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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图卢斯《歌集》第一首与古罗马的诗歌革命(上)(20071004)

作者简介:李永毅,1975年生,英美文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古罗马文学、西方文论和英美文学。
    Cui dono lepidum novum libellum
    Arida modo pumice expolitum?
    Corneli, tibi; namque tu solebas
    Meas esse aliquid putare nugas
    Iam tum cum ausus es unus Italorum
    Omne aevum tribus explicare chartis,
    Doctis, Iuppiter, et laboriosis!
    Quare habe tibi quidquid hoc libelli
    Qualecumque, quod, o Patrona Virgo,
    Plus uno maneat perenne saeclo.
    这首只有十行的小诗是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Valerius Catullus,约公元前84-前54年)《歌集》(Carmina)的开卷之作,它并非卡图卢斯最著名、最卓越的作品,但却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它矗立在古罗马诗歌黄金时代的入口,仿佛一块镌刻着新诗歌美学的界碑。公元前1世纪前期,虽然罗马共和国已经成为地中海的主宰,但在世界的诗歌版图上仍然处于边缘地位。文学史上的利维乌斯、奈维乌斯和恩尼乌斯等人与同时期的希腊诗人相比,无论诗艺还是影响都要逊色许多。然而,从公元前65年左右开始的半个世纪时间里,诗坛上却突然涌现了卡图卢斯、卢克莱修、维吉尔、贺拉斯、普洛佩提乌斯、提布卢斯、奥维德等世界级的诗人,古罗马诗歌盛极一时。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固然与屋大维时期古罗马社会的深刻变化有关,但从诗歌内部来说,主要应归功于以卡图卢斯为代表的新诗派(neoterics)在开拓新领域、开创新风气方面的杰出贡献。这首献给同时代历史学家科尔内利乌斯·涅波斯的诗含蓄巧妙地传达了诗人的美学观念和革新意识。
    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首普通的题献诗。诗人的新诗集创作完成,需要献给某位有影响的人物,涅波斯曾表示过对卡图卢斯的赏识,他本人也是当时著名的作家,因而是理想的人选。题献诗的三个基本要素——自谦、感谢和奉承——在诗中也都有恰当的体现。比起卡图卢斯的爱情诗、讽刺诗和神话诗来,这篇作品似乎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但从1951年科普莱发表他的著名论文以来(Copley 200-6),这首诗已经成为卡图卢斯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学者们普遍认为,它具有美学宣言的性质(a programmatic poem),但在具体的阐释上,他们仍争执不休,因为作品中有许多暧昧之处,甚至连诗人的语气是严肃、戏谑还是反讽都很难判断。
