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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世界上古史研究近况述评(中)(20070217)

三、古代东方史
     尽管研究条件的局限,我国古代东方史研究者还是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发表论文约70余篇,其中埃及部分约30篇、两河流域、印度各约20篇,出版专著20余部,代表作有刘文鹏的《古代埃及史》、崔连仲的《释迦牟尼生平与思想》、巫白慧的《印度哲学:吠陀经探义和奥义书解析》、姚为群选译的《古印度流派哲学经典》和李铁匠的《古代伊朗文化史》①。
     在古代东方主要文明的研究中,古代埃及史的研究最有声色。我国埃及史专家刘文鹏的论文《埃及学与中国》对中国埃及学坎坷而又不平凡历程进行了回顾与前瞻,指出埃及学研究的现实意义②。刘文鹏积几十年治埃及史心得撰写的《古代埃及史》是近年来埃及史研究中的大作。作者全面考察了古埃及文明形成、成长、兴盛和衰亡的全过程,把古埃及文明存续的时间定为公元前4000年代中期到公元7世纪被阿拉伯人征服,并在宏观上把古埃及社会经济形态性质定为奴隶制社会。在《论埃及文明的特质》这一概括性的论文中,刘文鹏和令狐若明总结出古埃及文明的4个特点:最古老的文明、最悠久的古国,融合东、西方君主制的典型的专制主义,浓厚的宗教意识及其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固有的文化传统与兼收并蓄的文明。郭丹彤同样从整体上研究埃及文明特征,认为埃及地理位置的封闭性使古埃及人产生了孤立主义的情绪和以埃及为世界中心的思想;太阳、尼罗河和风等自然力强烈地影响着埃及人的世界观和宗教观;埃及地形、地貌的一致性使埃及人对一切破坏这种一致性的事物心怀敬畏;埃及地形的对称性则使埃及人的宗教、文学和艺术呈现出对称性的特点③。
     由于古埃及没有形成自己的历史学,遗留下来的典籍史料微乎其微,因此埃及学的研究主要依赖考古发掘出来的实物史料和铭文史料。刘文鹏、张晔介绍了近年来埃及学考古新成果,包括铭文、蝎王墓中的葡萄酒坛、法老的太阳舟、新金字塔、大斯芬克斯像、帝王谷以及亚历山大地区的水下考古等,指出新材料的利用正不断改写和充实着古埃及史的内涵④。
    埃及史研究的一个拦路虎是死语言象形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派出去和请进来的方法,逐步培养出一部分能够初步运用象形文从事研究工作的埃及史学者。王海利从古埃及文字的特点入手指出我国学术界惯用的“象形文字”一词并不合适,它易造成国人对古埃及文字的误解⑤。郭丹彤从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的相互印证出发,对我国学者依据纳尔迈调色板断定埃及的统一发生在第一王朝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指出纳尔迈调色板反映的是埃及征服利比亚的战争,而且它还是对相同主题的更早版本的复制,因此,埃及征服利比亚应该发生于前王朝的早期,埃及的统一也是在前王朝时期就已经实现了⑥。张晔和刘洪采分析古埃及王权的演化,提出古代埃及人认为王权是神圣的,而法老却不是神圣的观点,古埃及王权产生于涅伽达文化末叶、涅伽达文化之初,古王国时期发展到第一个高峰期,此后进入低谷,至新王国时期进入第二个高峰期⑦。李晓东则依据王衔称谓的变化分析王权的演变,指出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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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瞿连仲:《释迦牟尼生平与思想》,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巫白慧:《印度哲学:吠陀经探义和奥义书解析》,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姚为群:《古印度流派哲学经典》,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李铁匠:《古代伊朗文化史》,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刘文鹏:《埃及学与中国》,《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刘文鹏、令狐若明:《论古埃及文明的特性》,《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
     ③郭丹彤:《论自然环境对古代埃及文化的影响》,《东北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
     ④刘文鹏、张晔:《1989—1999年埃及考古学的新发现》,《世界历史》2001年第2期;张哗、刘洪采:《法老时代埃及王权的演进》,《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
     ⑤王海利:《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译名》,《世界历史》2003年第5期。
    ⑥郭丹彤:《纳尔迈调色板和古代埃及的统一》,《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
    ⑦张晔、刘洪采:《法老时代埃及王权的演进》,《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
    埃及国王的称谓由荷鲁斯名、两女神名、金荷鲁斯名、登基名和出生名五部分组成,这些神在王衔中的升降表明了国家政权的演变,据此我们能够通过对埃及王衔的研究勾勒出古代埃及政治历史的主线①。
