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古代文明若干问题的思考与再思考(专题讨论)（3）（2007030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10:11:56 河北学刊 刘家和/晁福林/杨 参加讨论
| 事实上，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恩格斯所分析的雅典、罗马和日耳曼人三种国家的起源形式都与奴隶主与奴隶的斗争无关。按照恩格斯的观点，雅典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而罗马则是氏族社会变成了封闭的贵族制，它的四周则是人数众多的外来平民，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血缘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国家。日耳曼的国家是直接从征服广大外国领土中产生的[1] (P169)。这就是说，恩格斯所研究的三个国家产生的范例都不是奴隶主与奴隶矛盾斗争和冲突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对早期国家的起源、走向、性质及其他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新的思考，盲目地把这种社会说成是以奴隶劳动为主的奴隶社会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二 在国家起源的原因问题方面，恩格斯虽然更多地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作用，但他从未断言这是国家产生的唯一根源。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指出：国家的产生不仅是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也不仅是出于统治者镇压被统治者的需要，而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出于维护本社会生存的需要，“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维持下去。”[2] (P523)在另一处，恩格斯还进一步考察了国家产生的外部因素并着重分析了这些外部因素对国家产生所起的历史作用，指出：“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1] (P253) 从罗马国家产生的过程中，我们确实也能看到，国家并不是一种因素的产物，而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它是阶级矛盾不断发展的产物，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是促使其形成国家的关键。当然，就罗马而言，当时的阶级矛盾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矛盾，而是氏族内的罗马人民(Populus Romanus)和氏族外的平民(Plebeians)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导致氏族内罗马人民和氏族外平民之间矛盾与对立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后者完全处于旧的氏族、库里亚与部落之外，不属于地道的罗马人民，所以，不能在罗马担任任何职务，不能参加库里亚大会，不能参与氏族的祭典。但他们人身自由，都得从军打仗。这就是说，对于罗马人民而言，平民仅仅是一个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的团体。随着罗马平民人数和财富的不断增加，他们与氏族内罗马人民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大。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左右，在罗马终于出现了塞尔维乌斯改革。在这次改革中，有产的平民终于取得了与氏族成员同等的以财产多少划分参军和参与百人队大会决策的权利。塞尔维乌斯通过建立按财产多少来划分公民权利，规定公民义务的方式，协调了公民之间的关系，并以改革的名义承认了财产差异的合理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权利与地位的不平等原则。财产因数一跃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因数，对罗马国家未来的发展起着导向性的作用。 另一方面，罗马国家的产生也是出于维护罗马社会得以生存的需要。地处交通要道上的罗马，历来都是四周强邻觊觎的对象。居住在罗马北部的埃特鲁里亚人、萨宾人，东部的厄魁人、赫尔尼西人，南边的伏尔西人，都是其面临的强敌。他们经常向罗马进攻，掠夺罗马居民的土地和财产，蹂躏罗马居民的庄稼，威胁罗马居民的生存与自由。战争逐渐成了罗马人保存其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而这显然是氏族制所无法把握的。同时，罗马国家的产生也是其管理的需要。从罗慕路斯开始到塞尔维乌斯时期，一直是罗马人口的快速发展期。据记载，大约到公元前7世纪末叶，罗马的成年士兵为4.7万人(其中步兵4.6万人，骑兵1000人)[3] (卷2，P16)，而到塞尔维乌斯时期，其成年士兵则已达8.47万人[3] (卷4，P22)。如果再加上成年士兵的妻子及儿子，那么其人口数最少也有25万左右。人口增长速度之快由此可见。与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罗马的地域面积也日渐扩大，到公元前6世纪，罗马已经从仅占有帕拉丁一部分土地的方城(Roma Quadrata)扩展至包括帕拉丁、奎里那尔、凯里乌斯等六个山丘的城市。对于这么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城市，以处理血缘关系及狭小事务为主的氏族制显然是无法治理的。因此，迫切需要有一个专门的组织来对它进行管理。这个专门的组织就是国家。总之，弄清楚上面两个问题对于我们深刻了解恩格斯的原意，理解国家起源这一异常复杂的学术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杨共乐(1962—)，男，浙江省诸暨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希腊罗马史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狄奥尼修斯. 