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宗临先生的世界古代史教学与研究（下）（20030908）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11:11:35 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网 陈德正 参加讨论
相对于希腊史,阎宗临对罗马史研究的贡献更为突出。他曾说：“我是爱读罗马史的,为此我曾到过罗马七次。” 阎宗临首先关注的是罗马何以从一个台伯河畔的小城邦发展成为庞大帝国。他通过分析罗马帝国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精神，解析了罗马成功的原因。“倘使我们分析罗马胜利的因素,我们首先发现是地理环境的赐予。既便吸收古代的文化，又易控制地中海。” 意大利半岛所处的位置“既便于吸收，又便于传播，形成欧洲文化的策源地。” “罗马的文化是意志的,一方面讲求实用,别一方面发明组织。而两者的目的,在树立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强大的国家。” “无论是早期平民与贵族的斗争,还是对外发动侵略,都是以国家为唯一的归宿。” “做一个好公民与好士兵,是罗马人最高的理想。罗马思想的中心就是国家”。 阎氏认为，讲求实用和国家至上、依法治国的文化精神促成了罗马帝国的形成：“国家是罗马人唯一的思想”，“人民以国家的福利为归依，这是罗马独特的精神”， “罗马的伟大，不在他的武力，而在他的法律”。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是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关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无论吉本或者蒙森，还是其他西方学者都只强调帝国统治集团的无能，基督教的影响，却低估了奴隶起义和蛮族入侵的重要作用，也忽视了匈奴西迁的重大事实。有鉴于此，阎宗临利用中国古籍中所见资料，撰成《匈奴西迁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一文，认为“汉朝防御匈奴的措施，影响至深，不能再被忽视”，着重强调了匈奴西迁对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影响，指出：“汉室与匈奴的长期斗争，使汉室执行“断匈奴右臂”的策略，匈奴中不愿放弃游牧生活者便向西迁移引起中亚的变化。更由中亚向西发展，使西罗马帝国灭亡，加速奴隶制度的崩溃，这是应该特别重视的。”在论文中，阎宗临还对匈奴西迁的具体路线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考证。阎氏这篇文章较之齐思和先生在文革后撰写的那篇相关文章，不仅在写作年代上要早于后者，就是在观点上也各有所长。 李维是罗马最富盛名的史学家之一。在战乱时期，阎宗临就注意到了李维的史学贡献。1944年，在未发表的《罗马史》中，阎氏就多次引用李维的著述并作了片断评论，认为他是“高傲的罗马史学家” ，其《罗马建城以来史》第一卷对研究王政时代历史有重要价值，“叙述较为完全，然以其生于奥古斯脱时代，许多地方有过度的夸张”。 此后他又发表《李维（Titus-Livius）史学研究》一文，根据近20种外文资料对这位西方古典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和贡献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论文共分六部分：时代特征；李维的史学思想；李维著述的目的；李维自成一家之言；李维写作史著的特点；李维的史学成就。阎氏把李维的史学著述置于罗马帝国初期这一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指出：“我们不能以现代史学观念，批评李维的著述，须要了解他的时代与环境，始能明白他的价值。罗马精神寄托在政治上，李维利用传述，表彰过去的史事，将历史变成一种教育的工具，深合时代的要求”，“而罗马史也从此有了定形”。