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时代的“polis”(下)(2005041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3:11:36 历史研究 晏绍祥 参加讨论
| 但是，在这一片漆黑之中，也出现了一点光亮。它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铁的使用，一 是共同体的组织。就前者来说，虽然铁在青铜时代后期已经出现在希腊，但当时它主要 是作为一种贵重礼物或者礼器，在生产中没有得到应用。希腊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 过渡首先可能是在塞浦路斯完成的。塞浦路斯的铜矿蕴藏比较丰富，在某些铜矿中有伴 生的铁矿。从公元前12世纪末起，塞浦路斯的铁刀等开始出口到希腊大陆。随着冶铁技 术的进步以及其他地区铁矿的发现，铁器逐渐在希腊流行开来。到公元前1000年前后， 克里特和希腊大陆都先后进入铁器时代。以雅典为例，考古学家发现的17件公元前1050 年到公元前900年的武器中，全部是铁器。在别衣针中，铁质的将近80%，说明铁已经进 入日常生活。(注：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pp.26—27.)对世界历史来 说，铁器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这意味着，现在普通农民也买得起铁制工具。农业生 产率提高了，农业范围扩展到从前石斧无力对付的森林茂密区。这种廉价的新金属对欧 亚大陆的军事平衡也有影响。从前，贫穷的游牧民不能像城市中心的统治者那样，以大 量昂贵的青铜武器装备自己。但现在，铁矿几乎每个地区都可得到，每个村子的铁匠都 能锻制比旧武器更优良、更便宜的新武器。”(注：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明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154 页。)“在青铜器时代，青铜器是武器和礼器，是手工工具，是制造木石工具的工具， 农器使用青铜是比较少见的。因而亚欧大陆青铜器时代的文明地区仅限于大河流域的冲 积平原(克里特、迈锡尼文明是例外)，是广漠的野蛮世界中的孤岛。只有铁器的广泛使 用，生产工具才真正普遍金属化。由此氏族关系、公社外壳再也不能成为限制小农活动 的藩篱，小农的独立性大大增强，山林大辟，耕地大增，农业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亚欧 大陆文明地区连成一片，并且有‘丝绸之路’作为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和桥梁。” (注：胡锺达：《胡锺达史学论文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49页。)对希 腊来说，铁器的使用同样意义重大。虽然希腊没有成片的森林和草地需要开垦，但可以 肯定的是，青铜时代的希腊农民，因为无力摆脱对宫廷金属的依赖和保护，难以取得独 立地位，因此宫廷控制了社会和经济。如今，由于铁器的使用，农民不再需要依赖某宫 廷或者领袖满足他们对生产工具的需要，可以独立地从事农业生产，取得经济上的独立 地位。那一个个的小共同体，也不用为了获得某些贵金属，屈服于金属提供者。在这个 意义上，拉埃提斯的形象具有特殊意义。虽然他的生活异常艰苦，但毫无疑问，他经营 着自己的农场，过着独立的生活。在生产上，他不需要向任何人求助。正是这些人成为 后世希腊城邦公民的主体。(注：V.D.Hanson,The Other Greeks.New York:The FreePress,1995,pp.47—91.)由这些人组成的共同体，当然也可以不依赖于任何更高的统治 者，独立地存在和发展。它们应当就是荷马所描写的polis的原型。虽然不能说这些共 同体一定能够发展成城邦，但至少有了向城邦发展的基础。旧制度的崩溃，相对先进的 生产技术的来临，让希腊走上了不同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历史发展道路。(注：陈 隆波：《城市、城邦和古代西亚、北非的早期国家》，《世界历史》1984年第4期；晏 绍祥、罗静兰：《君主制还是共和制——论初期国家政体的发展方向》，《华中师范大 学学报》1990年第2期。) 黑暗时代希腊出现的另一个闪光点，是共同体的组织。这些共同体和迈锡尼时代的宫 廷国家不同，面积都比较小，人口也不多。