罗马古代史[M]. 马萨诸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6. 关于周代的封国与希腊城邦之异同 蒋重跃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一、问题的提出 城邦是古代希腊世界普遍存在的国家形态，古代中国是否也有城邦制度？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国内外都有学者持肯定意见，最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不但有城邦，而且从三王时代到战国，城邦制经历了创始、兴盛、衰亡的全过程。 当然也有相反的看法，有学者指出：“城邦”一词的希腊文原意包含三个要素：(1)作为工商业和贸易中心的城市；(2)每一个希腊城市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3)“凡得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亚里士多德的定义)组成的公民社会。这三个要素是互相关联、缺一不可的。古代中国没有这三个要素，自然也就不存在城邦制度。 那么，到底应该怎样理解这个问题？我觉得，对周代的封国和希腊城邦的异同进行比较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寻找它们之间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另一方面，通过探索分封制与宗法制的内在联系，来理解周代封国的特点，然后比较两种国家形态的差异，这样或可为解决问题找到一个可行的途径。这篇小文只是提出问题，并简要谈谈个人的初步看法，敬请批评指正。 二、周代分封制与宗法制的内在联系① 目前看来，本课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周代封国的特点。周代的分封主要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封国一般是指周初分封的同姓诸侯国，这样的封国具有怎样的特点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深入了解分封得以实行的一个重要根据——宗法制，只有切实把握了宗法制的实质及其与封国制的内在联系，才能真正理解周代封国的特点，从而对它们与希腊古典城邦的异同作出合理判断。 宗法制有一条最重要的，也是与我们这个问题关系最密切的原则，即《礼记·大传》所载：“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所谓“别子为祖”表示一种比较简单明确的观念：只要在亲属关系中别开一支，即成为本支后世之祖。由立祖而立宗。“继别为宗”是说以“别子”为“祖”来继承的，这就是大宗。小宗不是把“别子”当作立宗之“祖”来继，而是当作自己的“祢”来继。这样，“继祢者”就有两重意思：一是各代小宗的建立者以各代“别子”为“祢”来继，二是各小宗的继承者以自己的父庙为“祢”来继。在这套体系中，除了天子的大宗不相对地表现为小宗以外，诸侯以下大宗和小宗都是相对而言的。例如，周公作为周文王的别子，建立鲁国之宗成为鲁宗之祖，这一方面是“别子为祖”，从伯禽开始，嫡长子“继别为宗”，即以“别子”周公为“祖”来继承，是为大宗；另一方面又是“继祢为宗”，即周公以文王为祢而自建相对于周大宗的鲁小宗。再例如，三桓建宗者以鲁桓公为祢以建相对于鲁大宗的各自小宗，同时他们又是“别子为祖”，建立了相对于从属于三桓的诸小宗的大宗。周代的“封建亲戚”就是按照这个原则进行的，相对于周天子来，诸侯国是小宗，但相对于从属于自己的小宗而言，它们又成了大宗。 按照宗法原则分封的诸侯国，从属性和分离性是同一的。诸侯一方面尊崇大宗周天子，表现了某种统一性；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别子为祖”，相对于周天子来说，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不过，诸侯在国内又是大宗，要求大夫之家(小宗)从属于自己，因而其独立性的另一面就是统一性。在整个宗法制的最顶端，天子是永远不变的天下大宗，又是天命的唯一代表，天下一家的大家长，这样的观念很早就深入人心，这就决定了统一性和独立性这个矛盾体，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必然要朝着天下一统的方向前进。这个基本精神决定着周代封国的特点和发展方向。 三、周代的封国与希腊城邦之异同 周代的封国与希腊城邦有怎样的异同呢？ 首先，两者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古代中国的“国”字与古希腊文的“城邦”一词在含义上有相通之处。按希腊文的πολιs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就是城堡，或曰卫城，雅典卫城叫作Ακρο-πολιs，ακρο的意思是最高的地方，而πολιs即卫城，系防御的最后堡垒，城邦的最重要的公共建筑，如神庙(雅典帕特农神庙)和金库等就建在卫城上；第二层意思是国家；第三层意思，如果πολιs和αστν合起来，则前者指公民团体，后者指公民住所(即“下城”，与高处的“卫城”相对)。从希腊文的第一层含义，可知，希腊城邦的最初意义当然与防御有关，那种以为希腊城邦“不是军事意义上的设防城堡”的观点是不对的。防御是古代城市的重要功能。古代中国的“国”字或某些由国字组合的词大体上也有相近的三重意义。周代的封国，又称邦、国、邦国，有时天子的京师，大夫之家的都城，也称国，国的本义当然是从筑城来的。从字形上看，国字的□像四周城垣，文献中多有国即城的记载，有武装防守的军事意义，这与古希腊城邦的本义是一致的。同时，国字也可指国家，如“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等，这里的国即指政治活动的国家。与国相关的则有所谓“国人”，系由每个国的卿、大夫、士等阶层组成，在享有政治权利这点上，与希腊的公民社会相当②。 第二，殖民活动。周人自称“西土之人”，根据地在酆、镐一代(今陕西南部)，周公封邦建国，鲁、卫、燕、齐等诸侯国都在东方，是周的势力武装占领殷商统治区域和商朝故地而建立的，因此，钱宾四称封邦建国是一种“武装移民”或“武装拓殖”活动。各诸侯国内部的分封，在某种意义上也有殖民的意味。希腊的许多城邦是殖民活动的结果。希腊人从公元前8世纪前期即向海外迁移，进行广泛的殖民活动，到公元前6世纪，在地中海区域和黑海广大地区建立众多的殖民城邦，这期间参加殖民的希腊城邦，包括殖民城邦又进行新的殖民的，有四十四个，共建立城邦至少在一百三十九座以上。