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人十篇》和《七克》中的希腊罗马古典文化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0:11:41 历史教学 陈德正 参加讨论
× 远在明末，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就已通过耶稣会士的著述传到中国。这些著述中较具代表性的是庞迪我(P.Did,dePantoja，1571－1618)的《七克》和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年1610年）的《畸人十篇》。 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所著《七克》初版于1604年，重刊于1614年，名宦杨廷筠等为之撰序，这是一部论述道德修养、宣扬基督教义的伦理书。庞迪我在书中分别论述了克服人性中七种罪恶的方法，即伏傲、平妒、解贪、息愤、塞饕、防淫、策怠（《七克》目录，北京北堂遣使会印书馆1934年版，另见《四库全书丛书存目》·子93·杂家，齐鲁书社1995年版，以下简称《杂家》），但最终的克服是要皈依天主教。利玛窦所著《畸人十篇》（徐光启笔录，1608）是与友朋交谈或应对友朋的询问而作的答复，全书分上下两卷，其中上卷六篇，下卷四篇。 在庞迪我的《七克》和利玛窦的《畸人十篇》所介绍的古典文化中，影响最大的是西方古典文化中的文学精华——《伊索寓言》。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介绍并翻译了《伊索寓言》的少数篇章，使中国人开始知道有《伊索寓言》。 为了论述自己的观点，庞迪我引用了一些伊索寓言、《圣经》典故，而更多引证的则是伊索寓言，如《兔子和青蛙》（《七克》卷四，见《杂家》，573页） 、《狮子、狼和狐》（《七克》卷二，见《杂家》，545页）、《胃和脚》（《七克》卷四，见《杂家》，548页）、《孔雀足丑》（《七克》卷一，见《杂家》，530页） 等。他在卷一《伏傲篇》中的《论不可喜听誉言》一文就引用了《大鸦和狐狸》（《七克》卷一，见《杂家》，530－531页）（即《乌鸦和狐狸》） 来作为论据。在《戒好贵》一章论述人贵有自知之明时又举了《树木与橄榄树》这则寓言来说明道理（《七克》卷一，见《杂家》，534页）。 在该书卷三中，还引用了《贫人鬻酒》这则寓言来告诫世人不可用不正当手段去牟利。该寓言说有一穷人，偶然得到“数铢”，遂用之贩酒。出于赚钱的需要，在酒中搀水，高价卖出后，发了一笔小财。他将赚得的十余两银子放在一皮袋内，带在身上。一日他去饭店吃饭，一不小心，桌上的钱袋被一只鹰叼走。而鹰在飞行中，一松口又将钱袋坠入河中。庞迪我总结说：“从水而得，从水而失，但渐积暂亡，枉用劳，徒存罪耳，可不戒哉。” （《七克》卷三，见《杂家》，549页） 该书从1604年到1910年先后再版9次，影响很大。 庞迪我虽然最早向国人介绍了《伊索寓言》，但他只是称引了寓言中的个别故事，并未提及伊索其人其事。利玛窦则在《畸人十篇》中的《君子希言而欲无言》一篇中，概略介绍了伊索的名字和事迹。他根据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读音把伊索翻译成厄琐伯： 厄琐伯氏，上古名士。不幸本国被伐，身为俘虏，鬻于藏德氏（现通译雅德蒙） ，时之文人先达也，其门下弟子以千计。（利玛窦：《畸人十篇》卷五，见朱维铮主编，邓志峰等编校：《利玛窦中文著译集》，46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以下简称《著译集》。） 这大概是中文文献中第一次出现伊索的名字。 《畸人十篇》中介绍的伊索寓言主要有《舌之佳丑辩》（《著译集》，466－468页） 、《肚胀的狐狸》（《著译集》，458页） 、《孔雀足丑》（《著译集》，459页） 、《两棵树》（《著译集》，488页） 、《马和鹿》（《著译集》，499页） 等。利玛窦在《善恶之报在身之后》这篇文章中，就曾引用《狮子和狐狸》这篇寓言说明文中的论点。 狐最智，偶入狮子窟。未至也，辄惊而走。彼见坑中百兽迹，有如者，无出者故也。夫死亦人之狮子坑也，故惧之。惧死则愿生，何疑焉。（《著译集》，480页） 除引用《伊索寓言》外，庞迪我、利玛窦还大量引用古希腊罗马贤哲的名言和希腊神话典故以论说自己的观点。 庞迪我的《七克》所涉及的古典历史人物，包括屋大维、亚历山大、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第奥根尼、毕达哥拉斯、奥里略等。其主旨在于通过欧洲的名人轶事和历史故事树立道德的风范。在《七克》卷一告诫人们应谦虚谨慎时，庞迪我引用了罗马元首奥里略（厄勒卧略）的一个精巧比喻：“积德不以谦，如持浮灰而逆飘风。红炉之炭，不以灰蒙之，须臾而灭；盛满之德，不以谦掩之，须臾而亡矣。”（《杂家》，541页） 在《七克》卷二又介绍了奥里略具有明显斯多葛派哲学特征的名言：“吹灰者，自污其面，迷其目；毁人者，自污其心，闇其灵神。” （《杂家》，545页） 在《七克》卷三中，庞迪我提到了亚里士多德（亚里斯多）、亚历山大（亚立山）、第奥根尼（弟阿热愵）等，“亚里斯多者，古名师也，西国之为格物穷理之学者宗焉” （《杂家》，553页）， 点明了亚里士多德的学术地位；“亚立山，西国大王也。