居住地超过1平方公里的共同体都很少，如 前所述，在整个希腊大陆和克里特仅有6个。即使是这6个大的定居点，无论是其人口， 还是其掌握的财富，都不能与迈锡尼时代的宫廷国家相提并论。(注：斯诺德格拉斯估 计，勒夫坎地的人口大概在15—25人之间。其他的定居点人口可能也不会多。见A.M.Snodgrass,Archaic Greece:the Age of Experiment,p.18。)勒夫坎地的墓葬是目 前发现的这一时期最豪华的，大约45米长，10米宽，考古学家从其中一座墓葬中发现了 一尊青铜容器，一支铁矛尖，一把铁剑。另一座墓的墓主为女性，陪葬更少，仅有一些 装饰品而已。此外，考古学者还发现了4匹殉葬的马。其规模和陪葬品，如果与迈锡尼 的阿特里乌斯宝藏或者克吕太涅斯特拉宝藏比较，不免寒酸。(注：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p.41；保罗·麦克金德里克：《会说话的希腊石头》，第55、6 3—64页。) 不过，这座墓葬提供了一些有关当时社会的信息。首先，在那样一个普遍贫穷的时代 ，能够修建起超乎寻常的陵墓，说明已经有人能够利用某种力量和技术，强迫其他人为 其服务，所以是某种权力的标志，也说明共同体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组织起来。其次，墓 主能够用4匹马殉葬，表明他比较富有，能够养马本身就是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第三 ，这种特殊的墓葬，好像是专为社会上层人物准备的。既然如此，理应同时存在穷人的 墓葬。由此可以推测，共同体成员相互并不是完全平等的。第四，墓中出土的某些物品 ，特别是金属制品，可能并不是当地的产品，而是从外地、很可能是西亚进口的，说明 优卑亚地区在普遍孤立的状态下，仍然和西亚保持联系。这种联系，恐怕也不是单个人 能够做到的，需要一定的组织。如果说它们是由当地生产的，那可能意味着当地已经有 手工业工人存在。如此，则说明当时已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工。最后，墓葬存在的时间 不长，表明权力体系尚不够完善，缺少制度化的保障，权力不是在某一个家族中长期保 持的。所以与荷马所描写的巴赛列斯的地位有不少相似之处。(注：晏绍祥：《荷马时 代巴赛列斯的权力基础》，《史学集刊》2002年第2期。)迈锡尼文明灭亡后的共同体， 一方面保留了科层分化，另一方面显示出家庭试图将地位世袭传承的企图。到公元前9 世纪末，“有迹象表明，希腊大陆上的共同体开始组织起来。在选址上，在接纳的成员 上，在家庭的分化上，在物质财富差别的展示上，墓葬都表现得更有次序和更富于规定 性。”(注：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pp.43—44，51.)而在爱奥尼亚， 士麦尔那已经于公元前9世纪中期修建起最初的城墙。这或许意味着，作为一个独特的 群体，士麦尔那人已经具有自己作为一个集团的情感，因此修起城墙，把自己与其他人 分离开来。用科得斯瑞的话说，“这是目前已知的希腊城邦最早的要塞。”(注：J.N.Coldstream,Geometric Greece,p.50.) 公元前8世纪，希腊世界发生的变革更加明显。这一时期墓葬、定居点的数量明显增加 。在克里特西北，公元前10世纪到前9世纪的墓葬仅两处，定居点仅1个。公元前8世纪 ，墓葬增加到5处，定居点增加到3个。在克诺索斯，人们开始打井。在伯罗奔尼撒，“ 是公元前8世纪后期，而不是公元前9世纪，让人们看到了人类活动剧烈增长的证据。” 在阿提卡，定居点从公元前9世纪的15个增加到公元前8世纪的50个。成人墓葬的数量， 公元前9世纪大约每年一例，公元前8世纪后期达到每年2.5例。(注：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pp.70—74.)斯诺德格拉斯提供的图表证明，人口数量在公元前 10世纪到前9世纪一直比较平稳，但在公元前8世纪，其增长突然加快，而且这种增长不 是个别地区、而是全希腊的现象。因此，他将这一现象称为公元前8世纪的人口爆炸， 并将其与希腊城邦的形成联系起来。“随着定居点数量的增长，它们之间的联系更加容 易和经常；新思想传播的范围更广；变化速度加快。随着那些定居点规模的增长，更大 的劳动分工成为可能，而且更重要的是，政治变化几乎成为必须。当共同体在一代人的 时间里扩大一倍时，原来那种在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家庭支配下，以及实际上存在的由当 地统治者、偶尔由某一较大集团组成的人民大会做出决定的做法，变得难以运作。