    诗作的开头两行便暗藏玄机。“Cui dono lepidum novum libellum / Arida modo pumice expolitum?”(我赠给谁,这一小卷可爱的新书 / 刚用干浮石磨过,闪着光泽?)古罗马的书是写在一卷一卷的羊皮纸或纸草上,写完后需要用浮石把每卷首尾的位置磨光滑。巴特斯通指出,由于“libellum”既可以指“书”的物质载体,也可以指作品本身,所以这里描绘诗卷外表的词语同时也是卡图卢斯对自己作品的描述(Batstone 125)。“lepidum(有魅力)”、“novum(新)”和“expolitum(经过打磨)”显然是三个关键词,它们概括了以卡里马科斯(Callimachus)为代表的亚历山大诗歌的美学特征。荷马开创的史诗传统到公元前3世纪的泛希腊时期已经式微,卡里马科斯等诗人摒弃了鸿篇巨制的写作方式,转而强调学识、技巧和精雕细刻的创作路径。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是,“雷霆是宙斯的事,不是我的事”①。他更喜欢开掘看似琐屑的主题,以高难度的处理方式展现自己的才华。卡图卢斯《歌集》第66首所译的卡里马科斯作品充分体现了这种特点。诗作是以托勒密王朝皇后的一绺头发的口吻写的,作者从这个新颖的角度融合了天文知识与神话传统,也容纳了爱情与战争等因素。卡里马科斯让亚历山大诗歌摆脱了沿袭数百年的陈词滥调,用革新的意识唤醒了诗人的创造力。卡图卢斯之所以推崇卡里马科斯,大概正是因为他意识到了制约古罗马诗歌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语言。以前的利维乌斯、奈维乌斯和恩尼乌斯等人走的都是史诗路线,作品的题材与规模使得他们无暇打磨仍嫌粗糙的拉丁语,要让拉丁语成为与希腊语同样优雅、柔韧、有包容性的语言,就必须先缩小作品的规模,将注意力集中到格律、句式、语汇、修辞等方面。
    然而,卡图卢斯并不是古罗马诗歌的卡里马科斯,他的诗歌视野极其开阔,几乎所有重要的古希腊语诗人都在他的诗歌里留下了痕迹,尤其是萨福。从气质上看,卡图卢斯更接近萨福——欧洲第一位杰出的抒情诗人。除了《歌集》第51首直接源自萨福的作品外,他在格律、比喻、主题等多个方面都曾效法萨福(Connely 408-13)。虽然卡图卢斯从希腊诗歌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但他的意图并非是将希腊诗歌的传统移植到拉丁语中,他所努力发明的是一种能彻底融进古罗马语言、文化与社会的诗歌。正因如此,他的诗学主要针对的也是古罗马文化界关注的问题。
    卡图卢斯与卡里马科斯最大的不同,可能就在于对凡俗世界的态度。在这一点上,卡利马科斯很像某些现代主义诗人,对日常生活的题材和普通大众的口味感到厌恶甚至恐惧。他用学识和技巧将自己与庸众隔绝开来,作品中充满了晦涩的语汇和生僻的典故。卡图卢斯的大部分作品给人的印象却极为平易、亲切,其语汇与当时罗马人的日常语言没有多大距离。题献诗的语言通常都比较庄重,甚至浮华、夸张,这首诗却非常口语化、生活化。第1行的“libellum”就是一例,它是“liber(书)”的小词(diminutive)②。卡图卢斯偏爱使用小词,它们赋予其作品一种轻松随和的感觉。“lepidum”一词更集中体现了卡图卢斯的诗学信念。科普莱指出,“lepidum”一词属于大众语汇,它形容的是一种富于人性温暖的平易魅力;在上流社会的语言中,它极少出现,西塞罗甚至是以蔑视的语气使用这个词的(Copley 201)。古罗马社会等级森严,卡图卢斯选择一个平民色彩很浓的词语来概括自己的诗学追求,表明了他对凡俗世界的重视和对口语的珍惜。与后辈的罗马诗人比起来,他对希腊词汇的借用更有节制,其拉丁语更鲜活、纯粹。