     部分学者还把研究的触角伸至古埃及的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领域。史海波、李晓东分别发表文章对古埃及的观念神“玛阿特”进行了探讨,前者认为玛阿特既是神又是一种观念,它属于宗教和伦理双重领域,包含了神圣秩序和行为准则双重内容,代表古代埃及人生存的价值基础。李晓东则在与中国的“道”的比较中认识“玛阿特”,认为它们都是古代民族对世界认识所形成的概念,又都含有试图解决人在世界上如何生存的问题。由于两种文明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以及历史发展阶段和转变动力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一个发展出永恒秩序的循环论,即“玛阿特”观念;而另一个则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思想格局②。周洪祥也认为古代埃及的宗教与伦理是融合一起的,宗教与伦理互渗透、互相影响,伦理方面的正义与邪恶和宗教上的“今生”与“来世”紧密结合在一起,来世的永生依赖于今生的行善③。张晔、刘洪采的论文则研究了古埃及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认为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因此古埃及妇女的社会地位在古代诸文明中是最高的④。
     在国际学界,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的研究属于亚述学,在我国,发展亚述学同发展埃及学一样,存在着史料和科普读物贫乏的困难。令人欣慰的是,近十几年来,一些在国外亚述学发达国家经过长期训练的学者陆续返回国内执教,成为我国这一学科的新一代学术带头人。他们的成果反映在近5年我国亚述学的一些基础性研究当中。
     吴宇虹发表的论文《南方塞姆文明和北方印欧文明五千年的冲突与交融》,在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的观点的基础上,将欧亚大陆的古文明分为南方的塞姆文明、北方的印欧文明和东方的华夏文明三大部分,重点考察了南北两大文明之间长期的冲突与交融的历程,指出由于两者之问接壤地带的开阔平坦,冲突与交融成为相互间主要的交流方式。吴宇虹还撰文介绍国外年代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运用楔形文字的基本功,解读两河流域尚未得到释读的泥板文书,并将自己的社会史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东方学会杂志》上⑤。我国亚述学家拱玉书则在德国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楔形文字字名研究》,再次表明我国亚述学者已经以自己出色的研究进入了亚述学考据的殿堂⑥。陈恒则以两河流域为中心,探讨了两河流域文明的特点,提出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圈的概念,指出楔形文字、楔形文字法系是它的最大贡献,“中庸”是它的基本生活方式,开放是其基本特点。文章认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对埃及、印度、伊朗、赫梯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与古代中国之间也可能存在某种联系。文章还特别分析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对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的影响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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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李晓东:《古埃及王衔与神》,《东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
     ②史海波:《古代埃及马阿特简论》,《史学集刊》2001年第4期;李晓东:《“玛阿特”与“道”的哲学思考》,《东北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
     ③周洪祥:《古代埃及的伦理与宗教》,《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④张晔、刘洪采:《法老时代的埃及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世界历史》2004年第2期。
     ⑤吴宇虹:《南方塞姆文明和北方印欧文明五千年的冲突与交融》,《东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2期;《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史年代学的历史与研究现状》,《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苏美尔和阿卡德语文献中的狂犬病和狂犬》英文,《美国东方学会杂志》2001第6期。
    ⑥拱玉书:《楔形文字字名研究》(Die Namen der Keilschriftzeichen),明斯特2000年版。
    ⑦陈恒:《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历史地位》,《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
    随着对古代两河流域文明认识的深入,一些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也得到纠正。国洪更博士的论文《马尔杜克不是太阳神》借助史料,从文字考辨人手,指出马尔杜克不是太阳神,只是巴比伦城的保护神①。吴宇虹运用古代流传下来的泥板文献材料指出:乌鲁克第五王朝和乌尔第三王朝的关系是继承关系,历史上埃什嫩那没有受到亚述的控制,拉尔萨也没有被埃兰人征服,“汉谟拉比”应译作“汉穆腊比”,巴比伦没有“黄道十二宫”的概念,古代亚述地区的商业殖民据点卡尼亚在政治上才属于阿淑尔城邦而不是亚述帝国②。