用希腊人自己的比喻说，这些为数众多的新城邦分布于地中海、黑海地区，犹如雨后池塘周围此呼彼应的青蛙一般。 第三，小国寡民。早期城邦一般都不大，如两河流域苏美尔各城邦都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村镇形成的，乌尔城邦面积不过九平方公里，人口约两万人。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城面积约一平方公里，人口四万人左右。古希腊除了斯巴达以外，都是面积很小的城邦，雅典较大，也不过纵横五十公里，其他很多城邦只有方圆一二公里；人口也十分有限，雅典在最兴旺时只有三十万人左右，其他希腊城邦人口一般不超过五万人。其中，半数以上是奴隶或外邦人，自由人中的三分之二是妇女和儿童，真正的公民不足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夏、商、周三代都是小邦林立的时期，传说夏时有万国，商时还有三千，西周实行分封，诸侯有八百多，这么多的国在有限的领域内，自然是小国寡民的。据说，“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史记》记载：“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 第四，独立性。周代的封国除了接受封锡，并根据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原则，须尽贡赋、拱卫和助祭等职责外，具有很大独立性。国君是诸侯国的最高统治者，决定国家的军政大事，举凡立储、行政、用兵等根本性的政治事务，皆由国君决定。希腊城邦则是独立的国家。 其次，两者又有着许多不同的地方，但对本文来说，以下两条最为重要。 第一，两重性与单一性之不同。前面说到，周代的封国系“封建亲戚”的结果，由于宗法制等因素的内在制约，封国一般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尊周天子为天下大宗，承认自己是小宗，因而具有一定的从属性质；另一方面，在国内，诸侯自己又是大宗，有事实上具有决策全权，因而又具有很大独立性。希腊的城邦在政治上，一律都是独立国家，拥有自己的主权，它们之上没有周天子那样的天下大宗，因而也就没有政治制度和血缘观念上的从属性质，邦与邦之间既非大宗、小宗关系，也非叔伯和甥舅关系，而是单纯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第二，发展前景不同。历史地看，周代封国的发展前景较为复杂。春秋时期，由于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的作用，诸侯国在不断分化，一些快速兴起的强大诸侯热衷搞联盟活动，纷纷争当联盟领袖(霸主)，天下呈现为天子式微、诸侯力政的局面；但新的集权式的统一势力就在诸侯力政中孕育产生。而且，在宗法制下培育起来的一统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这就决定了代表新兴的统一势力的诸侯国必然要为天下重归一统而努力。经战国时代到秦灭六国，统一大业终于完成。这是从城市/城邑国家向地区王国，再从地区王国向跨地区的帝国/集权大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在古代中国的生动表现，是多种外在条件的作用下，封国内部统一和独立这两重因素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在古希腊，虽然也有结盟活动，甚至有所谓“雅典帝国”之类说法，但单纯的独立性一直是城邦制的主流，缺乏统一的传统是希腊城邦制的致命弱点，是它们无法抗拒外敌入侵，无法摆脱分裂和灭亡之厄运的重要原因之一。 通过初步比较，可以看出，把周代的封国称作城邦，等同于古代希腊的城邦制度，这是看到了两者相似的一面，而忽视了诸侯国对周天子的政治的和宗法的从属性，忽视了封国体系蕴涵的统一性和独立性的矛盾统一关系，忽视了旧有王权衰落，新兴统一势力崛起这个历史趋势，因而是片面的；而把周的政治体系称作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这是看到了封国与希腊城邦相异的一面，忽视了两者的相似之处，忽视了诸侯国对于周天子和诸侯国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同样是片面的。只有把握住了统一和独立这样的两重性及其矛盾运动，才可以理解周代的封国制，也有助于理解希腊城邦制的特点。 〔蒋重跃(1958—)，男，湖南省岳阳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先秦史、中西史学比较研究。〕 注释： ①详细考证可参见刘家和的《宗法辨疑》(载《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253页)。 ②今人习惯了“公民”一词的现代含义，所以觉得古代中国不可能有。其实，希腊的公民(πολιτητη，或译“自由民”)，原义就是指城邦(πολιs)共同体中的成员或分子，他们有权利参加城市的政治生活，这是凭出生而获得的一种特权；周代的“国人”亦享有同样的权利，尽管他们参与国家事务的程度或许有所不同(希腊不同城邦的公民或同一城邦的不同公民参与政治的程度又何尝完全相同呢)。 关于古代帝国形成过程的几点思考 易宁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上，先后兴起了亚述、波斯、亚历山大、大夏、安息、贵霜、秦汉和罗马等帝国。这些先后出现的帝国，反映了人类历史的不断进步，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如何认识上述古代帝国的特点？笔者以为，进行比较研究应是一条较好的途径。这些帝国形成的时间不一，政治、经济制度也有较大差异。例如，罗马帝国较之亚述帝国、波斯帝国和亚历山大帝国形成的时间要晚，然而其疆域则更为广阔，政治、经济制度也表现出更为发达的特点。认识古代帝国所具有的不同特点，是比较研究的第一步。之后，我们再作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各具特点的帝国又有其相同之处。从异中见其同，应是比较研究的第二步。这一步，是从具体到一般、从特殊性到共性的思考，是更深层次的认识。下面，本文主要以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为代表，分析古代帝国形成过程的“异”中之“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