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时代的伦理观（下）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11:11:22 作者赐稿 祝宏俊 参加讨论
 三 荷马时代推动伦理道德发挥效用的不是外在的权威组织，而是个体的特殊心理机制——荣辱观。他们把实现善、履行义务视为莫大的荣誉，否则则视之为耻辱，荣誉是指人们履行了社会义务而得到的社会的肯定的赞扬、敬重和奖励，并由此产生的个人的尊严感和自豪感，社会义务与正义、善、角色的同一使人生浓缩为单一的行动，履行义务、成就荣誉成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人所获得的一切的表现为荣誉，战利品、特权地位、公共权力、土地和其他物质财富等都是荣誉的象征，1一切社会资源都在荣誉中存在，荣誉成为人生的第一追求。如阿伽门农与阿基琉斯之间那场几乎毁灭了整个希腊军队的争执，其原因竟在于个人的荣誉，阿伽门农认为阿基琉斯鼓动军队要求他归还布律塞斯之女侵犯了自己的荣誉，而阿基琉斯也认为阿伽门农抢走布律塞伊斯侵犯自己的荣誉。荷马时代的希腊人把荣誉视为天赋人权，生命之本义，阿基琉斯在女奴剥夺之后悲愤地说：“母亲啊，你既然生下我这个短命的儿子，奥林波斯的大神、在天空鸣雷的宙斯就该赐我荣誉。”2 于是，荷马时代希腊人的理想生活就是通过不断的行动无限追求荣誉。古代希腊有一个重要的伦理学词汇aretē，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它积淀了多重含义，如美德（virtue）、技巧（skill）、勇敢（valour）、高贵（nobility）、自豪（pride），3但“在《荷马史诗》中，被用于表示任何一种卓越”，4这一含义揭示荷马时代道德行为追求极端、追求终点的辉煌与精彩的特点。阿基琉斯的父亲在儿子临出征前嘱咐他“作战永远勇敢，超越其他将士”，5希波洛科斯在儿子上前线临别之际则这样告诫儿子“要永远成为世上最勇敢最杰出的人”。6整部《荷马史诗》都在提倡、歌颂节制，这恰恰反映现实道德生活中人们爱走极端。《史诗》描写阿基琉斯听到密友死亡的消息后“两手抓起发黑的泥土，撒到自己的头上”，7普里阿摩斯听到赫克托尔的噩耗后“悲惨地痛哭”，“趴在污泥里向大家急切的恳求”，8阿基琉斯回忆密友时哭泣难眠，“时而侧卧，时而仰卧，时而俯伏，” 最后他索性爬起来“去到海边，在那里徘徊，心神意乱”9柏拉图指责荷马笔下的英雄缺乏节制，“为了一点小事就怨天尤人，哀痛呻吟”。10其实这种酣畅淋漓的感情宣泄正是荷马时代aretē的内在要求。史诗中对残酷的战争情景的描写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处，战场上人头遍地、鲜血飞溅、尸陈荒野，一个个像吃人魔王心狠手辣、杀人如麻，获胜者必得带回尸体或人头，至少也要失败者的盔甲，作为炫耀战绩、显示勇敢、获取荣誉的凭证，于是我们看到一幕幕为夺取尸体而激战的场景，为剥夺盔甲而牺牲的悲剧。荷马时代的道德行为充满激情，人似乎成了行动偏执狂。以致数百年后，亚里斯多德仍认为富有激情乃是希腊人的一大特点。11 人生成了一场荣誉追逐赛，每个人都在为成就荣誉进行着持续的竞争，每一个生活侧面都是搏取荣誉的竞技场，而战场、会场、赛场则是人们获取荣誉的最佳场所。战场无疑是最主要的获取荣誉的空间，宙斯就这样责备雅典娜和赫拉“你们总是不倦地在使人获荣誉的战斗中毁灭特洛亚人，对他们怀有怨恨。”12同样，政治集会也是获得荣誉的竞技场，在大会上能提出良好的建设，发表精彩的演讲，同样可为自己赢得荣誉，福尼克斯在劝说阿基琉斯时指出大会也可使人成名。1这种大会向所有的人（当然主要是贵族）开放，在阿伽门农向阿基琉斯伸出橄榄枝前夕，涅斯特尔就建议他召集会议，“谁想出最好的劝告，你（指阿伽门农）就吸收听取”。