阎氏在论文中不止一次地与其他学者论辩，他说：“现在研究李维者，只看他的史著是一种史料，那完全错误的，李维有他的历史观念，并非没有尽史家的职责”。对此，阎氏做了深刻的分析，指出“李维的历史观念，便在适用。他的罗马史缺点很多，没有严密的方法，常时夹着情感的冲动，可是他能握住史实的重心，用心理分析。使过去的史事，再现出来。他在叙言中说，倘使历史知识是有用的，便在静观过去壮丽的遗址，或者为自己，或者为国家，使众人有所法。”阎氏还把李维和其他罗马史学家进行了比较，指出他的研究超越前辈之处：“老加图著《述源》一书，教其明白罗马的伟大，萨鲁斯特的著述，在反抗贵族，赞扬平民；凯撒的《高卢战记》，那是一种自我的赞扬，而李维在使罗马整个复活，使每个罗马人得到一种政治教育，这与奥古斯都的政治理想非常契合的”。 这种高水平的专论西方史学史的学术论文在当时国内史学界是很少见的。 三四十年代，国内影响较大的罗马史著作主要是张乃燕的《罗马史》 和王文彝的《罗马兴亡史》 。前者是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张乃燕博士（理学）所著，分十章，以编年体叙述了古罗马从“罗马王国”（王政时代）、“罗马民国”（即共和国）到罗马帝国的发展历程；后者分传说、共和、帝国三个时期叙述了罗马的历史，并介绍了罗马政制、思想和法律对后世的影响。从行文和体例来看，两书均带有明显的编译性质。 阎宗临在四十年代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中于广西蒙山撰写了《罗马史》。较之上述著作，阎氏《罗马史》有其显著特点。一是在体例上有独到之处。全书分十九章： 第一章 罗马史的特点 第二章 意大利的地理与罗马史的关系 第三章 罗马史的开始 第四章 王政时代 第五章 罗马初史与外族关系 第六章 罗马古代的宗教 第七章 罗马的军队 第八章 两种动向 第九章 布尼战争 第十章 东方侵略与精神转变 第十一章 克拉古兄弟改革 第十二章 马留与苏拉 第十三章 贵族与恺撒 第十四章 安东与屋大维 第十五章 奥古斯脱时代 第十六章 帝国的功绩 第十七章 基督教的创立 第十八章 后期罗马帝国 第十九章 结论。 无论是张乃燕还是王文彝的罗马史，均以政体的演变为其编写线索。而阎氏《罗马史》则摈弃这种流行的体例，以专题结合编年的形式论述罗马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人物，使读者既能从宏观上把握古罗马的历史进程，又可在微观上认识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在罗马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其次，行文简洁、信息量大、覆盖面极广。这部《罗马史》文风凝练明快，言简意赅，论述精辟透彻，含金量极高，虽仅约5万字，但却论及罗马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既有宏观的综合比较，又有微观的具体分析。第三，史料丰富。张著《罗马史》所参考的著作主要是贝尔罕的《罗马史大纲》、波次福特的《罗马史》、约翰斯顿的《罗马人之私人生活》、迈尔士的《世界史》、阿希来的《欧洲古代文化史》以及伍光建的《西史纪要》。 王著《罗马兴亡史》参考的主要是吉本、蒙森、罗斯托夫采夫的著作。而阎氏《罗马史》除在行文中大量引用李维、塔西佗、普鲁塔克、萨鲁斯特、波利比阿等古典作家著作外，还参考了从19世纪30年代到1934年出版的近20种西方学者的罗马史专著，其中既有英文著作，也有法文著作，如罗斯托夫采夫的《古代世界－罗马史》、蒙森的《罗马史》、皮卡雷斯特的《罗马史论文集》（法文）和《罗马征服》（法文）、霍姆的《意大利起源与罗马帝国》（法文）、查科特的《罗马世界》（法文）、卡犹的《罗马帝国编年史》、戈利埃的《罗马的起源》、蒙田的《罗马帝国兴亡史》（法文，1934年出版）。 这在兵荒马乱的四十年代是非常难得的，使其在史料上远远超出了同类著作，增强了该书的学术价值。第四，刻画人物生动形象，入木三分。年轻时，阎宗临就爱好文学写作，曾出版过小说，有良好的文学基础，加之他对古罗马史料、史实的谙熟。因此，他的《罗马史》文笔优美，尤其是对历史人物的描写入木三分，常给读者深刻印象。如描写恺撒“意志很坚强，判断很敏捷，精于组织，有时不择手段，从不肯徘徊与犹疑”； 安东尼“是一个勇敢而粗野的武人，善用手腕，随便，落落不羁”，而屋大维“长得很低，多病又胆怯，怕雷声与夜间的树影。