人们 需要更多的土地资源；需要建立新的住房甚至是新的定居点。在集体的记忆中从未出现 过的问题，现在摆在了面前。人们需要做出一些影响深远的、有时是困难的决定。原来 具有头等重要性的集体的生存，现在被一些更深远的考虑所代替。人们需要组成更加紧 凑、更加复杂的社会组织。”(注：A.M.Snodgrass,Archaic Greece:the Age ofExperiment,pp.19—24.)虽然现在的研究表明，斯诺德格拉斯的观点不无可以商榷之处 ，因为希腊的人口增长，可能比公元前8世纪要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到公元前8世纪， 享有某些政治权利的人大量增加。(注：Ian Morris,Burial and Ancient Society:the Rise of the Greek City-Stat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p.2 9ff.)于是，相邻的地区被统一在一个城市周围，农业取得主导地位，小农经济复苏。 人口过多的地区，则以向外殖民的方式，将多余人口外迁，以保持人口和土地相对稳定 、恰当的比例。公民权从此与土地占有联系起来。为增强凝聚力，这些共同体确立自己 的保护神，并修建神庙，所以，公元前8世纪在希腊许多地区出现了永久性的神庙建筑 ，有些规模还相当大。与神庙建筑同时兴起的，是献纳给保护神的祭品大量增加。保护 神和神庙建筑的出现，意味着共同体权力的强化。而其献纳品的增多，说明贵族开始把 注意力从自己的家族转向更加广大的组织——共同体。所以，个人墓葬中的陪葬品数量 逐渐减少，而且趋向平民化。以雅典为例，公元前800年以后，在墓葬数量增加的同时 ，火葬取代了土葬；陪葬品的数量和质量都在下降，金器仅在几个墓葬中出现。公元前 7世纪的墓葬中，陪葬品都非常平常。“到公元前675年，绝大多数大陆和岛屿上的遗址 都拥有巨大的、统一的墓地，它们位于城外的大路边，没有豪华的遗迹。陪葬品很少， 金属消失了。如果能够在古风时代的墓葬中找到二件到三件陶器，就已经非常令人兴奋 了。”(注：Ian Morris,Archaeology as Cultural History:Words and Things inIron Age Greece.Oxford:Basil Blackwell,2000,p.287.)墓葬区不再出现在定居点内 ，而集中到周边地区。这也许是城邦本身禁止富人们如此。于是，富人转而向神庙和圣 地献纳大量祭品。“对神灵公开表现出慷慨总是模棱两可的，它可以是为了创造共同体 ，为了共同的福利，也可以是为了个人，创造出一种等级化的荣誉。”表现出一种中庸 意识。(注：Ian Morris,Archaeology as Cultural History:Words and Things inIron Age Greece,p.277.)而墓葬向外迁移，也表明城邦的权力逐渐得到认可。因为共 同体之间联系日益紧密，为防止敌人入侵，一些共同体开始修建环绕全城的城墙。城墙 的出现，显然是城内的人想把自己和其他人区别开来，暗示城墙内的人自我认同为一个 整体。同时，要修建这样规模的城墙，显然非一人或一家能为，必然集中相当数量的人 力物力，所以也提示国家本身活动的增加。(注：A.M.Snodgrass,Archaic Greece:the Age of Experiment,pp.24—48;Helle Damgaard,et al.,Urbanization in theMediterranean in the 9[th] to 6[th] Centuries BC,pp.9-142;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pp.81—104.)随着希腊和外部世界联系的加强，希腊人作为一 个文化整体的意识增强了。他们借鉴腓尼基字母创造了自己的字母文字，(注：现在的 证据暗示，黑暗时代的希腊也许不是完全不知道文字。但希腊人比较广泛地使用文字书 写，最早应当不超过公元前8世纪。见Ian Morris,Archaeology as Cultural History: Words and Things in Iron Age Greece,pp.262—267。)发掘自己的英雄传统，并在此 基础上创作了规模宏大的英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基于上述事实，或许可以接受这样的结论：“总体上看，男性公民共同体远离了外在 的权威资源。神灵被安全地放置在它们的圣地中，死者则在墓地中。宇宙是非连续的。 