阵亡186900人，负伤545700人，失踪109600人。（27）上述一切几乎全被傅斯年所言中，无怪乎他被时人誉为最懂军事的两个书生之一（另一个是《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28） 傅斯年之所以能较准确地预见出上述重大国际时事的发展前景和结果，关键在于他详细占有了材料，在于他渊博的学识，对问题的敏锐观察力以及他对世界各国历史和现状的深刻理解。 傅斯年所处的时代已过去六七十年了，国际局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但作者的国际时事述评今天读来仍能感受到当时的浓厚时代气息。傅斯年对国际问题研究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他研究国际问题的方法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研讨和学习。 当然，傅斯年的国际时评也存在某些缺陷和不足。如忽视人民群众在国际时局演变过程中的作用；夸大少数西方大国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轻贬广大弱小国家和前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作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结论因条件的局限而带有一定的片面性等。这些也是应予指出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