一日大哭，大臣惊，问故，曰：顷闻天中世界甚多，我尚未及作一方之共主，能无恸身？” （《杂家》，556页） 生动刻画了亚历山大好大喜功的性格。在这一卷，庞迪我还涉及了亚历山大的东征，其中在中文书籍中首次出现了大流士的名字：“亚力山，西国大王也。与邻国王达略（大流士三世）战，败之。籍其地，俘其财，士卒富于虏获。达略复战，亚力山败绩。曰：士卒无财，莫我敌也。富于财，气不扬矣。聚众俘焚之。复战，灭之。” （《杂家》，552页） 在论述何谓真正的友谊时，庞迪我再次例举亚历山大的的故事：“亚历山，西国总王也。闻一士有盛德大智，结为密友。同居数月，无所劝责。王谓曰：我人耳，岂无罪过。尔不见，不智；见而不责我，何矣！非我所望也。遂遣之。”（《杂家》，545页）在谈到第奥根尼时，庞迪我写道：“弟阿热愵，西国贤士。早年慕道，绝世富而喜贫。”（《杂家》，558页）在卷四里，庞迪我言及苏格拉底：“琐加德，古名士也，国王岂之甚，命杀之。将死，或叹曰：无罪而被杀正可悲。琐加德闻之曰：我被杀不足乎，尚愿以罪杀我乎？” （《杂家》，572页） 在卷五中，庞迪我讲述了雅典城邦文人云集的文化繁荣景象，提到了毕达哥拉斯：“亚德那城有彼达卧剌氏者。尔时亚德那城多有名士，皆能格物穷理，分比正邪。” （《杂家》，588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庞迪我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屋大维阻止一名奴隶主杀死奴隶的情景： 则撒尔，大西诸国宗王也。有大臣名薄量，王一日幸其第，薄量飨之。其盘盂皆玻璃水晶之属。役隶趋走倾跌，坏一器，薄量甚怒。命投其入水中，为鱼所食。饭者趋赴大王前，跪请救。王悉问前故，命役者捧宝器以来遍阅之。既见，一一破毁之，命平鱼池。谪薄量曰：上帝生万物为人故，勿论大小尊卑，是人则非天地见宝物可比。尔爱物于人之上，不识轻重，甚愚也。以微物害人命，大罪也。今破尔器，杜尔狂端。（《杂家》，566页） 除去其中对屋大维的美化和对基督教教义的宣传，我们从这段叙述中，也可以概见当时罗马奴隶制度的残酷性。这是中文书籍中对西方古代奴隶制度的最早描述记载。 利玛窦在《畸人十篇》的《君子希言而欲无言》一篇中曾介绍了“弥大氏（今通译迈达斯）的驴耳朵”的传说。（《著译集》，465页） 在《善恶之报在身后》中，他又介绍了“西土古昔”栖济里亚（西西里）国王的吾泥削（第奥尼修斯）的“达摩克利斯剑”的传说。（《著译集》，477页） 许多希腊罗马贤哲和政治家的言论和事迹也出现在利玛窦的笔下。在《畸人十篇》第二篇《人于今世惟侨居耳》中，利玛窦提到了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里特（黑蜡）和德谟克里特（德牧）：“古西国有二闻贤，一名黑蜡，一名德牧。黑蜡恒笑，德牧恒哭。皆见世人之逐虚物也，笑因讥之，哭因怜之耳”；（《著译集》，447页） 第四篇《常念死侯备死后审》有对亚历山大（历山）的介绍：“古者西土有总王，名历山，奄有百国，幅员数万里，无胜其富”；（《著译集》，459页） 在第五篇《君子希言而欲无言》里谈到了数位希腊名贤。利玛窦首先介绍了雅典文化繁荣的盛况：“敝乡之东有大都邑，名亚德那（雅典），其在昔时，兴学劝教，人文甚盛，所出高俊之士，满传记也”（《著译集》，463页） 。随后利玛窦简要介绍了梭伦（束乱）、苏格拉底（琐格剌得）、芝诺（责暖）等。“束乱氏，古之贤者，于大众会不言” （《著译集》，463页）， 这大概是指梭伦在夺取撒拉米岛的过程中，由于雅典当局禁止呼吁夺回该岛，因此梭伦只能装作精神失常、以朗诵诗歌的方式表达自己心愿一事；“中古西陬一大贤琐格剌得氏，其教以默为宗”（《著译集》，463页），可能指苏格拉底的启发式教学法。利玛窦还谈到苏格拉底勇于赴死的事迹：“束格剌得氏，当乱世，卓立自好，正言不屈，奸人谋而陷之于罪，被拘囚以诛焉。其门弟子大忧之，独己至死不变色” （《著译集》，465－466页）；“又尝出一名师，教人论辩，所著格物穷理诸书，无与为比也”， 这位名师应该是指亚里士多德；在谈到芝诺时，利玛窦对其学术地位做出了评判，指出：“责暖氏，当时大学之领袖也，其人有德有文。” （《著译集》，463页） 从西方古典学传入中国的角度看，利玛窦《畸人十篇》和庞迪我《七克》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介绍了《伊索寓言》及古希腊罗马哲人的格言妙语，使国人开始接触西方古典学中文学和哲学的精华。 ×本文作者陈德正，男，1962年生，山东潍坊人，历史学博士，现为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网（www.cawhi.com）主持人，主要从事世界古代史和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教学与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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