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片放逐制刍议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11:11:38 未知 崔丽娜 参加讨论
 [摘 要] 本文主要对陶片放逐制的创立、程序及其发展过程进行了浅显的分析，本文认为：克里斯蒂尼创立陶片放逐制的目的是将其作为保护民主制的工具；它的运作程序处处体现出民主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陶片放逐制发生异化，个人操纵的痕迹越来越明显，制度本身的民主精神遭到践踏，致使雅典人不再使用这一制度。 [关键词] 陶片放逐制 陶片放逐制是雅典民主政体架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雅典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本文拟就这一制度的兴衰、内容、程序、影响及利弊等进行简要分析。 一、陶片放逐制的设立 众所周知，陶片放逐制是公元前6世纪末克里斯蒂尼改革的重要成果。[1](22.1)与其他改革措施相比，陶片放逐制更富独创性，因为不论是重新划分部落，还是增加议事会人数，都是在原有基础上对制度加以革新，使其便于体现民主和公平，而陶片放逐作为一种制度在雅典却是个新鲜事物，是当时政治斗争需要的产物。僭主制被推翻后，雅典陷入了激烈的党争，一方是克里斯蒂尼，另一方是僭主的朋友伊萨哥拉斯，双方的斗争甚至引来了斯巴达的干预。克里斯蒂尼转而依靠民众，终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并且实行了改革。[2](20-21)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克里斯蒂尼创立陶片放逐制的本意是防止僭主制复辟，特别是避免此前的僭主庇西斯特拉图的亲信由于权力太大自立为僭主。[3](22..3-4)作为雅典民主政治的缔造者，克里斯蒂尼自然希望改革所确立的民主秩序能够长期保留，但不论是庇西斯特拉图自立为僭主，还是他本人与伊萨哥拉斯的斗争都为他创立陶片放逐制提供了灵感：僭主制可能使改革成果毁于一旦，贵族间的斗争同样能威胁到民主制的生存，特别是僭主制复辟，在当时仍是民主制面临的首要危险。虽然僭主被驱逐，但城邦中很可能还有僭主的支持者，他们随时可能伺机反扑。因此，需要有制度化的措施对这些因素加以防范，以保卫他的民主改革成果。由此我们可以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进行一下引申，防止僭主复辟自然是克里斯蒂尼创立陶片放逐制的目的所在，然而归根结蒂，他是想把陶片放逐制作为保护新生民主政治的武器。 但是，陶片放逐这把保卫民主政治的利剑却在剑鞘中搁置了二十年之久，直到公元前488年，雅典才第一次行使放逐，这一年他们放逐了僭主的亲戚西帕耳库斯。对此，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是民主制的宽容使雅典人一直未行使放逐。[4](22.4)现代的学者试图寻找更合理的解释，比如斯坦敦认为，克里斯蒂尼原本希望将伊萨哥拉斯放逐，但他已事先逃逸，所以再冒险实行放逐已没有意义。另外也可能因为放逐会议虽然召开却不足法定人数，致使放逐没有成功实行。[5](p175)实际上，如此长的时间间隔恰恰证明陶片放逐制已经在无形中对城邦内的僭主势力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城邦的政局比较稳定。如果僭主势力活动猖獗，公民不可能将陶片放逐这个有力武器弃之不用，而任其发展。到公元前490年，形势发生了变化，雅典面临波斯强敌入侵，同时被逐僭主西庇阿斯想借波斯的帮助返回雅典。在马拉松战役中，雅典人怀疑城邦中有人与西庇阿斯保持联络，[6](6.121)形势危急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起用陶片放逐制驱逐僭主的党羽，避免他们内外勾结，由此放逐制才开始正式履行防止僭主复辟的任务。有些学者认为二十年的间隔难以解释，所以宁愿相信这项制度是西帕耳库斯放逐前不久才制定的，[7](p159-166)但这种观点无疑否定了克里斯蒂尼的创立者身份，似乎站不住脚。 二、陶片放逐制的程序 为了使陶片放逐制有效地履行保护民主政治的任务，克里斯蒂尼为其设计了一套复杂、严密的程序：在每年六月，五百人议会向公民大会提出议案，要求公民大会决定该年是否实行陶片放逐。[8](43.5)公民大会对此举手表决，如果大多数人表示赞成，即定下开会日期（通常在八月的某一天），地点在阿哥拉。但会议的召开并不意味着一定有人被放逐，因为雅典规定会议须达到六千人的法定人数。[9](7.6)开会那天，阿哥拉中央用木板围出一个圆形场地，并留出十个入口，与雅典的十个部落相对应，以便同一部落的公民从同一入口进场，这样既能保证投票过程的井然有序，又能防止某些人重复投票。投票者在选票——陶罐碎片较为平坦处，刻上他认为应该被放逐者的名字，然后将写好的选票正面朝下，放入本部落的投票箱。