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4）（20060730）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7:11:31 历史研究 马克垚 参加讨论
欧洲中心论的最强有力论点，就是东方各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或者说靠自己实现不了现代化。这方面的看法很多。如琼斯引用其他学者的说法，说欧洲天生有发展能力，可以溯自远古，起码也可以从中古算起。中古西欧不但有希腊、罗马的遗产，还有日耳曼人、凯尔特人(他们是一个由游牧转向定居的好战民族)的高能源、高消费生活方式和个人主义的偏好。①麦克尼尔接受了正确的观点，后来主张1000—1500年的世界中中国最为发达先进。可是曼认为1000年时的欧洲要比亚洲先进，生产方面也是如此。他说欧洲的种植与畜牧轮作农业比中国的水稻种植业要先进，畜力和牲畜粪肥使欧洲比中国有多四倍的动力机制，②我们当然不像启蒙学者那样，把西欧中世纪当作黑暗与停滞的时代，应该根据具体的研究成果，充分肯定它的进步。不过也不能做如此夸大的叙述。 认为东方发展不起来、发展不出资本主义的最著名的理论，到今天依然强有力的理论，是韦伯的理性之说。这和韦伯的清教理论有很大的关联。现在清教理论可以说已经偃旗息鼓，③可是理性的光辉依然高扬。理性的起源可以追溯自启蒙学者，当时主要是和欧洲中世纪的宗教世界观相对立，把人的思维从宗教迷信下解放出来而倡导的。后来韦伯把它当作欧洲独有的、使欧洲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的东西，而非欧洲由于缺乏理性，所以是传统的、停滞的，由此把现代和传统对立起来，把欧洲和东方对立起来；韦伯没有解释过为什么欧洲能独具理性，可能是因为他是以伦理、价值观来说明社会的，不需要做这种说明，在他那里不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④理性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理性应该是一种心理学的特征，一般包括发明性、革新性、进步性，抽象思维，做出道德和伦理上的决定等，所以问题并不是这些是否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而是欧洲是否较其他人类群体有更多、更高的理性，是否这就是欧洲兴起的主要原因。⑤布罗代尔早已指出，“合理的定义是相对的，它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经济环境，不同的社会集团以及不同的目的和手段而变化。甚至在同一种经济中，可以有几种理性存在。自由竞争是一种理性，垄断、投机和权势是另一种理性”。⑥在宗教观念淡薄的中国，理性更可以说是一直存在的，没有一个理性冲破宗教复出的时代。 韦伯的理性主要在于说明欧洲发展出合理的资本主义，以同中国的只知追求赢利的资本主义相区别。他指出合理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六大特征，即(一)合理的资本会计制度，(二)自由市场，(三)合理的技术，(四)可预测的规律(即资本主义企业可以预测其运行规律以便管理)，(五)自由劳工，(六)经济生活商业化。⑦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谈到，中国所缺乏的正是西欧资本主义的这些特点，他说中国缺乏中世纪后期的以及完全与科学相结合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工业企业的管理形式，没有欧洲企业组织的理性的管理方法，没有提高商业信息服务的真正的理性的组织，也没有真正的具有价值的商业文书、计算或簿记之类的系统。⑧韦伯的西方理性的资本主义也可以说是一种神话，像他所吹嘘的科学的簿记制度，布 ———————————— ①E．L．Jones，op．cit．，p．13． ②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卷，第546页；兰德斯：《国富国穷》，第52—56页；M．Man，European Development：Approach a Historical Explanation，J．Baechler(eds．)，op．cit．，PP．8—9． ③甚至连兰德斯也不赞成这一学说，《国富国穷》，第235—239页；R．J．Holton，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Macmillan，1985，P．119． ④Blaut，op．cit．，PP．102—103． ⑤Blaut，op．cit．，PP．94—95． ⑥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第639—640页。 ⑦韦伯：《世界经济通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234—235页。 ⑧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2页。 罗代尔已经详细论及。布罗代尔提及和韦伯同时代的桑巴特也说什么没有复式簿记就不会有资本主义，可是被认为创造了奇迹的复式簿记传播的既不快也不广，一些大企业长期不用复式簿记，一家伦敦的保险公司是1890年才采用复式簿记的。①彭慕兰更指出，中国的商业有着远比韦伯所设想的复杂的会计制度。②至于说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密切关系，那是当时亚当·斯密的主张。现在经过更深入的研究，一些人认为资本主义是反市场的，它的特征是垄断，而不是自由竞争的市场。这一看法以博兰尼开其端，而布罗代尔、沃伦斯坦对之做了进一步论述。③ 理性神话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就是欧洲的独有的理性思维创造出了科学和技术，而东方、中国缺乏这种理性思维。④科学和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这在今天已经没有疑义。不过现在一般都得承认，古代时的东方，特别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曾经创造出了辉煌的科学技术。