    卡图卢斯提升口语地位的主张与当时古罗马围绕演讲术展开的论争有密切关系。罗马民族从性格上讲重实际轻想象,长期以来,最为发达的文学体裁就是演说辞,因为它广泛应用于政治和法律辩论中。到了公元前1世纪,讨论演讲术的学者分成了两派。亚细亚(Asiatic)派认为,应当通过庄重的词汇、复杂的句式和大量使用修辞技巧拉开演说辞与日常语言的距离,达到一种“崇高”的效果;阿提卡(Attic)派却相信,上乘的演讲辞应该以精练、准确、克制为特征,避免空洞冗长。巴特斯通分析指出,本诗第2行的“arida(干的)”一词表明了卡图卢斯的立场(Batstone 125-35)。长期以来,学者们对这个词都存有疑问,其中一个原因是,用来磨书的浮石本来就是干的,“arida”一词似乎多余。巴特斯通考察了古罗马经典作品中“aridus(arida的阳性形式)”和同义词“siccus”的用法,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aridus”的确可以指一种写作风格,它总是与“concisus(简洁)”、“subtilis(微妙)”、“politus(精致)”等词联系在一起,其核心特点恰好与阿提卡派的信条一致。卡图卢斯的好友卡尔伍斯是阿提卡派的代表人物,上述结论显然是合理的。从这个角度看,卡图卢斯倡导在诗歌中使用口语,也是为了荡涤与亚细亚演说风格相类的浮华虚饰的诗风。
    “arida”之所以令人困惑,还因为它所修饰的“pumice”在拉丁语中是阳性词语,“arida”却是阴性形容词。虽然《歌集》的三大权威抄本③都选择了“arido”,梅里尔(Merrill 1)、埃里斯(Ellis 5)、古尔德(Goold 233-5)等众多学者也坚持认为“arido”更合理,古罗马作家塞维乌斯却宣称,卡图卢斯是将“pumex”视为阴性的④。巴特斯通提出了三条支持“arida”的理由。从音乐效果看,如果选择“arido”,诗作的前两行“do”的音将过分密集;从辞源看,第1行的“lepidum”与希腊语“leptos(卡里马科斯所推崇的品质)”有密切关系,而“浮石”一词在希腊语中是阴性,卡图卢斯借“arida”暗示其诗学的希腊渊源;从诗人的个性看,他喜欢在性别问题(无论是词语的性别还是人的性别)上突破常规。笔者认为第三条理由最为关键。《歌集》第63首是卡图卢斯处理词语性别的一个著名例子。在这首诗中,崇拜库柏勒女神的阿蒂斯在迷狂的状态中阉割了自己,从这一刻起,指称阿蒂斯的代词和描绘他的形容词就从阳性变成了阴性。在卡图卢斯诗歌中,性别问题不仅出现在语法层面,也是核心的主题之一。在许多作品中,卡图卢斯都对古罗马社会男女性别的定位提出了挑战。他的爱情诗尤其体现了这一点。古罗马传统认为,在爱情关系中,男性应当处于支配地位,而且应当冷静、克制,从不因为激情而丧失理性。但在卡图卢斯的爱情诗里,在情感的漩涡中苦苦挣扎的却是男性主人公,女主人公莱斯比娅却像神一样主宰着他的命运。这样的处理在当时是有颠覆性的。古罗马的性别观念也反映在社会主流对文学的态度上。贵族阶层认为,真正属于男性的领域是军事、政治、法律与商业,这些领域的活动才是“正事”(negotium),文学创作等过分介入情感的活动只是闲暇时的点缀(otium)。甚至像小普林尼这样的上流显贵也不得不为自己创作诗歌的行为辩护,声称那是公务之余的活动,不妨碍自己为国家服务(qtd. in Roller 283)。在文学领域内部,唯有那些以战争神话和罗马历史为题材的作品才被视为阳性的、有价值的,抒情性的文学则被认为只适合女人和奴隶。按照这样的标准,卡图卢斯的诗歌无疑是阴性的。他用阴性的“arida”取代阳性的“arido”,似乎可以理解为对“阳性文学”的反叛。值得玩味的是,除了《物性论》、《埃涅阿斯纪》等作品外,后来古罗马诗歌成就最高的体裁——爱情哀歌体——恰恰属于卡图卢斯所开创的“阴性文学”。