整个投票过程由专人监督，投票完毕，执政官清点票数。如果选票总数未达到六千，这次投票宣告无效，放逐亦不能实行；如果超过六千，再按票上的名字将票分类，得票最多的人就是当年放逐的人选（不必超过半数），放逐期限为十年。放逐者无权为自己辩护，须在十天内处理好自己的事务，然后离开城邦。放逐期间，其公民权和财产权保留，回到城邦后自动恢复。[10](p177) 从这套程序可以发现，作为民主制的保护措施，陶片放逐制本身亦处处闪耀着民主精神。克里斯蒂尼将放逐权赋予公民，公民投票结果就是是否实行放逐及放逐谁的终极决定，这就为陶片放逐制注入了民主因素，并由此决定了它的民主性。对雅典公民而言，克里斯蒂尼又一次以制度化的方式将他们的权力确定下来，强化了他们在城邦中的政治地位。一人一票的平等投票方式使崇尚平等、自由的雅典公民感到了自己在城邦事务上的份量，并由此体验到作为城邦公民的自豪感。投票前，议会并不提出候选人名单，投票过程中，也不允许像平时公民大会那样进行辩论，而是实行秘密投票。这项规定显然是为了保证公平，但同时也给公民出了道难题，要求他们凭借自己对当时形势的理解做出判断。因此，陶片放逐制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为公民提供了一个参与政治的舞台，更重要的是它锻炼了公民的理性判断力。 陶片放逐制对参与投票的人数作了规定，即不能少于六千。由此不难看出，克里斯蒂尼力求通过各种手段使放逐趋于公正和民主。在决定诸如授予公民权，批准减刑或减免债务的申请，任命立法委员会等重大问题上，雅典都要求六千人的法定人数，[11](p87)大概他们认为这是能够代表整个公民集体的最小数目。实际上，对于六千票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如果达不到这个数目，投票无效，放逐自然也无法执行。在放逐制存在的90年间(508B.C.-417B.C.)，真正实行了不过十几次，这中间大概不能排除由于人数不足而使放逐无法实行的例子。对于放逐所要求的投票数目还有一种解释，认为只有六千票都投给一个人，放逐才能执行。[12](p327)这种解释是不足凭信的，因为普鲁塔克在《阿里斯泰德传》中清楚地描述了数票的两个步骤：第一步证实总数是否达到六千，第二步确定放逐人选，即其中得票最多者。[13](7.6)如果六千票是放逐一个人的最低票数，那么第一次数票就毫无意义了。另外，这个结论成立的前提是参加公民大会的人数要远远超过六千。根据修昔底德记载，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参加公民大会的人数通常不超过五千，[14](8.72)据此我们推测，由于地理和经济原因，即使在和平时期，参加者至多达到六千的法定人数，而不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公元前五世纪2000-3000是通常的到会人数。[15](p153,p78)可见，由六千票放逐一个人的论断不仅缺乏史料依据，在实际操作中也很难实现。 实行一次放逐要召开两次公民大会，这也符合民主原则，表现出创制者谨慎的一面。虽然在投票现场不允许讨论，但两次公民大会间隔的两个月时间却给公民提供了充分的思考空间。那些认为有必要同他人交换意见的公民完全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反复讨论、比较，从而做出较为公正的选择。从这个角度讲，现场不许辩论并不违背民主政治追求的公开性原则。创制者的用意在于使选举结果尽量公正，真正反映出群众的呼声，避免仓促决定造成的不良后果。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也会利用这两个月时间做出不够光明正大的事情，从而影响选举结果的公正。比如，考古学家发现的191个刻有铁米斯托克利名字的陶片经鉴定仅出自14人之手，[16](p170)表明这些票是铁米斯托克利的反对者事先作好的，准备分发给群众以增加放逐他的可能性，这种人实际上钻了民主的空子。 陶片放逐制规定一年至多放逐一人，这样既避免了多次放逐造成的人心惶惶、政局不稳的局面，也避免将城邦暴露于放逐群体的进攻中，从而有利于城邦的稳定和民主制的继续发展。被放逐者不能为自己辩护，只能无条件服从公民的决定，因为在民主制度下，公民的决定就是法律。放逐后，城邦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和财产权，其名誉也不会因放逐遭到损害。而在此之前，国内斗争的失败可能导致当事者财产被没收、公民权被剥夺，甚至遭到处决、株连整个家族等严重后果。比较而言，这项制度对放逐的人来说是相当温和的。另外，如果城邦需要，他们还可能提前被召回。阿里斯泰德、西蒙都因希波战争的需要在放逐期未满就回到城邦，重新担任将军，可见公民并未因他们曾遭放逐而抹杀他们的个人才能以及他们为城邦做出的贡献。普鲁塔克在《名人传》中几次强调放逐制的温和性，指出这一制度并不是对放逐者的卑劣行为给予的惩罚。[17](22..3,7..2) 三、陶片放逐制的异化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陶片放逐制的各个细节都体现出民主精神，足见创制者的苦心。