中国古代有农学、医学、天文、数学四大学科，有陶瓷、纺织、建筑三大独特的技术，这都是世界公认的。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向西传播后，对世界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也是举世公认的。李约瑟指出，中国人做过的事就是对自然现象加以分类，去发展出对他们的时代来说高度精美的器械，进行其他地方难以相比的长期观察和记录，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地进行实验，怎么能否认中国人作为充分发展了的世界科学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种地位。⑤后来中国(包括阿拉伯)的科学技术确实落后了，没有能继续向前发展，而从17世纪开始，以伽利略为代表的实验科学发展起来，这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一大成就。虽然我们可以说科学在19世纪前并没有对经济发展起到多少作用，⑥但后来科学和技术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中国和其他非欧洲国家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这样的科学，这里面有复杂的原因，值得我们详细探讨。 在资本主义产生、现代化启动的理论中，我想还有两点欧洲中心论的表现。 (一)夸大欧洲在15世纪的进步。他们把启动的时代定为15世纪，并主张15世纪的欧洲、英国在世界上是最进步的地区。例如，自称要写出从月球上看地球的世界史的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评价1500年的世界时是这么说的：“一方面，伊斯兰教帝国和儒家帝国闭关自守，愈来愈僵化；另一方面，欧亚大陆西端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彻底的变革。西欧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深远的变化，向海外的大规模扩张就是西欧所具有的新动力的一个表现。”⑦兰德斯更说，从军事力量比较，1400年左右的中国与欧洲，中国也许会占上风，50年之后，即使在亚洲海域，欧洲也会轻易打败中国的舰船。⑧16—18世纪，是世界上先进的文明区域，如中国、印度、西欧等找寻工业化道路的时代。直到工业革命之前，亚欧大陆和北非的一些文明发达地区，其发展差距还不是很大。布罗代尔曾经引用贝洛什的统计，指 —————————————— ①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第637—639页。 ②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7页。 ③参看许宝强、渠敬东选编：《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④韦伯：《儒教与道教》，第176页。 ⑤李约瑟：《李约瑟文录》，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46页。 ⑥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第509—514页。 ⑦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0页。 ⑧兰德斯：《国富国穷》，第122页。 出当时如按人均收入计算，18世纪的英国为150—190美元，而印度1800年为140—200美元，中国为228美元。①而这些计算引起了兰德斯这样的历史学家的反对，嘲笑历史统计学的无用，这就只能归之于意识形态的作用了。②其实，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人均生产能力不会有太大差距。生活条件也不会有太大差距，应该是一种常识。而意识形态问题蒙蔽了许多像兰德斯这样的人的眼睛。所以彭慕兰提出18世纪的中国和欧洲处于差不多同一发展水平上的问题后，会激起那么大的反响，③而一些主张用正确的方法重新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会遭到如兰德斯等人的反对。④ (二)如何评价殖民主义的问题。过去有所谓的双重使命问题，那是就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作用而言的。我这里说的是殖民主义侵略对宗主国起了什么作用。这里存在着持久激烈的争论。18、19世纪的西方历史学家，还一般承认殖民地给宗主国带来了利益和繁荣。可是后来他们逐渐改变看法。黑人历史学家威廉斯认为黑奴贸易的利润和对黑奴的残酷剥削是西欧资本主义成长的强大动力，可是这一理论遭到许多西方史学家的反对，⑤至于整个殖民主义侵略对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作用，则更被一些带有有色眼镜的历史学家所忽视。例如，奥布赖恩否定18世纪海外贸易对欧洲发展所起的作用，以为它只占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2％，说“就欧洲(甚至英国)的工业化历史而言，‘世界视野’对于欧洲的意义远不如‘欧洲视野’对于世界的意义大”。⑥这样就可以把殖民地对宗主国工业化的贡献一笔勾销了。彭慕兰认为，欧洲以外的利润肯定比欧洲内部赚到的微不足道的利润要大，不过他认为欧洲在18世纪还没有后来所具有的比亚、非洲的强烈的优势，所以这一问题没有原来争论的意义大。⑦ —————————————— ①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617—618页；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40页。 ②兰德斯：《国富国穷》，第218、226页。 ③何爱国：《众说纷纭<大分流>》，《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 ④兰德斯：《国富国穷》，第154—157页。 ⑤J．