     犹太研究是西亚文明研究的重要内容。王新生利用《死海古卷》中有关《圣经》的内容,对现在保存下来的几个《旧约》版本进行了考证,认为现有的“马索拉本”和“七十七子希腊文本”都有历史依据,人们应该消除此前对“七十七子希腊文本”的疑惑③。曾琼的论文同样是对圣经文本的解读,但作者更侧重于思想内容,认为圣经中已经包含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人的自信与对神的信仰神奇地结合在一起④。宋立宏对罗马帝国时期犹太战争的原因作出新的解释,传统观点认为罗马的压迫是战争的原因,宋文指出罗马帝国实际上对犹太地区实施宽容政策,但由于文化宗教上的差异,导致犹太人和罗马人之间产生认识上的差异,而犹太地区的地方统治者——总督不能很好的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引起了犹太战争⑤。
     赫梯是小亚细亚地区的文明古国,在印欧和西亚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形成了专门的赫梯学。李政是我国长期从事赫梯学研究的青年学者,他撰文对赫梯的统治术进行说明,认为赫梯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国王通过分封,血缘关系与行政关系结合在一起,臣民与亲属纠集在一起,李政称这种统治方式为封侯政治。他的另一篇论文的研究对象是赫梯国王哈吐什里三世的一篇古文献,哈吐什里三世篡夺王位后,为自己篡权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由此写就这篇自传。它以我为中心,采取多种策略和手法,通过诸如女神伊施塔尔的厚爱和许诺、兄长穆瓦塔里二世的善德,自我善行的表白,力求树立起个人完美的形象⑥。
     3、古印度史
     近5年来,我国古印度史的研究呈现出活跃的气氛,这大概同当代印度的崛起有一定的关系。古印度社会浓重的宗教色彩,是我国学者优先关注的对象。欧东明侧重分析了婆罗门教时代、佛教时代、伊斯兰教时代三个时期的政教关系,认为婆罗门教时代宗教与政权是相对独立的,既互相利用又存在矛盾;佛教时代佛教成为国教,在世俗政权的保护下佛教获得巨大发展;在伊斯兰教时代,宗教与政权紧密结合在一起,成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前一时代宗教上的宽容政策一去不复返⑦。
    过去几年中,学术界透过宗教的雾障,对古印度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姚为群就吠檀多派、顺世论派、数论和佛教关于人与世界的关系的人进行了比较分析⑧。达照则对古印度哲学的重要命题“梵我一如”的演变及其意义进行了分析,指出“梵我一如”的思想经过了一个演变过程,在《奥义书》中正式形成。梵是世界的本源,同时它是无限圆满、无上幸福的,梵是没有形态的,但一切形态都离不开梵,“我”既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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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国洪更:《马尔杜克不是太阳神》,《世界历史》2003年第1期。
     ②吴宇虹:《国内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研究若干问题商榷》,《东北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
    ③王新生:《<死海古卷>中的<圣经>古卷对于<旧约>文本研究的意义述评》,《复旦学报》2003年第6期。
    ④曾琼:《试论古希伯来<旧约>文学中神人关系的悖反》,《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⑤宋立宏:《犹太战争与巴勒斯坦罗马化之两难》,《世界历史》2002年第1期。
     ⑥李政:《论赫梯国王的封侯政治》,《北大史学》2003年总第10期;《古典自传之我:论赫梯国王哈吐什里三世的自辩策略》,《国外文学》(季刊)2003年第1期。
     ⑦欧东明:《印度古代政教关系的特征》,《南亚研究》2003年第2期。
    ⑧姚为群:《印度古代哲学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基本观念》,《南亚研究》2000年第2期。
    命个体,又是统一宇宙的根本原理,同时还是无形无相的、不能形容的一种生命存在,因此实质是一致的。“梵我一如”这一命题的产生,表明了印度哲学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和深度,同时它又是由刹帝利提出来的,是对婆罗门种姓特权的一种否定,说明了刹帝利的势力正在不断扩大①。
    古代印度除了留下来大量的宗教经典外,史诗也是其宝贵的财富。张玉安对《罗摩衍那》道德价值进行了分析,认为这部史诗包含了丰富的伦理学内容,宣传了一夫一妻制、平等相爱、宽容礼让、民族平等的道德观念,指出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民族传统文化走向融合是道德文化发展的方向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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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达照:《“梵我一如”的演绎及其意义》,《南亚研究》2001年第1期。
    ②张玉安:《<罗摩衍那>的永恒道德价值:以印尼马来文本为分析案例》,《南亚研究》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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