巨大的鸿沟把城邦和英雄的过去、奇异的东方以及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灵分割开来。在共 同体内部，对本地出身的男性之间区别的抨击与该集团内部日益严格的界限，即公民和 妇女及物化奴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严格。这样，一种不同的古典城邦文化被创造出来。 ”(注：Ian Morris,Archaeology as Cultural History:Words and Things in IronAge Greece,p.306.) 结语 上述探讨表明，荷马社会中的polis并不是直接从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演变而来 的部落公社，亦非初期国家或者酋邦，而是在迈锡尼文明灭亡后、在公元前2千纪末和 公元前1千纪初产生的新的国家形态。正是迈锡尼宫廷国家的崩溃、铁器的使用、小农 的独立、希腊世界的孤立，造成了polis形成的基本条件。在荷马史诗中，这种新式国 家显示了它们的存在。从外部形态来说，它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包括周围乡村的居民 集合体，从内部结构来说，虽然存在着巴赛列斯、贵族和平民的区分，但作为一个国家 ，它已经具有了后世希腊城邦所具有的基本特点，那里存在着集体行使权力的机构；初 步的司法系统；由全体成年男子组成的军队；公共的神庙；世俗化的宗教权力等。这些 事实表明，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之间，至少从长时段的观点看，并不存在根本 的区别，荷马的polis是古典希腊城邦的直接先驱。当然，必须承认，荷马的polis毕竟 还相当原始。公民的城邦意识，也无法与古典时代相提并论。城邦真正成熟，还要等到 200年以后。对于那些强大的家族，城邦缺少强有力的制约手段。(注：这并不是说，这 些敢于违背人民意志的行为没有任何风险，见Christopher Rowe & Malcolm Schofield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28—34。)阿家门农式的统帅，阿克琉斯、狄 奥麦德斯和格劳科斯式的英雄，与梭伦、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等城邦政治家、甚至与 古典时代斯巴达的国王之间都有重大差别。(注：学界通常把斯巴达作为寡头制度的典 型，往往忽略了其民主特征。关于斯巴达城邦的特点以及国王的地位，见M.I.Finley,Sparta.In M.I.Finley,Use and Abuse of History.London:Penguin Books,1990,pp.1 61—177;A.Andrewes,The Government of Classical Sparta.In E.Badian(ed.),Ancient Society and Institutions:Studies in Honour of Victor Ehrenberg's 75[ th] Birthday.Oxford:Basil Blackwell,1966,pp.1—18;D.M.Lewis,Sparta andPersia,Leiden:E.J.Brill,1977,pp.27—49。)如果把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国葬典 礼上的演说和格劳科斯对狄奥麦德斯说的话进行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别将非常显著。( 注：伯里克利的演说无疑是雅典民主制度的一曲颂歌，表达了城邦的理想，因此也是城 邦特征最典型的表现。见Alfred Zimmern,The Greek Commonwealth:Politics andEconomics in Fifth-Century Athens,5[th]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 31,pp.198—200。)不过，这是一个萌芽中的城邦和一个最典型、成熟的城邦之间的比 较，两者之间相距约300年，比美国建国的时间都要长。如果承认今天的美国和建国时 的美国之间的联系，那就没有理由不承认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和荷马的polis之间的继 承性。 (责任编辑：admin) |