2贵族往往因其良好的建议获得富有“智慧”的美誉，阿伽门农、阿基琉斯、奥德修斯、涅斯特尔都是能言善辩之属，奥德修斯更是以“机敏”、“狡猾”、“智慧”著称。赛场同样能给予胜利者以极大的荣誉，在荷马时代，竞赛几乎充斥生活的每一角落，葬礼、宴会、求婚、结婚、战争空隙都要举行比赛，而且越是重大时刻比赛规模也就越大。帕特罗克洛斯是阿基琉斯的密友，阿基琉斯就在他的葬礼上举行大型赛会，史诗对此不惜笔墨大加描述，在这种同胞间的和平竞赛中，双方各施计谋、毫不相让，几乎是剑拔弩张，安提洛科斯为夺取好名次，不顾别人安危强行超车，引起墨涅拉奥斯强烈不满，而当阿基琉斯要把本应属于他的二等奖授予他人时，安提洛科斯更是勃然大怒。战场、赛场、会场构成了贵族人生三大竞技场，三大荣誉诞生地。 获取荣誉者自豪，未获荣誉者则觉得耻辱。对恶的惩罚不是通过外在的力量，而是个人内心的耻辱感所产生的内疚与自责来自我纠正。阿基琉斯如此回避战争，使希腊联军几乎全军覆没，竟没有受到军法处罚，众将领只能批评指责，等待他的醒悟。希腊将领阵前动员也只是诉诸荣誉感、羞耻心，埃阿斯在动员众将时说“让心灵充满惭愧和羞耻吧”，3他还说：“朋友们，要作男子汉，心中要有耻辱感，激烈战斗时你们互相要有耻辱感”，4在指责别人时最常用的词就是“可耻”。所以有人说希腊的文化是一个耻感（荣誉感）文化，而不是一个罪感文化，这种文化重视的是行为的过程与结果，而不是行为的意图。 四 荷马时代缺乏对实践行为本身的道德关怀，道德规范没有设置善的行为的限域， aretē被用于指任何一种agathos。由于“责任是一个在社会性意义上被规定、被确立起来的概念”，个人“要想给这种责任附加某些源自心理因果性说明的条件，几不可能，也无必要”，5履行社会义务的行为失去了任何制约，人们不知道行为的终点在哪里，一味地放任自己，于是我们在特洛亚前线看到一个个激情四溢、性格暴烈、不知节制的英雄，只有在故事的结尾、经受了血淋淋的教训之后才认识到节制的价值，阿基琉斯要普里阿摩斯“不要在我悲伤时惹我生气，免得我在屋里不饶你”， 6这标志着荷马时代末期希腊人对节制的朦胧意识。在《奥德赛》中我们看到的奥德修斯的行动多了一份思考，一份对激情的控制。诗人在《伊利亚特》中提倡的节制已落实到奥德修斯的行动中，《奥德赛》反映了英雄时代结束之后行为模式，《伊利亚特》才真实反映了荷马时代人们无节制的行为。 实践行为本身缺乏制约使荷马时代的道德生活陷入困境，它使不道德打着“道德”的旗号四处泛滥。为了获得荣誉，人们用尽计谋、倾尽全力，最终收获的并不全是荣誉。阿基琉斯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愤而退出战争，而且无视阿伽门农的忏悔、众多将领的恳求拒绝出战，阿基琉斯也因此遭到众人的指责；安提洛科斯在帕特罗克洛斯葬礼的赛会上，利用墨涅拉奥斯在窄道求稳慢速行使的时刻，冒着与其相撞、车毁人亡的危险，强行超车，由此遭到墨涅拉奥斯的责备，几乎被剥夺名次；奥德修斯太多的计谋也使自己落得“狡猾”的恶名；史诗中的英雄虽说勇敢可嘉，但他们杀人如麻、嗜血成性也把他们残暴的一面暴露无遗。这种困境的终点是罪恶、耻辱，麦金太尔说“在荷马那里，死亡纯粹是一种罪恶”，1而希腊英雄们往往将生命与荣誉相对立、视荣誉重于生命，人们付出巨大的劳动，得到的最大“荣誉”竟是死亡，这也许就是希腊悲剧产生的伦理基础。希腊英雄们对生命与荣誉的对立无可奈何，对生命的毁灭无动于衷，奥德修斯在返家途中，面对重重险阻，他感叹这样死去毫无名声，不如战死在特洛伊前线，还可为自己搏得“美名传儿孙”。2埃阿斯在阿基琉斯葬礼的赛会上，为争夺死者的盔甲与奥德修斯全力相争，竟因失败自杀身亡，直到地狱仍耿耿于怀。面对这种困境荷马时代的希腊人束手无策，阿基琉斯对自己的两种命运清清楚楚：或者留在特洛亚城外作战，丧失回家的机会，但名声将不朽，或者回到家乡，性命长久，却会失去美好的名声，3但他却无法摆脱荣誉的羁绊，坚守在特洛亚城外，直至命丧黄泉；萨尔佩冬对性命与荣誉不能两全的困境也很清楚，他对对手说“你一定会败在我的枪下，赠我以荣誉，性命却去到闻名的哈得斯”4，又对战友格劳科斯说“让我们上前吧，或是我们给别人荣誉，或是别人把它给我们”。