外形虽如此，而内心却有勇气，很冷静，贪荣誉，竟至讲目的而不择手段。” 第五，阎氏《罗马史》注意到了其他同类著作所未予关注的问题，基本上站到了国内罗马史学术前沿。如罗马军队对传播罗马文化的作用，阎宗临指出：“罗马军队与罗马文化的传播，关系甚为重要。他们驻扎一地，为时甚久，如驻苏格兰的罗马军队，常在两世纪以上。退位军人，不肯他移，与士兵驻扎在一起，协助军队，教化土人。而罗马的风俗，法律、建筑等都传播开了。” 再如关于罗马初期的居民成分，阎宗临利用熟谙拉丁语的优势，从语言学的层面进行考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关于苏拉的历史地位，阎宗临认为他推动了罗马从共和向帝制过渡的历史进程，指出：“这是新时代的人物，启恺撒与奥古斯脱的先声。” 这种观点直到最近才被重新提出。 拉丁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往往被忽视，阎氏《罗马史》的第五章专门论述了罗马初史时期拉丁族与萨宾人、萨莫奈人和希腊人的关系，他指出：“罗马初史至为复杂，须从与其他民族关系上研究，始可有较正确的概念。” 第六，与其他国内罗马史研究者不同，阎宗临对罗马历史的解释是文化的方法，也是多元的方法，即从历史、地理、人种、社会、文化、宗教诸因素上综合分析，以阐明罗马历史的发展演变。《罗马史》就列专门章节论述宗教对罗马历史的影响（第六章罗马古代的宗教和第十七章基督教的创立）、意大利地理环境与罗马历史的关系（第二章）、罗马征服后的精神转变（第十章）。在行文中，阎宗临也多次强调罗马文化精神对罗马历史发展的作用。“精神”和“文化”是阎氏著作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概念。正因阎氏《罗马史》具有上述特点，所以，至今读来仍使人感觉到其特色和新意，学术价值自不待言。 四 阎宗临生于清末民初之际，青年时代得进大学深造，受学于前辈大师，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继之赴欧洲留学12年，所以其国学基础坚实且精通西学。其学问贯通，不守一隅，有良好的史学、文献学以及西方现代学术理论的素养。阎宗临的学术事业及成就基本是在三十年代打下基础。 四十年代的战乱迁徙，无疑影响到他的学术的正常发展，但多年积累的自然成熟，仍使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述不断产生。 共和国成立后，阎宗临的学术成果较之此前似乎“稍逊风骚”。他虽然竭尽心力，老而弥笃，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但阎宗临对取得的成就并不满意。他曾对幼子阎守诚讲：“我在学术上没有什么成就，在这里连个聊天的人都没有。”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受西方史学思想和方法较深的阎宗临不能充分运用他擅长的文化史观和多元比较法从事学术研究而外，也与研究资料的匮乏直接相关。阎宗临虽精通法文、拉丁文、英文和德文，有很好的研究世界古代史的语言优势。但是，五、六十年代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以俄为师，对西方国家的学术动态及西文的历史资料了解、引进很少，特别是阎氏任职单位地处山西，能见到的外文资料更少，语言优势毫无用武之地。五十年代末他曾对山西大学一位中年教师说：“连《圣经》都见不到，不能读，还学什么中世纪史！？”表达了他对资料匮乏、禁区重重的不满。 由于上述两个原因，除了撰著大学世界古代史课程讲义， 以及利用中国古籍对西亚和中亚古国的研究外，阎宗临在五十年代后没有能够对世界古代史作更深入研究，转而从中国古代史籍中研究中外关系。阎宗临学术研究取向的无奈转变，对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的发展来讲，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本文作者系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