M．Blaut，op．cit．，PP．204—206． ⑥转引自弗兰克：《白银资本》，第74—75、394—397页。 ⑦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第174—177页。 五 上面所说的欧洲中心论的种种表现，我以为还都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还有我们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工业化、现代化的理论。这一理论构成了近代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它包括科学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农业革命；政治社会方面则有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合理的企业组织、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等。这些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标志，因而也构成了一个进步的系列。我们编写世界史，在这方面回答的不外就是两种问题，一种是欧洲社会(当然首先是英国)是怎样完成了这一过渡的，为什么能完成这一过渡?其他非欧洲社会是否完成了这一过渡，为什么没有能完成这一过渡?因为历史研究只能从既定的史实出发，所以比较的方法只能是拿完成了工业化的欧洲模式和没有完成工业化的非欧洲来比较，看看我们为什么没有及时完成工业化，究竟和欧洲的道路有什么不同。彭慕兰和弗兰克等主张中国到18世纪并不落后于欧洲，也只是把工业化、现代化的时间向后推迟到18世纪，仍然还要解释18世纪以后非欧洲(或者说他们认为原来发展最先进的中国、印度和日本)为什么没有得到发展。彭慕兰解释亚洲为什么18世纪落后，是因为缺乏殖民地和没有合适的煤炭资源，生态压力未能缓解；弗兰克修改了伊懋可的高技术平衡陷阱说，认为是亚洲人口增长过快，收入分配更不平均，并且缺少资金，阻碍了对节约人力的机器发明。①似乎是拿偶然性代替了因果论的分析。而且他们的比较只限于经济领域，如果我们把比较扩及政治、社会领域，涉及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法律制度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问题，也会遇到同样难以解决的麻烦，②因为我们可以比较的仍然是欧洲政府的成功经验和非欧洲政府的迟滞。 对非欧洲国家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应该说也有了不少研究。中国学者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③不过当时过分遵循马克思资本主义起源理论，所以没有太大的突破。近来许多学者更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如吴承明对近代市场、物价的研究，④方行对小农经济的研究，⑤李伯重关于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的研究等。⑥乔杜里对印度经济发展的分析。⑦这些研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即历史研究只能是对过去历程的分析，虽然我们指出了亚洲各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可是它们最终还是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并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所以只能和完成了资本主义的欧洲道路作比较。只能说我们可能发展到资本主义，不大能说这条道路必然发展到资本主义。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研究还开展得不够，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还只是以欧洲的经验来评说亚洲的事实，还远不足以写进世界近代史，成为一种全面的解释。 直到现在，我们还只有一种历史理论，这一理论是来源于西方的，我们亚、非、拉国家，虽然有悠久的历史，可是并没有发展出来属于自己的历史理论。西方的理论有其真理性，可是只是从西方出发来看世界的。所以同时也有它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有不少就是我们所一再想超越的欧洲中心论，可是因为我们第三世界国家没有自己的历史理论，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也实现不了这个超越。第三世界的历史科学，是学习西方先进的历史科学而后建立的，我们使用的是出自西欧的理论与方法，大而言之，像公元纪元、把历史分为古代(古典)、中古、近代这样的分期，使用的就是欧洲标准。其他更是如此。印度学者夏尔马，写有《印度封建主义》一书，就是按照西欧的封建主义来考察印度是否有类似的现象。这一学说后来遭到另一印度学者慕克吉的批评，双方展开论战，但争论的是印度有没有农奴制，以此作为印度有无封建主义的标准，依然是西欧的模式。⑧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历史学，可是我们的现代历史学，还是从梁启超学习西方史学开始的。直到现在，我们既缺乏从本土资源出发、从自己的历史出发建立的历史理论，也缺乏从本身出发看世界而建立的世界史理论，世界史发展模式。有一位外国学者评价我们的史学说，在20世纪50、60、70年代，大部分中国史学 —————————————————— ①弗兰克：《白银资本》，第401—410页。 ②彭慕兰指出了中国政府不保护海外移民(和欧洲的政府不同)是造成中国东南沿海生态压力未能缓解的重要原因。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第190页。 ③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④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中国的现代化：市场和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⑤方行：《中国封建经济论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⑥参见李伯重探讨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的系列论文，载于《中国农史》等期刊；《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⑦K．N．Chaudhuri，op．cit．；参看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16—26页。 ⑧参看T. J.Byers and H. Mukhia (eds.), Feudalism and Non-European Societies, london 1985; Ma Keyao, Feudalism in China and India: A Comparative Study, N. N. Vohra (ed.), India and East Asia： Culture and Society, Delhi,2002. 家是马克思主义者，到了80、90年代，中国的史学家也学着读些丹尼尔·贝尔和一星半点的马克斯·韦伯，并且试图把明清时期的徽州商人的企业精神和欧洲的加尔文教徒相比较，可是西方的史学家已经厌倦了现代化的研究，转而走向后现代研究了。①另一位学者更反对萨义德东方主义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说法，主张东方主义是西方人和东方人共同创造出来的。他举例说，费正清提出中国近代史上的冲击—反应模式，为人所诟病。但蒋廷黻在其《中国近代史》的序言中，和费的观点是一致的。②这也说明，我们是没有和西方抗衡的理论，所以建立不起自己的世界历史观，所以写不出自己的非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在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并不能说明在向西方学习之前，什么是我们的有别于西方的工业化道路。所以我们无法彻底摆脱历史中的欧洲中心论。也无法写出真正的世界历史。 写不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还在于到现在为止，对非欧洲国家的历史研究还很不充分，欧洲的历史(包括古代的希腊、罗马，中世纪史以及近现代史)，进行科学的研究已经有长期的积累，构建起完整的体系，可以写进世界历史。而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虽然也悠久，也光辉灿烂，可是对它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体系，在世界史上是依附于欧洲史的体系而存在。这在编写世界历史时是可以深切感受到的。所以现在说什么世界史上出现非洲中心论，中国中心论等等，可能是言之还早。想要按照这样的中心论写出世界史来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写出来的世界史，可以说还是一个准世界史，不是真正的世界史。现在世界上的许多史学家，包括欧美的史学家，都努力来克服世界史编写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而且可以说欧美史学家还走在了这一运动的前面，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要让各个国家、各种背景，各种文化传统的史学家，都来参加这一工作。第三世界国家的史学家，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应该重新研究自己的文明，自己的历史，也研究世界的历史，并且按照自己的认识，参照世界上已有的史学理论成果，建立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然后许多的史学家共同交流，相互学习，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历史的体系，我们大概才可以编写一部真正的世界史，这当然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 附记：本文部分内容曾在2005年10月首都师范大学召开的世界各国的世界通史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过发言。文章写成后，曾经我教研室同人彭小瑜、黄春高、李隆国过目，提出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作者马克垚，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100871] (责任编辑：舒建军) ————————————————— ①A．Woodside，Reconciling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Theory Worlds in an Era of Western Development Fatigue，Modern China，vol．24，no．2(Apr．1998)，P．122．这位先生是从复旦大学的一次经济学讨论会上提出是否需要建立一个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开始立论的。我想要指出的是正如伊格尔斯所说，大多数历史学家并不接受福柯所说的“历史并不存在，只有语言才存在”这样的后现代结论。 ②A．Dirlik，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History and Theory，vol．35，no．4(Dec．1996)，P．107． (文章原载<历史研究>2006年3期,<中国经济史论坛>转载2007-7-2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