    卡图卢斯的阴性诗歌招致了激烈的批评,但历史学家科尔内利乌斯·涅波斯明确支持他,称他和卢克莱修为当时罗马诗歌最优秀的代表(qtd. in Ellis xx)。涅波斯的评价无论是出于前辈对后辈的宽容和提携,还是因为他从心底里认同这样的诗学观念,卡图卢斯将诗集题献给他,都是很好的宣传策略。“Corneli, tibi; namque tu solebas / Meas esse aliquid putare nugas”(科尔内利,赠给你,因你常说 / 我那些无聊之作还值得一读),这两句极其口语化的诗在自谦的同时,承接了上文暗含的叛逆味道。“esse aliquid”是古罗马的口语说法,意思是有内容、有价值,“nugas”从语体上说,几乎算俚语,指琐碎无聊的东西。如前文所说,对凡俗生活的关注是卡图卢斯诗学的重要主张,如此浅白的用语正好与这样的信条一致。字面上这两句诗是对涅波斯的感激,也可理解为借名人为自己辩护的通常做法,但其内涵似乎不局限于此。“nugas”很可能具有双重功能,它既是卡图卢斯敌人对他作品的攻击之词,也是诗人对自己作品的正面评价。在维护古罗马伦理和文学传统的人们看来,卡图卢斯醉心于描写日常生活、私人情感,而不将精力用在民族史诗的创作上,或者积极从事与男性公民身份相符的活动,显然是不务正业,其作品只能是垃圾。卡图卢斯承认自己的作品是“nugas”,并以此为荣,但他所理解的“nugas”是指作品的题材。他的使命就是描绘生活中的“nugas”,点铁成金,用自己的天才赋予它们价值。他用“nugas”和“esse aliquid”的意义张力消解了“nugas”的负面意义,让敌人的贬斥变成了自己的广告词。在一些学者看来,卡图卢斯对口语和琐碎题材的强调,是他对罗马共和国晚期污浊政治局面的回应。奎因认为,卡图卢斯是想借此恢复被政治摧垮的日常生活的尊严(Quinn 278)。菲茨杰拉德也说,琐碎之所以成为一种正面品质,是因为诗人能够以此“远离腐败的政治,在一个可控制的小小的私人领域保持目标的纯洁”(Fitzgerald 15)。
    卡图卢斯对涅波斯究竟持什么态度,学者们至今仍在争论,诗作的5-7行的语气是由衷的称赞,抑或是反讽,抑或是有所保留的肯定?——“Iam tum cum ausus es unus Italorum / Omne aevum tribus explicare chartis, / Doctis, Iuppiter, et laboriosis!”(虽然所有的意大利人中只有你 / 敢把全部历史呈现在三卷书里,/ 多么渊博,朱庇特啊,多么缜密!)与3、4行联系起来看,卡图卢斯的逻辑是,涅波斯对自己的褒奖之所以有分量,是因为他和自己的写作路数大不一样,自己写的是琐屑无聊的东西,涅波斯写的却是古往今来的全部历史——最严肃、最宏大的题材,得到这样一位作家的肯定,说明自己的诗作的确有水准。辛格顿认为,卡图卢斯的这三行诗只能理解为赞美之词,因为“doctis(原形doctus,博学)”和“laboriosis(原形laboriosus,艰辛努力)”两个词同样适用于诗人自己(Singleton 194)。后代作家赠给卡图卢斯的称号就是“Catullus doctus”⑤,卡图卢斯在其诗作中对惨淡经营的写作方式显然持肯定态度。例如《歌集》第95首赞扬他的朋友钦纳历经九度寒暑才写成一部小型神话诗,而霍尔滕西乌斯一年就能出产“五十万行”。他预言钦纳的诗歌将声名远播,流传后世(Merrill 209-10)。吉布森却指出,卡图卢斯和涅波斯的美学观念有很大距离。虽然对于涅波斯所涵盖的范围来说,三卷书的篇幅已经足够短小,语言也足够简洁,但“朱庇特”的感叹似乎隐约透露出卡图卢斯的保留态度(Gibson 570)。在自己的“libellum(小书)”和涅波斯的“tribus chartis(三卷书)”之间,卡图卢斯还是倾向于前者。而且,涅波斯的历史著作走的仍然是古罗马传统的史诗路线,不同于卡图卢斯以“nugas”为内容的私人化、日常化写作。科普莱分析说,正因为卡图卢斯不完全认同涅波斯的路数,但又对涅波斯充满感激,所以只能用“doctis”和“labriosis”这样含混的称赞来回报他的赏识(Copley 204)。泽特泽尔则相信,卡图卢斯的恭维全然是反讽,涅波斯著作的唯一功能是反衬卡图卢斯自己的作品(Zetzel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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