5柏拉图指责诗人渲染死亡的恐惧，其实不然，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对死亡的冷漠与坦然接受。6 这种困境其实是现实生活的悲剧在伦理世界中的反映。荷马时代是希腊历史上的英雄时代，战争成为人们一夜致富的主要途径，全社会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战争的漩涡。在急剧动荡的社会中生命变得非常脆弱，死亡像幽灵来去无踪，谁也无法操纵、把握，即使神也不能例外，忒提斯明知自己的儿子将早死却也无可奈何，宙斯在看到赫克托尔、萨尔佩冬即将死去时却无能为力，只能听任他们死于捉摸不定的命运（moria）。7当时的希腊社会笼罩着一股悲观宿命的思想，萨尔佩冬对格劳科斯说：“朋友啊，倘若我们躲过了这场战斗，便可长生不死，还可永葆青春，那我自己也不会置身前列厮杀，也不会派你投入能给人荣誉的战争；但现在死亡的巨大力量无处不在，谁也躲不开它”。这种对生命的绝望把人们的追求引向更为恒久的名声，与其窝窝囊囊地生，不如轰轰烈烈地死，萨尔佩冬接着说“那就让我们上前吧”。8这也正是奥德修斯感慨不如早死的思想根源。 氏族内部尚存的同质性强化了这一理念。荷马时代处于国家产生的前夜，氏族内部的分化还不明显，社会成员简单地分为贵族与普通氏族成员，两者之间还有一定的共同语言和共同利益，贵族还没有完全脱离劳动生产，奥德修斯自诩擅长割草、养牛、耕地，9贵族醉心的战争对普通成员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它可以打退猛兽和外敌的威胁，创造安宁的生存环境，更何况有些普通氏族成员也希望通过战争一夜暴富；集体的力量对个人还有意义，特别是战争迫使个人只有融入集体，借助于集体的力量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个人与集体在共同的危机面前和谐起来。社会给予那些献身于集体事业（主要是战争） 的“英雄”以丰厚的回报，他们生时可以分得丰厚的战利品（或奖品），被尊为“士兵的牧者”、“巴赛琉斯”，死后被置于神的行列加以崇拜。古代希腊几乎家家户户都设有神坛，供奉对本族的延续、繁荣作出贡献的先祖。个人也在集体中延长自己的生命，因而荣誉与生命在深层次上并不矛盾，相反是一致的。正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同一使得个人在赢得社会赞赏的同时实现了自己的特殊利益，现实恶劣的生存环境与实现自我的内在需要促使人们将荣誉作为人生第一追求。 荷马时代简单的社会结构、形象化思维形式将伦理道德挤压在狭小的空间中，后世若干矛盾的道德概念在这里浓缩成一体，复杂的道德生活变得简单明了，“终极的伦理框架是生活的规则，而不是空洞的义务的规定”。1人们履行社会义务时的激情奔放与对荣誉的执著深深融入了希腊城邦生活之中，成为城邦战胜困难、创造奇迹的精神力量。李奥尼达坚守温泉关的精神支柱也是荣誉，希罗多德这样记述他当时的心境，“如果他留在那里的话，他便可以将大名留传于后世，而且斯巴达的繁荣幸福便也不致被抹杀了”。2人们对荣誉的执著进而引申为对作为荣誉象征的财产、权力的神圣感，这为奴隶制民主政治和希腊早期较为彻底的私有制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基础。 （作者：祝宏俊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在职博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