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它却渐渐背离了克里斯蒂尼的初衷，其蕴涵的民主精神也遭到践踏。 自公元前488年第一次行使放逐到公元前486年，陶片放逐制连续放逐了几个僭主的党羽，可见雅典人希望消除僭主复辟危险的决心。[18](22.6)公元前483年，放逐制的对象发生了微妙变化，雅典人将一个与僭主无关而只是权势过大的人放逐，[19](22.7)这一事实表明僭主已不再是民主制的主要威胁，陶片放逐制开始背离打击僭主亲信党羽的主要目标，而将矛头指向城邦中有可能对民主制构成长期威胁的政治家。这种变化首先是由于连续几次放逐给僭主势力以沉重打击，加上民主制已渐渐深入人心，所以僭主复辟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其次，当时雅典面临波斯入侵，国内的派别之争不利于举国一致抵御强敌，所以雅典人将其中一派首领放逐，以此达到政见统一。这样，陶片放逐制就成为城邦和平解决贵族争端的一种手段。这可以说是克里斯蒂尼创立陶片放逐制第二个灵感的延伸：让民众介入贵族间的斗争，避免这种斗争发展为暴力冲突。此后，像阿里斯泰德、铁米斯托克利、西蒙这样赫赫有名的人物都遭到了放逐。[20](22.7,17.2)对他们个人而言，放逐本身也许有欠公允，但从国家的生存，民主制的发展来看，民众无疑做出了正确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陶片放逐制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防止个人专断独裁和由此引发的激烈政治革命，但也可能将最有德行、最有能力的人放逐。 在解决贵族争端的过程中，虽然放逐结果仍主要体现了公民意志，但某些权贵由于关系到自身利益，也渐渐插手其间，以种种方式影响投票结果, 从而达到放逐其政敌的目的。从这个角度讲，陶片放逐制逐渐具有了贵族打击异己的手段的性质。为了达到放逐阿里斯泰德的目的，铁米斯托克利在城邦中散布谣言，激起人民对他的忌妒，结果阿里斯泰德遭到放逐。厄非阿尔特和伯利克利一上台，就对西蒙的亲斯巴达、反民主政策进行攻击，致使西蒙被放逐。伯利克利执政后期，贵族派领袖大肆攻击伯利克利的政策,伯利克利凭借自己在城邦中的地位及对民众的影响力将其放逐。[21](14.2)这些事例表明，某些个人甚至具有了左右公民集体决定的力量，这是陶片放逐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消极因素，它不仅侵害了放逐制的公正，也影响到群众对这项制度的信任。 个人意志在陶片放逐制中的任意发挥，使陶片放逐制出现了滥用的趋势。公元前417年许佩玻洛斯的放逐证实了这一点。[22](7.3)当时亚西比德和尼西阿斯在城邦中同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他们彼此不和。人民准备利用放逐法放逐他们中间的一个，他们却在私底下联合起来，操纵了投票，结果出人意料，许佩玻洛斯成了二者的替罪羊。这人虽然道德败坏，还不足以对城邦构成威胁，因而也不必施以放逐。事情的结果表明，不仅陶片放逐制遭到了亵渎，就连群众的政治权力也被玩弄了，这对视政治权力为生命的雅典人而言无疑是最难以容忍的，因此这次放逐也就成了雅典历史上最后一次放逐，陶片放逐制的使命到此宣告结束。[23](7.4) 作为保护民主政治的工具，陶片放逐制在雅典民主制由发轫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初，它打击了僭主势力，消除了僭主复辟的危险，使雅典沿着克里斯蒂尼确定的民主方向前进，以后，通过放逐敌对贵族，它缓解了城邦的不稳定因素，减少了内战的危险，从而为民主制的发展扫请了许多障碍。而且，它的实施对城邦的其他政治家无疑也有一定威慑作用。英国史学家格罗特曾高度评价陶片放逐制，他认为如果没有这项制度，雅典民主制的其它各项制度都难以达到完善。[24](p321)这一评价道出了陶片放逐制的重要性。确实，在陶片放逐制存在的九十年间，雅典民主制的政体不仅未发生改变，而且一直沿着上行路线发展。但陶片放逐制发展后期，个人控制的痕迹越来越明显，制度本身的正义性受到侵蚀，这使公民非常不满。另外，多次实践证明，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贵族间的斗争，而且其对民主制的保护作用已日益微弱，所以，公元前417年后，虽未命令废除，雅典人却不在使用这项制度。 参考文献： [1] [2] [3] [4] [8] [18] [19] [20]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5] G.R.Stanton.Athenian Politics C.800-500BC[M].London : Routledge,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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